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成功召开

2021年9月23-24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合作的2021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来自中国、挪威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围绕“应对高龄少子化挑战：国际经验与制度安排”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开幕式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所长赫尔斯塔德发表开幕致辞，挪威驻华大使白思娜发表特邀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发表特邀演讲。开幕式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冬妮主持。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以“以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应对高龄少子化的挑战”为题做主旨演讲。迟福林教授提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调整正处于关键节点。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与日本、韩国等高龄少子已经“固化”的趋势有所不同。中国的高龄少子化趋势仍有动态变化的某些特点。主要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群体有生育二胎、三胎的意愿，但是养育成本逐年加大带来“生不起”的突出矛盾。他从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和建立健全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的人口服务体系两个方面提出缓解高龄少子化趋势的建议，包括实行“选择性退休”、支持生育、养育、教育的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实行积极就业的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等。

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所长赫尔斯塔德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是非常重要的论坛，对帮助解决两国共同的社会挑战和相互学习借鉴有重要意义。高龄少子化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保障老年人能够体面地生活，同时要确保有足够的劳动人口，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挪威驻华大使白思娜在特邀致辞中指出，挪威和中国面临很多共同挑战，比如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比如应对高龄少子化。挪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比中国远远要早，2020年挪威的生育率已经降到育龄妇女人均1.48。低生育率其实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分不开的。妇女生育率与能不能更多平衡工作和生活、性别平等，包括产假、陪护假以及日托服务充分性和可负担性、教育成本和房价等都是相关的。挪威没有设定固定的退休年龄，而是采取在62-75岁的年龄段开展灵活退休、选择性退休的方案，也就是鼓励工作人群在年满62岁之后可以继续参加工作，他们在一方面工作的时候已经可以从他们养老金当中领取一定比例的养老金，这样的一个改革以家庭养老为依托，特别关注老龄人口继续参加工作。挪威和中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在未来我们的家庭是否愿意生育和抚养儿童，是否为老龄化做好了准备。虽然挪威和中国的国情有巨大差异，彼此间并不能简单进行经验照搬和复制粘贴，但还是能从彼此身上学习到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在开幕式特邀演讲中指出，改变低生育率仍有机会，关键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探究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生育年龄和就业年龄和收入年龄的不匹配不对称。这两者之间的不匹配是养不起孩子生不起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家庭时间预算约束影响生育率。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比很多国家高出1倍甚至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时间预算可能比财务预算对生育率的影响还硬一些。第三，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稳定性不足也会导致生育意愿也下降。一些非正规就业即低报酬、不稳定、缺少社会保障覆盖的就业岗位，使得劳动者时间预算不足、收入不足、安全性不够，这些都会降低生育意愿。此外，社会流动性差也会降低生育意愿。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主持，围绕“高龄少子化的变化趋势及应对政策与制度安排”进行讨论。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提出，老龄化会给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更大挑战，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养老服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长期的战略部署——解决“一小”的问题。解决现在“一小”问题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一老”问题。“一小”的问题主要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造成受教育机会不公平。为此，一是要实现“幼有所育”：普及0-3岁幼儿的科学养育模式；普及4-6岁儿童的学前教育。二是要实现“学有所教”：尽快实行12年义务教育；实行免费的高中和职高教育；降低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三是要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提高代际收入和财富均等化水平，提高教育的流动性。

