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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改革:龚浩成回忆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

时间:2020-11-20 17:20 来源:中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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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并开始正式营业,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和股市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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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龚浩成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

 



 

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不得不提鼎鼎大名的飞乐音响,飞乐音响是上海发行的第一只股票。这只股票是1984年11月18日由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此后,飞乐音响这只股票被邓小平当作外交礼物送给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主席凡尔霖,因此其驰名中外。有了股票就要交易,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业,相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堪比《梧桐树协议》之于纽交所。1986年9月26日,1949年以后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张,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1949年以后的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在南京西路1806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挂牌买卖,当天上市的100股股票不到一个半小时即被抢购一空。

 

但静安证券业务部毕竟不是正式的证券市场,也不能代表上海的证券市场已经建立,只有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才是证券市场正式建立的标志。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认为证券交易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利用。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事项也多次被提上议程,但总体意见是马上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机未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背景

 

当时推行股份制的企业,想要多余的资金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呢?我们国家当时有很多规定还是阻碍证券市场发展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确保满足国家资金需求是首要任务。比如说,企业不能发行公司债融通资金。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本书的发行座谈会,有一家企业的老总也来了,他对我说:“龚行长,我十分感谢您。”我说:“你感谢我干啥?”他说:“我们这家企业是上海证券市场‘老八股’中的一种,那时候我们想发50万元企业债券,人民银行也批准了。但是财政部发了一个通知,说国债卖光以前,不准发行企业债券。我在市委党校学习的时候,就对此提出了问题。刚好党校的老师跟您财大的同事也认识,他说,看来这个问题没有第二个解决办法,你只有去找龚行长。”

 

他这么一讲我就想起来了。我有个规矩:公事不带到家里,家里的私事不带到银行去。我这个规矩大家都知道。而我的这个同事,人很热情,带着这个老总找到我家里来。我一看这事情还要上门来,那是挺严重的了,得帮助人家。当时我一听,才50万元,也不多,对我们银行来说是比较小的一个数目,但对他来讲是很大的。虽说这事是我们人民银行批准在前,财政部发文在后,可是明着顶上级的指示是不行的。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吧。”我没有一口答应他,只同意想想办法。第二天我到行里去,我想,他要想发行就得改个名称,不要叫企业债券,财政部明

 

确企业不能发债券嘛。我想的办法就是让这家企业发行50万元企业融资券,不叫债券。因为这个企业是我们事先批准的,我们也要讲信用,就这样改头换面,实质没有改变,企业就把那50万元拿到手了。这融资券是定向发行的,只在一定范围内发行。有了这笔资金,后来这家企业被救活了,成了第一批上市公司。他说:“我得谢谢您。”这事说明当时企业融资很困难,受到多方的阻碍。

 

这就反映出一个问题:当时想要融入资本市场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地方的集体性质的小企业,他们面临资金困难。所以我们讲的“老八股”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指这种小企业,小飞乐也是小企业。“老八股”只有一家是国营企业,叫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新中国成立以前叫华德灯泡厂,这是老牌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叫荧光灯厂,是做日光灯的。过去在上海财大时,学校要求老师一个礼拜劳动半天,我们每到礼拜四就到这个灯厂运日光灯管。因为就只有这家企业是国营企业,还不是大企业。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当时国营企业对资本市场没有兴趣,所以相关改革推不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1989年的时候,外国认为中国从此就要把改革开放的大门重新关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会不会继续下去,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直接导致了外资不敢进来,使得中国的资金更为紧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计划开发浦东,但是开发浦东需要的预算是天文数字。当时,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中心办公室的总干事宫著铭同志给朱镕基同志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说道,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这引起了朱镕基同志的重视,我个人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朱镕基同志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决心。

 

成立筹备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

 

1989年,朱镕基同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在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场点名征求三个人的意见。这三人分别是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我和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当时“三人小组”还没有宣布。他问李祥瑞:“办证券交易所,你看怎么样?”李祥瑞说:“总体意思上看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所以我们要表明还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心。总体来说,李祥瑞不是反对,而是感觉此时存在风险。

