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挪社会政策论坛闭幕

2021年9月23-24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合作的2021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来自中国、挪威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围绕“应对高龄少子化挑战：国际经验与制度安排”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9月24日，论坛第二单元围绕“高龄少子化的变化趋势及老龄化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进行讨论，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吴士存主持。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提出，老龄社会已不可逆转。从长远角度来说，老龄产业可能是未来的主流经济，也是主流产业。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重点看国内终端消费，国内终端消费重点看中老年消费。老龄产业涵盖的范畴不只是银色经济，是新经济。老龄文化产业、老龄健康产业、老龄宜居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服务产业和老龄金融产业六大产业具有高成长性。面对老龄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关键要转变产业观，要确立新的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北欧包括挪威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

挪威社会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海特兰认为，原有养老金制度给挪威带来的负担太大，收入分配在老年人青年人之间的分配不太公平，老年人通过养老金拿很多钱，青年人没有钱，所以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生育率继续降低，死亡率也在下降，预期寿命却在增加，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迫使国家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65岁以上的人2009年是15%，2065年将至少达到25%以上，养老金领取人占劳动力人口的2003年的时候是3.9人，下降到2009年2.6人，到2050年1.6人就要养活1个老人。在新的制度中，退休年龄不再固定，而是62-75岁年龄段之间可以选择。领养老金时间越早退休越早，领的钱越少。总额是一样的，但是提前领的话每年就领得少一点。领养老金的人还可以继续工作，可以64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是继续工作。根据预期寿命进行养老金改革，通过新的措施鼓励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从而来补偿养老金权利的减少。改革对于国民经济的后果，就是减少部分公共开支，2006年政府开始讨论改革的时候，当时国内收入的6%用于养老金。如果不改革的话，到2050年14%的国内收入就要用于养老金。改革后，这个比例将在2050年增长到11%，但是比14%要低一些。同时，劳动参与率会提高2%-3%，因为工作时间长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认为，将社区、国家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转移到以居家养老服务为主上来，是解决80%以上社会老龄服务的关键。老龄社会服务体系指社会服务于老年人口生存和发展的支持系统，即以满足老年人口基本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为目的，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的组织、人才、技术、信息、设施要素形成的体制机制。当前我国老龄服务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以居家老龄服务为主，社区和社会老龄服务为补充，三位一体、相互补充的体系。但从现实看，居家老龄服务功能弱化。社区老龄服务严重滞后，跟不上老龄化推进步伐，出现某些社区老龄服务断档、空白，某些社区出现老龄服务行政化趋势。以居家为主导的老龄服务急待改革整合，需要厘清、改革以居家老龄服务为主体的思维的顶层设计。建议用“完善主体、协同两翼”的方针改革构建老龄服务体系。“完善主体”即完善以居家养老和居家老龄服务为主体，将社区和社会老龄服务重心转移到围绕居家服务上来；“协同两翼”，一是将社区、社会两个层面的老龄服务重点转移到增强居家服务上来，二是改革和发挥社区和社会的老龄服务功能和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葛延风提出，未来十年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机会窗口期”，应结合中国国情，有效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构建完善的老年服务体系。居家和社区的支持体系远远不够。特别要加强老年生活与照料服务。一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原则不能变，老年服务模式要全面变革；二是明确服务属性，要合理区分公共服务、公益性服务、私人消费品之间的界限，形成合理的定价及补贴机制，强化质量监管；三是政府、市场、家庭与社会力量要合理分工；四是医疗卫生服务与生活照料服务要充分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养老与保障研究室主任林宝提出，中国养老服务面临低水平均衡陷阱，即相对高供给成本和低支付能力之间矛盾。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长，但养老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养老机构空置率较高、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较低。

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泽娜指出，如何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改革则更加侧重于老年人的卫生保健方面，当前卫生保健服务支出是挪威各市镇政府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概占市镇预算的1/3。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重，政府负担也急剧增加。首要是相关政策改革创新，并将新的政策有效的传播出去。并确保这些新的做法能够传递到那些较小的城镇，提高他们的养老服务能力。第二是建立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确保老年人能够参与社会生活。第三是为老人提供卫生保健健康服务。最后是保障服务的连续性，包括老年人的服务和家庭服务有连续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提出，“银发经济”带来新的消费人群。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60岁以上消费者的人均消费额超过了25岁至64岁年龄层平均水平，未来20年，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还将增加。“银发经济”激活了新消费。老年群体提供了大量卫生保健领域的经济和商业机会，还对生物技术、设备、制药和护理服务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比如，在日本，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养老康复，这也直接带动了机器人产业发展。

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认为，社会居家养老模式随着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置建设以及各种商业型养老服务便捷性的提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养老的主流模式。需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家养老主流模式的作用来应对。他建议，首先应拓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重点关注拓展其区域范围，养老服务项目及其内容和养老服务具体模式。其次，建立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从分散型、迟滞型、个体化向集中型、便捷性、群体化方向转变。第三，优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同时抓好社区重点老年对象的特殊养老服务，如重病、伤残、高龄等失能老人。第四，应从实际出发健全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和设备，并依托社区养老管理和服务机构及其网络助推养老产业发展。最后，应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向农村延伸。

《工人日报》主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瑜认为，我国正在逼近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减少问题日益严峻。我国老年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度挖掘潜力，但目前对老年人力资本，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力资本开发重视不足。为此建议，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与拓宽就业渠道，增强青年劳动力就业竞争性。其次，应适当调整就业结构，增强对老年人就业问题的关注度，竟可能提升老年劳动力再就业能力。第三，适当开展高龄劳动技术培训，创设银发学习组织，依据老龄人口学习习惯建立学习小组。最后，应完善延迟退休及保障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为“老有所为”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并对有自主创业意愿的老年劳动力者提供资金扶持和法律援助，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氛围，为“老有所为”在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