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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赵树凯:农民研究的他山之“玉”

作者:  时间:2010-01-16

Elezabeth J.Perry教授的中文名字为裴宜理。
  2000年初秋,正是暑期过后开学之初,哈佛校园比平时更加熙熙攘攘。中午,我和一位朋友去校园附近的越南餐馆吃饭。这家餐馆几乎每天中午都有不少哈佛教职员就餐,裴宜理教授也在这里。我们不期而遇,便讨论起农民研究。交谈得很愉快,起身离座前,约定第二天下午继续讨论。
  那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她的办公室。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位于哈佛国际研究大楼的第三层。这栋楼有欧洲、中东、俄罗斯、非洲等十来个国际方面的研究中心。在这个楼里,裴宜理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她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的西侧,毗邻东亚研究中心各个行政部门;另一个是她作为政府系教授的办公室,在三楼的正面,通常用于接待前来请教课程或商讨论文的学生们。2001年夏天,我结束了在杜克大学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来到哈佛,成为费正清中心的访问学者,裴宜理就把我的办公室安排在这个楼的一层。在哈佛的一年里,我经常出入这个楼。我回国不久,这栋百年老楼被拆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搬到Central Square附近的一栋楼里去了。据说三年后原址重建的新办公楼将落成。
  裴宜理教授的中文非常之好,不仅听说好,而且读写也好。她的成名作的参考文献主要是文言文资料,大量是清史档案。更想不到的是,她的中文书法也很有些功夫,课堂上的中文板书,结构严谨,造型俊美,令不少中国学者大发慨叹。有一天,她在哈佛教授俱乐部请我吃饭,谈起来她的大学时代,说那时侯她特别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本来读研究生是想读东亚系的中国文学,因为有政治系教授动员她,才读了政治学。以我的学术交流所及,海外有些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文是很成问题的,有的基本上是哑巴中文。据说裴宜理教授的日文水平也很高,我虽然一句日语不会,无从判断,但相信这样的评价。她半岁时随父母去了日本,在那里长到中学。作为一个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学者,精通东亚两个重要国家的语言,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基础。
  那次在她的办公室,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令我吃惊的是,虽然这十多年来,她主要研究中国工人运动,但是,我们讨论到当前的农村问题,她居然颇为熟悉,不仅掌握农村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变化脉络,而且知道许多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当时,国内正在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这种清理刺激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也激发了一些农民和基层政府的矛盾。裴宜理教授也掌握这些情况,并且向我提出了几个很具体的问题。后来,我们经常有机会一起讨论中国问题,我越来越发现,他对中国确实知道得很多。
  当然,判断一个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水平,中文程度和对于中国的熟悉不应该是重要标准。裴宜理教授在海外中国学界的巨大影响,来自于辉煌的学术成就。在我的手头,有裴宜理教授的著作六本,全部是她送给我的。很惭愧的是,除了两三本以外,这些书多数我看得很粗,尤其是因为我的英文差,把握和理解很不够。从学术界的反映看,她的代表性著作有三部:1980年出版的《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 (《造反和革命—1845年-1945年的华北》),1993年出版的《Strike on Shanghai 》(《上海罢工》),2002年出版的《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国家权力》。目前只有《上海罢工》有中文版。《造反和革命》是她的成名作,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主要研究华北(主要在淮北苏北鲁南豫东四省交界地区)乡村农民自发组织演变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20世纪中期。这部书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结构论的方法,通过对农民运动从造反转变为革命的分析,提出了地理环境影响农民政治行为和革命发生过程的理论。她在这本书中强调,革命和叛乱并不是起源于个别秘密社团的组织延续,而是基于民众所面临的极端困难的生存环境;叛乱要转变为广泛的革命,则首先要与地方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如捻军和红枪会)相容,当革命进行到一定阶段,则必须改造社会结构(如土地改革),并与防碍革命推进的旧社会组织进行斗争。这部书使裴宜理年纪轻轻便一举成名,提出的一些分析概念对于现在农民研究的理论范式仍有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出版中文版。《上海罢工》是裴宜理十余年集中研究中国工人问题的力作,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一片赞誉,而后在美国获得“最佳东亚研究著作奖”。《挑战天命》是一部论文集,主要汇集了她本人近些年来关于社会运动和抵抗的研究成果。1999年,裴宜理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在哈佛期间,虽然我是裴宜理教授的合作研究者,但很多时候更象一个学生。第一学期我分别在政府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听三门课,其中政府系的这门课是她讲的。我常去她的办公室讨论问题。她向我介绍海外学者的研究概况,推荐我读一些海外学者的著作。我读的书,基本上都是她从办公室的书架上拿给我,一次十来本,有的来不及读,就先复印下来,然后再去拿。对一些我感到很重要的问题,我会当面向她请教。英文中一些学术概念的演变比较复杂,我一时听不明白,她总是很耐心地解释。有一次在她的办公室,她给我解释CharlesTilly 的“农民集体行动”理论,连续画了三张图,我才明白。前几天,我读她的一本书时,才发现书里解释得很清楚,是我自己英文差造成理解慢。在哈佛的这一年,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对于西方农民研究的了解,我也开始找到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相互促进之所。
