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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

——对一起农村纠纷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  时间:2010-07-10

摘 要:通过对一起农村纠纷个案的叙述和解析,说明了法律处于农村社会控制体系的边缘位置,非正式控制手段仍然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法治秩序在农村的实现是一个必然趋势,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还要发挥非正式控制手段在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由此阐释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秩序及其社会控制机制。
  关 键 词:农村;社会秩序;社会控制;法治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控制机制的转换[1]和社会秩序的转变,即法治秩序的建立和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治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是衡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法治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自上而下推行的,“在新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起和发行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乡土社会中的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被看成是旧的、传统的和落后的,它们必将为新的、现代的和先进的东西所取代。” [2] 在这样的逻辑指导下,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家正式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农村社会。那么,目前的农村社会秩序是否达到了法治化的理想状态?当前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处于怎样的状态,作为正式控制手段的法律与农村社会原有的非正式控制手段的相对地位如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在推行法治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笔者通过北方一个村落的民事纠纷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透视和探讨。纠纷的出现导致社会冲突,是秩序遭到破坏的表现;纠纷的解决过程就是社会控制机制发挥作用,解决矛盾冲突、协调社会关系、恢复社会秩序的过程。当前的社会秩序又是纠纷当事人行动的背景和场域,相应的社会控制机制也就成为当事人谋求解决纠纷的手段。并且,纠纷的解决过程及其结果也会被其他人观察和体会,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所处社会秩序的认知及其在这个秩序中的行动。
  在关于农村纠纷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只有采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才是理性的选择[3],有的研究者分析了人们选择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原因[4],还有的研究者就民间调解问题作了深入分析[5]。笔者关注的是,在这个纠纷个案的解决过程中,农民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路径,解析这个过程中不同社会控制手段的转换,以及它们在当前的农村社会控制体系中的相对位置,进而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特征对其进行原因分析,并对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机制的变迁趋势做出展望。
  一、纠纷个案
  1.纠纷的发生
  2006 年6 月29 日中午,Y 村村民A 在住宅内用炸药制作鞭炮,由于操作不慎引爆了室内的炸药。A和邻居B 的住宅均被炸塌烧毁,B 的女儿受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A 本人大面积烧伤于当天晚上死于医院。事发之前,Y 村村民都不知道A 制作鞭炮之事。
  爆炸之后,A 妻立即被拘留。
  2.纠纷的解决过程
  爆炸发生后第三天,B 向A 的父亲C 提出索赔4万元,C 当时答应但次日反悔,说“没钱赔”。B 颇感意外,因为A 生前家境殷实,并多次借钱给其他村民。B 的哥哥说:“两家关系一直不错(C 与B 的父母和哥哥平时交往密切,逢年过节都互赠礼物),(C)又是长辈(A、B、C 都属村内第一大姓H 姓,C 是H 姓中辈分最高的人,在村民中威信很高),平常有事都找他调解(H 姓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一般都请C 出面调解),我们以为这个事会很好办,也没有狮子大开口为难他。”
  C 反悔后,B 请H 姓的另两位长者出面调解,但是其中一人以年事已高为由推脱,另一个人见状也就作罢。
  B 又找村支书调解。B 兄与村支书L 关系很好,因此B 让其兄请L 出面调解。但是L 为难地说:“这个事我去说不大合适吧。”至此, B 决定诉诸法律。B 多次到所在县、市的法庭和律师事务所咨询(B 通过咨询得知此案应先由县公安局将案卷移交检察院,检察院提起公诉后,B 可附带提起民事诉讼),B 还多次去县公安局询问,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案件的公诉被一拖再拖。2006 年12 月,A 妻被取保候审,之后再也没有回到Y 村。
  2007 年2 月,C 请L 出面调解,L 立即答应并转告B 兄,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分歧太大,调解失败。
  2007 年4 月,律师W(W 是B 的远房亲戚。同时W还与H 村支书L 有私人交往关系)建议B 再次调解,因为“今年省高法要求80%的案子通过调解解决”。于是B 请W 出面调解,W 又请村支书L 协同调解,但由于同样的原因,调解再次失败。
  目前,B 已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并获立案。同时,他还在各级人大、公安部门之间奔走申诉,以期尽快提起公诉。B 说:“不提起公诉就不会给(A 妻)判刑,她不害怕,更不会拿出钱来赔了。这样赢了官司也没有用。”
  二、对纠纷过程的解析
