“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的重大决策。1980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40年后，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摘编自《口述改革历史》（下），以口述史的形式，讲述经济特区建设初期的创业历程。

口述者｜金德本 原国务院体改办经济特区和开放司司长、国务院特区办经济特区司副司长

▲航拍深圳福田CBD城市风貌。图/视觉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就已经作出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但真正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从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下称“50号文件”）正式下发算起。“50号文件”是根据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同习仲勋、杨尚昆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创办特区”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上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因为当时国家外汇特别紧张，全国的外汇储备就几十个亿，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以后需要进口大量的东西，要花很多外汇，因此要试办经济特区促进出口。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下发。

虽然“50号文件”中指出要先在深圳和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但实际上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下称“41号文件”）下发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试办经济特区。

“41号文件”一方面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还明确提出了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这份文件的下发，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建设经济特区这项工作是由国家进出口委和国家外资委设立的局级单位特区工作组具体实施的。这个特区工作组一共就8个人。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外资委和进出口委被撤销，特区工作组就被划转给国务院办公厅，由国务院办公厅直接管理，单位名称和人员编制不变。当时中央负责这块工作的是谷牧同志。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在沿海开放14个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工作联系的地方也增加了，特区组的8个人就不够了。因此国务院同意扩充人员，并把特区组提升为国务院副部级的办事机构，名称改为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由谷牧同志直接领导特区办。

▲1984年4月6日，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全体同志。

当时谷牧同志就说，我们还是要精简机构，虽然工作很重要，任务也很重，但是人员不能太多，不要超过40个。他要求我们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特区的意见要求，冲破思想意识上的阻力，为打破旧的体制去呼喊。他严格要求特区办人员不许在特区买东西，特别不允许买进口商品。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以身作则。我听他们讲过，过去特区还比较落后，谷牧同志去考察工作，那会儿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又没有空调，实在热得睡不着觉，只好在床底放几块冰块降温，他自己还开玩笑说这是“冰镇谷牧”。他当时岁数也不小了，还经常到第一线去考察、调研，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功不可没。我们对他非常敬重。

我们对特区前十年的发展有一个大体上的划分：1979-1982年是试办阶段；1983-1985年是建设阶段，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85-1989年是特区的发展阶段。其中深圳特区的建设是最令人关注的，中国对外开放使国外都很震惊。所以小平同志讲特区是“四个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开放的窗口。我们后来对特区的作用又加了“两个扇面”：一个是向外辐射的扇面；一个是向内辐射的扇面。“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作用已经开始在发挥，尤其是国外，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特区建设也是在中央方针政策的引导之下，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取得的成绩。实际上特区建设最大的特点是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包括深圳特区基本建设前5年已经投入将近上百亿元，1987年底已经达到103亿元，但是这103亿元中，国家主要给政策，在资金方面真正投入的只有2.8亿元，包括水、电、路等。这2.8亿元是怎么构成呢？实际上就只有两个项目。一个就是“二线”，也叫特区管理线，刚开始深圳特区划的范围是327.5平方公里，深圳整个面积是2020平方公里，在深圳特区内特殊政策不可能覆盖到其他的地方，过去出现很多问题，包括走私、贩私等，中央早就已经考虑到了，因此刚开始就决定要把特区和非特区隔开。这隔开非同小可，特区管理线83公里长，有6个大的通道和29个小的通道，都由海关和武警管理。刚开始的时候，进深圳特区是要边防通行证的，我们去了也一样要有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到特区。“二线”主要管理的还是货物，因为实行特殊政策当中有一条就是特区自用的生产原材料都是免税的，但是出特区到其他地方去是要补税的。发展到最后，在特区内自用的市场物资是半税（所谓市场物资，实际上很多都是生活物资），这个管理起来难度就很大，因此从刚开始就管理很严。这条线大概真正投入的资金是1.3亿元，这是国家投资的一部分。还有1.5亿元投资也是和对外开放密切联系的，用于回购由港商投资建设的海关边防的联检大楼。当时深圳的基本建设投资，政府和企业自筹的大概占1/3，银行贷款大概占1/3，还有很大部分是利用外资。海关边防的联检大楼一开始是由港商胡应湘投资，设施很好，很高档。刚开始这也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因为所有权归他，海关边防，包括商检卫检、联检大楼里的所有机关都要受制约，后来中央决定收购，国家把钱全部还给这位港商，建楼大概花了1.5亿元。因此国家花钱在深圳建设的这两个项目的资金，就占了约2%的比例，其他建设资金要么是借来的，要么是利用外资，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以及企业和政府自筹的。1979年，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大概就2个亿吧，其中1.2亿元实际上是农业生产总值，因为那时候的深圳基本上是一个渔村。还有一部分就是商业，工业占的比例非常小。到了1987年底，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亿元，年均增长速度大概是47%，每年都是以这个速度递增，发展非常快。因为国家相关的政策到位，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项目很多。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最初都是以出口为主，最早实际上主要是靠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因为国内没有这么多高档的产品可以出口赚外汇，实际上就是靠引进一些生产线，简单加工组装一下，跟来料加工的性质是一样的，这种简单出口组装出口量很大，但赚钱却不多，对我们来说收益并不大，而且带来很多弊病。到1982年上半年，中央有一个紧急通知，就是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走私、贩私。当时很多人大量从内地收购东西然后出口，出口可以退税，外汇还可以留成，扰乱了经济秩序。几个经济特区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些地方的走私就更严重了，像汕头走私就是蚂蚁搬家似的，小船靠到沿海就把货物送过来，逃避海关的管理。所以中央下大决心遏制经济领域当中的这些不良行为，使经济特区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可停泊5000吨货船的广东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顺岸式码头（1984年10月摄），图/新华社发