 

朱镕基同志接着问我:“老龚,你看怎么办?”我说:“都好。”一方面,我同意李祥瑞的意见;另一方面,在100家股份制企业中,只要有50家企业具备上市条件,交易所就能运转起来。我后来还看到一个资料:柬埔寨组建证券交易市场前到上海来取经,他们要学怎么组建证券交易市场。他们只有一家企业就组建了证券交易市场,我们当时还有8家上市公司,另外还有20多种债券。当然,现在回头看,我这看法有点片面了。

 

朱镕基同志接着问贺镐圣:“老贺,你看怎么样?”贺镐圣也敢说,他说:“我看先搞起来再说吧。”他也不讲好坏,搞起来再讲。当时朱镕基同志讲了一句话,他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怕。”他听出我们的担心了,接着说:“你们不要怕,真的出了事情,我跟刘鸿儒负责。”当时刘鸿儒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体改委副主任(后来是证监会第一任主席)。朱镕基同志还说:“你们还在二线,我在前头。”但是,我当时想要是真的出了问题,也就没有什么“一线”“二线”了,原因就是“搞资本主义”,大家担心的就是这是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12月2日,在康平路会议上,朱镕基市长拍板成立了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员包括李祥瑞、贺镐圣和我,办事机构设在人民银行市分行。“三人小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三人直接对朱镕基负责。这样处理有很大好处,比如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代表,按照组织原则,参与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出意见就需要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实行党组制度,要党组取得一致意见,我才能做。这样一来,程序就比较麻烦,有时时间上不允许。李祥瑞和贺镐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对朱镕基市长负责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以边做汇报,边统一思想,因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筹建证券交易所

 

在筹建过程中,有一些很知名的老同志来参观,跟我和尉文渊说:“你们不要搞资本主义。”后来我们碰到香港交易所的利国伟,他那段时间总来。他看到朱镕基市长,说:“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你们搞这个东西干啥?”朱市长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利先生啊,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谈交易所的技术问题。”这事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听到了不能不思考啊,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是个大问题,过去从来没遇到过。我当时反反复复考虑这个问题,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证券交易所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和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是一个道理嘛,商品经济早于资本主义。我始终认为,证券交易所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结果,是被资本主义加以利用的。既然资本主义可以利用,我们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利用?所以从出发点来考虑,就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利用这种影响,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呢?后来我看到吴邦国同志在人大会议上的一个总结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有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有公有制,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个制度保证。我们有这四个制度保证,就可以保障我们的资本市场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说,搞实际工作的同志不要参加争论。他明确规定了别去争论这东西有道理没道理,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假如一直搞争论,讨论究竟什么原因产生证券交易所,在理论方面没完没了的话,那么交易所也不要建立了。所以我认为不争论,到现在也没争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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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当时争着办证券交易所的不少,所以我们和各省经常沟通。一个是北京“联办”,另一个是深圳。对深圳,坦率地讲,我不太担心。因为我跟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一位同志原来是银行的同事,经常电话联系。我问他深圳交易所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他说不晓得,我就放心了,因为证券交易所是人民银行管的,深圳要建设证券交易所,深圳的人民银行都不了解情况,是不会报总行让总行批准的,这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就不是正式的,所以我就放心了。后来听说深圳市委书记问及什么时候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经办同志回答说,“需要的话明天就可以成立”。我认为即使“明天”成立,那也是没有被正式批准的。而我们成立的证券交易所,是被正式批准的。所以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深圳是1991年4月被批准成立的。并且我认为深圳有香港优势,但这优势也是一种风险。因为不可能出现两个经济中心连在一起,深圳是一个经济中心,香港也是一个经济中心,这是不大可能的,大树下面不会再有大树。所以通过分析,我们对深圳应该是不担心的。

 

①“老八股”:包括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②“联办”全称“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中心联合办公室”,即如今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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