  90年代中期以来,在整个海外的中国学界,农村问题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农村社会分层、农民流动、乡村选举、乡村冲突等等,都成为不同学科海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政治学者的表现尤其活跃,乡村选举、农民抵抗、农民负担、干部腐败等问题,成为政治学者的重要研究题目。就这个乡村冲突研究来说,国内学者近几年受到的广泛重视,陆续有一些调研成果出现,但是追溯起来,其实海外学者反映更快,进入更早。比如,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欧博文(Kevin O’Brien)等学者在1996年就发表了关于乡村冲突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依法抗争”的概念。“依法抗争”的提出,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为社会抵抗活动分析增加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这是改革以来农村冲突问题的前驱研究。但是,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海外学者关于改革以来的农村冲突的实证性研究就已经出现在国外最重要的中国研究学术刊物上了。这便是裴宜理的研究。现在来看,这是关于改革过程中的乡村冲突的开拓性,方法和理论分析上有重要价值。2000年,在她主编的《CHINA SOCIETY》(《中国社会》)一书中,对于农村冲突又有专门阐述。
  1985年,裴宜理在《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第三期发表《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社会主义中国的乡村冲突》)。在方法上,这是一个历史比较研究,比较分析了中国50年代和80年代的农村冲突现象,所用案例资料全部是从中国公开媒体上收集的。这篇文章试图解释,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是否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下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更具体的问题是,现代国家控制和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是否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冲突”,抑或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会相互补充甚至旧的农民行动模式会得到强化。文章将中国、越南和西欧的乡村冲突现象做了比较,认为:在乡村冲突的起源上,中国不同于越南,因为越南的冲突主要起源于国家建构和经济市场化进程损害了传统村落社会,农民为保护自己而作出反应;在乡村冲突的组织基础上,中国则不同于西欧,因为欧洲的乡村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民方面的组织基础是行业协会等组织。文章先系统考察了50年代中国的农村冲突,合作化以前主要是地主富农等抵制土改和粮食统购,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则主要是以村庄干部为代表抵制国家对于农村生产分配的直接控制。进入80年代,家庭经营普遍建立初期,农村的冲突主要是村庄之间、农户之间争夺公共资源,传统宗族活动和迷信活动复兴,社会秩序和政府指令的有效性受到明显损害,等等。她认为,中国农村冲突的基本特征是,50年代主要针对国家,80年代初即改革初期主要发生在乡村社区内部,从组织基础来看,推动冲突的基本上是传统类型的乡村组织,如宗族、家族、村社、秘密结社等。在这个研究之后,裴宜理好象没有再专门做过农村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在90年后期以来的这几年间,中国农村的冲突现象明显增加,在某种意义上演变为农村的治理危机。为了寻求对于当前冲突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不论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我们都需要回头梳理分析改革以前和改革初期的冲突,这个时候,裴宜理教授在80年代初期做的这项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她的研究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结合以欧洲和东南亚国家经验研究为基础形成的农民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系统分析。这个研究不论在规范分析方法、建立分析框架方面,还是在开发政策含义方面,都对于我们有重要启迪。我想,如果说《造反和革命—1845年-1945年的华北》是裴宜理对近代农民研究的重要贡献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则是对当代中国农民研究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美国政治学家,裴宜理对中国研究的理论分析在西方政治学界有重要影响。1994年,她发表《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中国政治研究的趋势:国家与社会关系》)。文章指出,现在西方政治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主要采用是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范式,这个分析框架是从近代欧洲的政治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国的政治发展经验不同于西方,但是却在用形成于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政治,因此中国政治的研究还停留在试验西方理论的阶段,成为这些西方理论的演练基地。她认为,中国不应该成为这些西方理论的“消费者”,应该成为原创性政治理论的“生产者”,应该生产出出不同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中国政治研究如果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不仅会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应用层面上,会为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提出别开生面的解释和设计,而不是局限于用西方政治的操作标准来评审裁判中国现实。同样,对于中国农民研究来说,不仅为可以为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贡献,也能够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理论做出贡献。
  我曾经多次建议裴宜理教授回到农民研究,她的回应是:“当完成手头这本书,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人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想,裴宜理这样杰出的海外学者堪称他山之“玉”。对于中国农民研究来说,如果她再度倾力而为,促进推动之功将甚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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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本文应美国威廉 斯密斯学院(William Smith Colleges)教务长Patricia Stranahan教授之邀而作 。2002年10月,我收到Patricia Stranahan教务长的来信,信中说:裴宜理是该校1969届本科生,学校为表彰裴宜理的重大学术成就,已决定授予杰出校友奖,并以她的名字建立“裴宜理亚洲图书馆”。图书馆将在2003年4月举行开馆仪式,届时裴宜理将回母校演讲。为此,校方希望我写篇关于裴宜理的文章,该图书馆将汇集出版。2002年12月,本人依约而作本文。此次发表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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