深圳、汕头走私的事件出现后，大家对特区争议挺大。刚开始的时候中央的决心是很明确的，但是对办特区，一些同志实际上是不太理解的，甚至也有些担心，老同志担心就更明显，说这是资本主义。

这里还涉及一个对特区的管理问题。当时对特区的“管”和“放”这个度怎么把握呢？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大的原则。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次会上讲，我们办的特区叫作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虽然在对外经济工作当中有很多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变，这个大的原则是确定的。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个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了特区的性质、特区所要坚持的原则和特区实行国家各个方面法律法规的原则，在这些方面不能有任何的特殊，特殊的只是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当时我们叫作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因此特区在前10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不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中央还是一直坚持这个政策。我国走的是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道路，中国有很多自己的具体情况，在这过程当中方向是明确的，随时出现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预见到的。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还是下决心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加强管理。对外开放不仅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大变化，实际上也培育了很大一批干部和管理人才。有些人虽然在这过程当中没有经受住考验，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真正走过来的人信念就更加坚定了，方向更加明确了，特区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特区在建立之初，实行很多特殊政策，渐渐地我们对外开放的面覆盖到全国。我们之所以从点到面发展、推进，实际上就是为了带动全国。现在经济特区的名义还在，但是历史使命、功能发挥，应该说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时特区叫“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排头兵就是带队，让大家跟着走，但是在这过程中有的地方比特区跑得还要快，所以说所有的事情还是得用辩证的方法来看，不能永远不变。特区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当然，现在的深圳发展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深圳毗邻香港，在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资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用的是香港的东西，但是香港并不能完全代表先进发达国家的水平，不可能长久。后来深圳在转型过程当中，谷牧同志曾带了24个部委的领导去深圳开会，确定了“外引内联”的方针，“内联”就是利用我们国家的技术、人才到深圳去建企业，以这种内联企业为基础，然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中央这个决策对深圳的工业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深圳的工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深圳实际上应该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目前在国家创新战略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应该说特区的功能和作用是作为窗口，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建特区的目的就是在合作的过程中让我们通过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外国的经验，让国际上很多国家、很多人了解中国，看到中国的发展，看到中国很多现象跟国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这样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当中去，才可能受到国际信任、认可，经济特区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总之，经济特区是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

《口述改革历史》

迟福林 主编

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本书以口述史的形式，选取了90多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改革决策者、知名改革专家和基层实践者的访谈，围绕70多个改革事件，较为客观地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珍贵的改革历史。全书分为上、中、下3册，共9个部分，分别为思想解放、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城市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建设等。以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展现改革开放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