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研究消费应回答“四个什么”

消费问题是一个“复杂命题”。理论上，它牵涉到马克思讲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济过程各环节，实践上牵扯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政策调适。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张“巨量”的大网，投资也好，消费也好，净出口也好，都是这张大网中的一条条经线或纬线，每一条经纬、每一环节都紧密相连，借用列宁的名言“所有这些都错综在它里面”，牵一发而动全“网”。

因此，研究消费问题，要高屋建瓴，要有大格局观，要讲内在的逻辑。

研究消费问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简言之就是“一个根本：超越‘物本’，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

这里遵循的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底层逻辑。从源头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新社会的本质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注意是“每个人”，而且是“自由的”全面发展，虽然在现阶段，很难做到完全“实现”，但是“促进”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则应是我们的宗旨和神圣使命。

从“人本经济学”视角研究开去，其思考的主题应该是：在发展中“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建议，中国经济发展，可否由以往“主要”关注流量财富的增长（以GDP指标衡量）和存量财富的积累（以资产市值指标衡量），真正转换到“注重每个人的自身发展和生活幸福”的“民富型”模式上来？当前尤要在促进实现“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基础上，补足人性化的居民消费率的短板。

2015年，我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拉高”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

当前，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着重大的战略调整。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问题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框架中，扩大内需究竟以“扩大什么”为主体？当前形势下，应抓住新发展格局下的居民消费问题。按照中央部署，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消费之“人”与生产的“品”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端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是大家熟悉的。透过梳理“商品”在现代社会中的流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消费的“人”与生产的“品”是什么关系？谁是“主人”？谁是“仆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

马克思这句话中蕴含人本主义精神：“人”是经济运动的“主人”，而“品”只是人的“仆役”；人的需要是“主体”，而“品”的供给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要明确“主”和“仆”的关系，这个关系不能颠倒。

因此，一定要把握：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品”是生产的终点，是消费者的“仆役”。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应该从“人”这个角度来研究问题，从“人”的需要来研究。

消费有四个率，应瞄准什么“率”

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在谋求“消费”扩大的领域内，还有一些误区。梳理一下，这里有“四个率”容易“搞混”。因此，需要在分清“四个率”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重点放在哪个“率”上。

所谓“消费四率”，即：（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2）消费增长率；（3）消费贡献率；（4）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其中的居民消费率）。以上四个率，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指向和作用。

第一个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个指标，是指社会上零售的消费品总额增长情况。但它只反映消费中的“品”（消费品）这一部分的增长情况，未能反映居民全部消费的总体情况（主要是未能反映居民“服务消费”增长的新情况）。现在，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既包括老百姓购买消费品的金额，也包括了政府购买消费品的金额。政府购买越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越大，增长率也相应增高。这并不完全符合“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思路。

第二个率：消费增长率。这个指标既包括了商品消费，也包括了服务消费，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有进步性，应肯定这个“广义消费”的合理性（不只是商品消费，还有服务消费）。但是，它反映的只是动态的消费增长率，没有回答在此时期内“居民消费总支出”，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到底占多大的比重这个深层问题。

第三个率：消费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指标，重点观察和研究消费对本国经济增长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专家预测2020年之后五到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望保持在25%～30%左右。但这是从“增长主义”的角度研究问题，如果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问题，必须重视第四个率。

第四个率：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其中的“居民消费率”）。这里的“居民消费率”是指最终居民消费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动态增长并不慢，但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是低的，不仅低于所处较高阶段的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所处相同阶段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最终消费率”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过低。这才是研究中国消费问题的“靶心”。在需求侧管理中，应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聚精会神地瞄准“居民消费率”，下大力气把居民消费率提高。

扩大消费应采取什么方略

如何促进新阶段消费升级？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建议从机制、结构与消费方式三条线同时推进。

一是机制线，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消费升级。紧紧围绕“十个字”做文章。

——“能消费”：居民收入是关系居民消费升级的物质基础。现在是“三偏”，一则普通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二则收入差别偏大；三则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通过“提低、调差、扩中”，提高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以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

——“敢消费”：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敢消费”首先要搞好社会保障（尤其把基本公共服务搞好），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要覆盖到全体居民，以矫正社会预期，缓解居民心理焦虑。

——“放心消费”：最关键的是食品药品安全，涉及人的发展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确保消费安全。

二是结构线：优化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升级。主要应优化三个结构：

第一，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突出表现在医疗健康消费、文化消费、教育消费、旅游休闲消费、体验消费、信息消费等方面，即使是商品物质型消费也出现服务化趋势。如无意外，到2025年中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可能达到50%左右。

第二，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结构。政府消费“该增的增，该减的减”。“该增的”，主要是与居民直接相关的公共性消费开支，比如，政府用于医疗、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开支、用于失业养老抚恤等开支。“该减的”，如“三公”经费等。

第三，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从数据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还是短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大约是2:1）。应弥补、强化农村公共消费这一薄弱环节。

三是方式线：创新消费方式，促进消费升级。

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方式的多样化趋势明显增强。例如，近年直播电商购物方式风起云涌，网上支付大行其道，其他如网上医疗、网上教育、网约车出行、体验式消费、沉浸式购物、柔性化定制等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模式层出不穷。这里有大量的消费潜力值得挖掘，应积极创造更新颖的消费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升级。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