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发展新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百年变局中的挑战与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隆国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进期，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百年变局，关键在“变”，其中蕴含的趋势性变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需要我们保持定力、深入思考，从而趋利避害、以变应变，推动中国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要关注国际环境变化中呈现的四个深层次趋势性变化。一是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在所难免。我们既要看到竞争一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要看到互补一面，不失时机地推动双边关系稳定，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迅猛推进，各国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席卷全球的技术革命浪潮，谁都躲不过去，谁主动拥抱谁就可能脱颖而出。三是国际治理体系在加速演变，争夺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既对当前的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又会对未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深远的影响。

任何变局中都会有挑战和机遇，对我国而言，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客观存在的战略机遇，顺势而为；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战略谋划，特别是发挥大国经济影响力，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优势，更好地塑造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此外，还要在应对危机中善于发现机遇、把握机遇，从而实现危中转机、化危为机。面对疫情冲击，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外贸出口逆势上扬、跨境投资质量向好，就是最好的例证。

具体到当前经济发展，既要把握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机遇，兼顾发展与安全，在新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还要把握好绿色转型的机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绿色发展；既要高度重视引进人才、技术带来的机遇，把人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还要抓住走出去、主动整合全球资源的机遇，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技术，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本报记者 欧阳优整理）

增加资金投入促进乡村振兴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谢经荣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提前实现翻番目标，增速连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特别是贫困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短板在农村，难点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现代化。目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因而需要在以下方面发力。

一是逐年增加涉农财政投入。2016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各级财政涉农资金超过1.2万亿元，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源投入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涉及面更广、涉及范围更大、时间更长，需要的资源也更多，对完善财政涉农资金管理的体制机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进一步增加财政涉农支出规模。建议在政府年度预算报告中增加财政支农或乡村振兴占比指标，并使以上指标逐年上升。

二是发行乡村振兴债券。乡村振兴必须要有真金白银投入，发行乡村振兴债券是拓宽乡村振兴战略融资渠道，破解资金制约瓶颈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已有部分省份试点发行了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但多数乡村振兴类项目存在项目规模较小、项目内容多、项目边界模糊等特征，总的发行规模十分有限，同乡村振兴的需求不成比例，发行条件对乡村项目而言也比较苛刻。建议发行15年至20年期的乡村振兴债券。

三是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农村。乡村振兴必须要全社会参与，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氛围。城市人员、社会资本进农村必须遵守三条红线，一是耕地红线，二是环境红线，三是农民利益红线，这三条红线不允许触碰。要鼓励更多的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从大城市、工业园区逐步转向县城县域。同时，要制定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政策，讲清楚禁止什么、限制什么、保护什么，让社会资本知道能做什么，并放心大胆地去做。 （本报记者 乔金亮整理）

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王洪章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从开局之年的宏观政策来看，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时代的要求。保持货币政策基本稳定有利于巩固我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率先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也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稳健的基调下，货币政策也要精准施策。不仅要考虑疫情的因素，也要考虑物价、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和区域发展等因素，避免形成资产泡沫，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社会各界对金融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不仅仅是“晴雨表”，同时也应成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助力器”。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在服务实体经济当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增长。

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一方面要打造金融资源直达实体经济的良好氛围和环境。监管要发挥重要作用，制定金融资源直达实体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和路径。同时，要改变监管方式，由机构监管尽快转变为行为监管和产品监管，避免层层嵌套和自我循环，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健全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大中小各类金融机构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做好各自功能定位内的服务工作。

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占用了过多的金融资源，容易催生泡沫。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既要考虑到我国的城镇化因素，也要考虑到在近期监管机构对房地产贷款划定上限后，如何严格控制金融机构其他渠道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如中长期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等问题。此外，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业务。银行对保障性租赁住房要加大支持力度，在服务方式、服务品种和服务效率上应进一步提升。对商业性的租赁住房，也要防止住房租赁公司囤积居奇、抬高租赁成本，从而促进住房租赁业务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陈果静整理）

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态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第二，推动实现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动态平衡。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决不是排斥对外开放，而是希望形成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尤其是希望形成更加畅通的国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有效保证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保安全、保底线、保国内的刚性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基本需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

第三，推动实现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如期完成，这对我国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扩大开放不仅仅是建设自贸区和开展自贸港试点，而是要迈向更高水平的、以新的国际合作制度性安排的主动开放，必须要有与这种开放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和法律体系变革调整。（本报记者 渠丽华整理）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高培勇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核心话题。首先应对新发展格局进行精确理解和准确把握。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人们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存在偏差，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把双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二是以“畅通”来归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认识显然具有局限性，因为把双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还可能模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着力点。