  事件发生之后,B 立即提出和解,即“私了”。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共同生活、长期互动,形成了交往信任和共同的道德观念。和解正是据此进行的,双方以互谅互让的态度,旨在通过相互说服的交流和对话自行解决纠纷,重视的是纠纷的永久性解决和尽量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6]。和解是所有纠纷解决方式中最直接、最便利、成本最低的一种,它不需要第三方的参与,而且把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限制在最小程度,这对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农村居民尤为重要。所以,和解是农民面临纠纷时首选的解决途径。
  和解不成,B 转而求助于长者调解,即由辈分和年龄较高者出面,依据农村社会的习俗、情理、道德等做出劝解,使双方都做出让步,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调解人是“跟两边都能说上话的人”,当事人才会认为是公平的[6]。B 对这种方式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长者的超脱态度让他深深地失望了。
  村支书L 的态度和行为耐人寻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但是Y 村村民对这些条例规定一无所知。事实上,Y 村大小所有事务都由村支书掌管,所以纠纷的调解也是请村支书出面。B 不是直接请L 调解,而是通过与L 关系密切的哥哥。对于L 的婉拒,B 和哥哥都表示理解:“这是找人要钱的事,得罪人,谁愿意管?”而后来当C 提出调解请求时,L 则答应下来,因为这打消了他在村里 “得罪人”的顾虑。但是,L 首先把C 的调解意愿告诉了B兄,而不是B 本人。农村居民是通过熟人社会中长期交往形成的亲密关系而不是正式的制度程序,并借助村干部调解这种纠纷的。村干部不是首先把自己视为组织的代表者和制度的执行者,而是村落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首先考虑的不是纠纷的解决和村落秩序的稳定,而是保持自己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平衡位置。苏力对村干部的角色做过专门的论述,总起来说,他们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末端,一方面又是乡土社会中的一员,是乡村社会网络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身上承载着大量的“地方性知识”[7]。“国家正式制度在向社会基层的渗透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某种知识上的转换 尽管依据规定,村干部调解纠纷时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在无明确规定时)社会公德,但实际上,这类调解和协议往往依循民间惯习 乡土社会的背景在这里浮现出来,它不仅改变了知识的运用方式,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 [2]
  律师介入的调解似乎表明法律这种正式规范终于在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作用了。但是,B 与W 之间的远房亲戚关系说明,B 求助于法律时首先借助于自己的熟人关系,这恰恰表现了他对法律的不确定和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律师介入的调解不是由律师单独主持,而是在村干部调解失败的情况下再次请村干部出面,双方协同调解。律师充分尊重并借助了村干部在村落中的权威,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纠纷的解决不可能完全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范来进行。不可忽视的是W 与L之间的私人社会关系,否则,很难设想律师能够顺利介入纠纷的调解过程。
  另外,C 先是接受和解又拒绝和解,继而主动提出调解,前后态度的反复摇摆也值得深入分析。爆炸之前,C 在村中威望很高,备受尊敬。爆炸之后,村民一致认为是C 教会了A 制作鞭炮(人民公社时期,C在大队里负责用土法制作鞭炮,掌握了制作鞭炮的技术),是爆炸事件的“祸首”,他们对C 的一致评价是:“伤天害理!” 在村落里,这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舆论惩罚。另外,C 还遭受了交往制裁。以前,C 在村庄的社会交往和公共事务中十分活跃。爆炸之后,大多数村民对C 不再理睬。所以,C 迫于压力主动提出调解。但是C 自己没有钱,A 死后其家庭财产由其妻掌握。A 妻取保候审后与Y 村断绝一切联系,A 子大学毕业后远在河北工作,同样把自己的生活移到了Y 村之外。所有压力都落到了年迈的C 身上。不论是和解还是调解,当事人和第三方都不约而同地以C 作为谈判对象,但B 提起诉讼时又明确以A 妻为指控的对象。
  当纠纷不能在熟悉的生活圈子里解决时,B 不得不求助于外部的司法机构,由此,对社会关系发挥调节作用的社会规范由特殊主义的道德、舆论等非正式规范转为普遍主义的法律。但是生涩费解的法律术语,繁冗漫长的诉讼程序、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渺茫的执行结果都让他感到诉讼之路十分艰难。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农民首先关注的是“益”的补偿,而不是“权”的维护,即使选择了法律途径,也是为了实现结果的公平,而不是程序上的正义。法律显然不是他们面临纠纷的首选解决途径,而只是最后的无奈选择。
  对个案的初步分析,可以得出农民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是:和解(私了)——长者调解——村干部调解——法律专业人士介入的调解——诉讼。这些解决途径不是相互独立的并列选择,而是有着严格的先后次序,每一种途径的选择都是在前一种途径走不通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控制手段也逐步地从人情、道德、舆论等非正式手段过渡到正式的制度、法律手段,并且正式制度、法律的运用中也渗透着非正式规范的影响。可以说,在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存在着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对正式控制手段的排挤和渗透。
  三、宏观综合分析
  个案还远远不能说明总体的情况,个案发生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当中,又以更宏观的社会事实为背景。只有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个案有关的论题: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机制的现状和原因,并对其未来的趋势做出预见。因此还要从农村社会生活的特征、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在农村社会的适应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1. 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土特征”依然存在