挪威儿童与家庭部长前特别顾问霍尔提出，挪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对幼儿日托、老年护理等方面的需求，这在“一老”“一小”服务不太发达的经济体当中尤为明显。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进行社会经济规划，包括立法、从中央到地方的授权，以及提高公共支出透明度。第一，提供基本的养老护理及相关的公共支出。第二，提供良好的产前服务和高质量的孕产妇医疗服务。第三，提供高质量的育儿服务。例如，对新出生婴儿开展为期四年的幼儿园家庭随访，这些支出由国家和市政以及国家卫生信托机构出资承担。提供带薪育儿假的资金则由国家和雇主、雇员共同承担。还有，确保儿童从0-3岁的保育服务是可负担的。挪威有《日托法》，为从0-3岁日托提供法律保障，孩子满6月或者1岁之后就有日托席位，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共同提供补贴。《日托法》对日托经营机构的税收设定了上限。早期的日托服务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而是一种有补贴的选择性服务，这样有助于鼓励社会资本去提供一些更加优质的日托服务。第四，对于生育前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女性提供一次性的资金补贴，这也在挪威国家保险计划之内。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蒙古局局长李昌徽提出，全球长期护理存在巨额赤字。全球受到长期护理保护的人口只有6%。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增加对护理经济的投资，促进护理工作者的体面工作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到 2030 年将创造 4.75 亿个工作岗位，这意味着全球新增 2.69 亿个工作岗位。他提出长期护理政策改革的方向主要包括：一是创造财政空间以投资于优质护理政策、服务和基础设施；二是采用融资机制，确保财务保障和有效获得服务，同时保持长期护理系统的公平性和财务可持续性；三是解决工作质量低下问题以留住更多工人并打破职业隔离，使劳动力专业化；四是促进健康老龄化和康复以推迟长期护理需求。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郑京平提出，高龄少子化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趋势，在全球也很可能会成为趋势。高龄少子化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在不同国家有较大差异，对于变化趋势的预测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应对高龄少子化挑战，一方面，要尽可能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并充分结合智能科技等的应用，提高全人类财富创造能力，多创造财富，增加总供给；一方面，要创造及保证人口可替代的生育条件及实际生育结果。提高退休年龄，增加女性就业等措施，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健康水平，提高老龄尤其是高龄者自理能力，减少护理支出。通过人口生育及相关配套政策，使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左右。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提出，人口老龄化、老人收入低以及市场失灵对养老产业金融政策提出现实需求。一是要认清养老产业金融的本质属性。要明确养老产业金融的目标不是经济增长，而应当是帮助老人安享晚年、协助家庭排忧解难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二是要创新金融工具，拓展养老产业的融资渠道。三是要依据老年不同阶段的需求细分养老产业领域。最后，要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理性看待养老投资预期，养老产业不是赚快钱的地方，但是一个朝阳产业。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哈特提出，政府政策是可以影响生育率的，但不同的政策效果不一。经典的鼓励家庭生育的政策包括儿童照护、产假、陪产假、现金补贴和健康护理等。在挪威，政府在实行育儿假、对治疗不孕不育补贴等方面加大力度，对提高生育率有持续积极的作用；延长产假也对提高生育率有积极作用；但是，陪产假作用不大，甚至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现金转移支付的作用小与儿童照护、育儿补贴等。通过对相同政策的国际比较看，应关注整个国情和市场环境的不同，因为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机制之下发挥的作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提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有三个特点——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世界有深刻影响。

如何应对？一是要全社会动员，用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才能支持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要大力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就是用保险、用金融方式来支持养老的可持续性。要把国有企业推到更可变现的程度，然后让它更具有流动性，更多支持养老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其次，生育率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初婚年龄推迟。三是面对照护人员短缺的挑战，要加快养老设施社会化。这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方向转变，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的下降，这是不可遏制的趋势。所以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2035年以前，人均GDP提高跟劳动生产力下降之间怎么弥合和匹配的问题，这是人口政策需要研究的领域。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教授金维刚提出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社会政策思路。主要包括：一是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增强教育的公益性。进一步强化教育制度改革的公益性导向。将九年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改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机制，政府对于困难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以及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形成以公租房为主的新导向。实行以公租房为主体的新型住房制度改革，将极大降低住房消费支出占家庭支出中的比重，有利于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家庭养育子女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从而有利于显著提升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三是加强女性就业权益保护，消除相关社会歧视。完善有关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女性就业歧视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生育保险制度，适当延长生育女职工的产假期限，同时适当提高生育保险支付的生育津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高级经济师姜春力提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经过三年多的试点，制度运行平稳，取得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制度性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扩大试点，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和政策框架。一是探索建立责任共担可持续独立筹资机制。二是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三是完善不同部门之间涉老资金政策衔接。四是扩大试点应重点考虑不同类型的地区。五是建立失能评估和护理服务指导性标准。

9月24日，论坛将举行第二单元“高龄少子化的变化趋势及老龄化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讨论，由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吴士存主持。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葛延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养老与保障研究室主任林宝，《工人日报》主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瑜以及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泽娜、挪威社会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海特兰等将做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