此外，实现“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之一，但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比“畅通”更深层次的考量，这种更深层次的考量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质层面来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找准着力点和着重点，才能迈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第一步，才能见到新气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政策的布局是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和层面作出的：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布局要讲究成本效益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既要考虑所实现的效益、达到的效果，也要考虑到付出的代价，尤其是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层面上的代价。因此，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上首先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布局要对症下药。比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依然存在，但冲击的力度和强度肯定和去年不同。因而，不同矛盾和问题需要用不同的办法加以对冲，而不应统统使用逆周期调节。三是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今年要“挤牙膏”。所谓“挤牙膏”，就是指遇到多大程度的问题，就用多大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对冲，控制好“力道”和“剂量”。 （本报记者 陈果静整理）

扩大消费需加强流通体系建设

中国贸促会原会长 姜增伟

2021年，我国要实现经济较快增长，需要把扩大国内消费作为重中之重，并将其作为更长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在这一背景下，2021年及整个“十四五”时期，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大国内消费，应把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抓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社会潜力巨大，但消费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短板和制约因素，尤其是消费便利化程度不高，对消费形成抑制，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出问题。

当前，为有效扩大消费，除了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等措施外，从流通体系建设的角度看，还应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充分发挥政府在城乡商业网点建设上的功能作用。商业网点建设要与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样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对居民日常消费离不开的社区便利店、菜市场、大众餐饮店、洗衣店、家政生活服务等，以及城市生活区配套的大型商业设施和流通基础配套设施，都要合理地规划布局，形成网络，打造便捷高效的便民生活圈。

对省长负责的“米袋子”、市长负责的“菜篮子”，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公益性配套的商业设施，包括居民网点配套的菜市场、大众餐饮店铺等，政府在财政、金融、税收、保险等方面应给予重点支持和考虑，使其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引导企业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消费数字化发展，推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引导城乡实体商业企业积极上线上云，打造一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示范企业。

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小城镇和乡村的基础设施，推进和改善小城镇和乡村集中居住点的供排水设施和网络基础设施，乡村道路的等级和质量也可根据各地情况适度提高，以便为乡村居民扩大汽车、家电、信息等方面的消费提供更好条件。在这方面，除了做好规划引导工作外，建议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给予适当支持。 （本报记者 刘 瑾整理）

进一步夯实稳定发展的基础

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盛来运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展的内外环境复杂严峻程度前所未有。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旺盛的活力。2020年，我国经济运行逐季恢复、好于预期，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将达到2%左右，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将跃上百万亿元新台阶，为全球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国内经济尚处于恢复进程中，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压力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犹存，民生领域存在短板，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需要强调的是，挑战和机遇是对立统一的，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今年，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疫情冲击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支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的有利因素较多。我国的产业体系完整，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世界经济恢复性增长，再加上新动能成长壮大、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等，让我们有信心、有基础、有底气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

综合判断，今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复苏的态势，并且向常态化回归，运行在合理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是狠抓贯彻落实。

在贯彻落实中，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把握好宏观政策的时度效。经济在恢复过程中，要进一步夯实稳定发展的基础，为构建新格局迈好第一步。同时，要抓紧经济稳定恢复的窗口期，深入推动财税金融、国有企业、价格、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向纵深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本报记者 刘 瑾整理）

　“碳中和”这道关一定要过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潘家华

中国向世界庄重宣示提前碳排放达峰、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节点，体现出国际责任、大国担当，也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首次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应该说，如此大的雄心，体现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决心和信心。

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从根本上讲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减少乃至中止化石能源消费，不仅可以推进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更为重要的是消除了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化石能源行业的就业，就可以被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所替代，而且更安全清洁。

需要指出的是，森林碳汇虽然具有固碳效应，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中和”一部分碳排放，但森林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形成干物质；通过燃烧腐烂，将干物质中固定的二氧化碳又释放到大气。因此从生命周期或长时间尺度看，森林是严格意义上的“碳中性”。所以，不要寄希望于植树造林就可以中和二氧化碳。

此外，实现碳排放达峰，是走向碳中和的第一步和关键一步，但并不是碳排放峰值越高发展空间越大。碳中和刚性表明，峰值越高，碳排放清零越困难。如果早转型，实现削峰发展，将更加有利于走向净零碳。 （本报记者 乔金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