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玮生：日本追随型防疫将面临更严峻挑战

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周玮生教授虽然是学工学出身，平时主要研究能源环境经济政策学、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学等领域，但擅长用统计分析、计算机模拟等工学方法研究社会政策。他从年初即开始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进行新冠疫情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通过近一年的观察和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属于追随型政策，很难防患于未然，并且在决策上错失了多个遏制疫情扩散的时间点，今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抗疫形势。因此，在日华侨华人需要时刻保持较高的危机意识，加强个人防护措施，这样才能在接下来的冬季爆发期中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日本新冠病毒累积感染人数与感染爆发期

早在10月18日，周玮生就已经通过自己的facebook帐户向周围的人发出警告：日本新冠第三波疫情已经到来。

他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有四：一、当天日本全国新增感染人数626人，感染人数开始快速上升并且已经超过了4月17日第一波疫情的峰值（全国新增感染人数563人）；二、夏季结束，气候进入病毒快速扩散的秋冬季节；三，人们对防疫对策进入疲劳期，逐渐开始放松警惕；四，第三波疫情在美国已经开始。美国第一波疫情峰值出现在4月10日，日本是4月17日。美国第二波疫情峰值出现在7月22日，而日本是8月11日。美国11月18日超过17万人， 日本是2230人。日本每一波都紧跟在美国之后，其原因尚待分析。感染源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是应对新冠病毒最困难的课题之一。

事实也确实如周教授所预料的那样，在十月中下旬，日本的新冠疫情毫无疑问地进入了第三高发期。11月19日日本全国新增感染人数已经是第一波峰值的大约3倍，大大超过了第二波峰值。

周玮生指出，感染人数更多、感染速度更快、感染者年龄分布更广，重症人数与死亡人数增加是日本第三波疫情与前两波的不同之处。以7月初东京为起点的第二波疫情，到8月7日日本全国每周平均新增感染人数才增长到大约1300人左右，而10月下旬一周平均不过500余人的第三波疫情在进入11月后迎来爆发式增长。截止到11月14日，全国一周感染人数已经高达约1400人。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被视为新冠高危人群的六十岁以上高龄者染病人数明显增加。如东京第二波疫情中60岁以上感染者仅占感染总人数的8.2%，而11月16日东京60岁以上的感染者已占感染总人数的17.1%，是8月的两倍多。大阪进入11月后高龄感染者人数占总感染人数的比例更高达25.8%，比东京呈现出更为严峻的态势。截止到11月中，日本全国住院人数1万2358人，重症人数272人，均超过前两波的最高值，死亡人数也随之增加。

周玮生教授表示，统计数据已经显示，第三波疫情比前两波疫情更严重得多。虽然，此前积累的经验会帮助医护人员对病情进行更有效、合理的应对，但是考虑到漫长的冬季才刚刚开始，第三波疫情的峰值何时出现还很难预料，日本医疗体系所面对的压力可以说是空前巨大。加之，第三波疫情传染渠道更加多元化，也增加了预防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在日华侨华人需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采取必要的措施严防感染。

疫情期间的东京。中新社图片

在谈到目前很多华人朋友都参与其中的「Go To Travel」、「ＧoＴo Ｅat」活动时，周玮生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表示，这项政策的初衷和目的尽管能够理解，但实施的时期不对，这是一项与严防「三密」的防疫对策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周教授指出，日本政府实行的「ＧoＴo」活动是为了推进受新冠病毒严重影响的旅游餐饮会展业的振兴，今年度補正予算案額为１兆6,794亿日元，本来是设定在新冠病毒感染收缩后开始执行的激励政策。结果是实施时期严重不合适。如图所示，在「Go ToTravel」开始实施的7月22日当天新增感染人数为757人，比第一波峰值还高，实际上是处于第二波的快速增长期，到了7月31日迅速增加到了1762人。而「ＧoＴo Ｅat」开始的10月1日当天感染人数为569人，与第一波峰值差不多，到了11月19日则上升到了2230人，破了纪录。

日本国民不出去旅游吃饭、消费意愿低下并不是他们不想出去旅游消费，也不是他们没钱出去旅游消费，而是政府再三警示国民尽量避免「三密」，同时疫情引发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不敢出去游玩。如果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需要刺激，大家就会主动出来消费了。而从感染情况看，饮食店，特别是有接待活动的餐饮等更容易集团感染。在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拿出1兆6794亿日元的预算来实施「Go To」活动，以期带动各地旅游观光、运输、餐饮、会展、娱乐业的复苏，这就等于是号召大家“扎堆”到那些高级饭店、豪华宾馆和娱乐设施，这势必会引发疫情的反弹。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证明「Go To」活动的实施和第三波疫情到来之间的直接关系，但两者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很难否定的。就象日本医師会的中川俊男会長所表明的那样，「ＧoＴo」活动可能是感染传播扩大的催化剂。所以，从政策学角度，这部分1兆6794亿日元的预算不应该用到旅游观光、餐饮、会展、娱乐业参加人员的补助上，因为这样会加大集团感染发生的危险。而应该把钱用与这些行业提高防控能力的措施上，提高With新冠病毒环境下如何安全地进行旅游观光、餐饮、娱乐等活动上。因为基本的前提不是因为没有钱而不去消费的。这样才能力求在抗疫的同时，做到生产活动，社会活动逐渐恢复正常，实现可持续发展。

周玮生认为，目前来看中国和日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抗疫方法，其实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尽快消灭病毒，尽可能地将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中国采取强制性封城手段和严格的管理措施，通过强制性阵痛获取长久性效果，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配合采取同样的严格措施，中国国内消灭了疫情仍然面对外来感染者的危险，同时与世界的往来无法恢复正常。从政策学角度看，日本的防控措施可以说是追随型/应对型（问题发生后采取对策，感染严重后采取措施）的，而缺少未然型/战略型（防患于未然，不是到了第三波出现了才采取对策）举措。日本采取非强制性措施，依靠国民自觉的行动边抗疫边发展经济，力图把疫情对生产与生活影响降到最小程度，这是各国都期待的结果。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目前还很难判断两种方式到底哪个更好，因为中日两国政策的后果有些已经显现，有些还没有，所以现在和将来的评价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短时间内坚决控制住疫情扩散是克服危机的关键。这需要决策者们的大智慧与大勇气。面对新冠疫情这场大灾难需要全球多方面的合作，只有大家统一认识和行动，同时重要的同步采取有效措施才有可能尽快消灭全球范围的疫情。

在有效安全的新冠疫苗还没有出现的下一步，日本很有可能会遇到更大挑战，需要采取未然型战略型果断措施，包括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或者封城措施。

所以建议，中日韩三国先抱团取暖，互相帮助支持，率先于世界防控住新冠病毒扩散，然后加快恢复三国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正常往来，率先于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然后帮助世界。因为中日韩三国的名目GDP总和与人口总和分别占世界的接近1/4，从地缘政治以及区域经济和新冠抗疫角度，中日韩三国率先合作有利于本国，有利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