  费孝通早在1947 年就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面貌,他认为,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人们安土重迁,其生活富于地方性。乡土社会以村落为单位,人们彼此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8]。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缓慢但深刻的变化,而从那时至今的近60 年里,农村社会更是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变化。
  1949 年以后,国家政权通过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全面监控。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很少有机会改变身份,也有效地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瓦解了而是强化了农村社会的一些“乡土特征”[2]。20世纪80 年代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开端,继之以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带来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过去单调闭塞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变,在不断高涨的“民工潮”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封闭的村落。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人口只流不动,只移不迁;只有地理空间上的暂时变动,很少社会地位的改变。多数农民短暂流出之后,依然要回到原来的村落,村落依然是大多数农民的主要生活空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只能说,乡土社会一直在蜕变中,而且今天仍在变化中,只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它消逝。在变迁的历史条件之下,“乡土社会”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辨[2]。农村社会的这种浓厚的“乡土特征”也正是分析农村社会秩序及其社会控制机制的主要背景。
  2. 法律与非正式控制手段的对比:二者在农村社会的适应性
  村落是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单位,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频繁互动中,建立了亲密关系和相互的了解、信任,形成了共同的习俗惯例、人情规范和道德观念,同时还形成了支持这些非正式社会规范运行的舆论环境。这些非正式社会规范还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行为和意识的一部分。总之,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内生于农村社会生活之中,并为农民所普遍了解、熟悉和接受。相反,现代法律及其运作是以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的假设为前提,明确界定了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的相互了解是具体个别、细致入微的,对彼此的行为有明确的预期,并且有各种非正式控制手段来保证预期的实现,而不需要遵循法律这种“普遍的抽象原则”。外在于农村日常生活逻辑的法律主要是通过宣传和普及灌输给农民的。在现代化、工业化的生活方式还没有深入农村的情况下,即便是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9]。
  再从运行情况来看。非正式控制手段的运行借助的是农民自己熟悉并信任的第三方力量,甚至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省时省力,易操作,成本低;一旦达成协议,一般都能得到很好的执行,风险性小;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矛盾激化,把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法律的运行则不尽如人意。首先,将矛盾或纠纷诉诸法律需要司法机关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的介入,因此要付出不菲的诉讼费和代理、咨询费用。其次,诉讼有着严格的程序,审判结果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而且,判决后的执行还是一大难题,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后,农民的权益可能还是得不到补偿。最后,法律的正式性和强制性对农民意味着矛盾或纠纷的不可调和,一旦诉诸法律,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甚至结下世代的仇怨,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留下沉重的心理负担。总之,法律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很多情况下与农村社会的生活逻辑不一致,因此对农民来说,法律很难成为一条既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冲突又能顾及到人际关系的途径。
  由于传统文化观念和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运用法律解决冲突的积极性。“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等古谚流传至今,传统文化对讼师(古时对律师的称呼)挑拨是非、“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负面评价,都使农民对“打官司”有畏惧心理。基层司法机构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和财政力量方面明显不足,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繁复庞杂的农村法律事务,抑制了农民运用法律解决矛盾冲突的积极性。法律的运行中大量不规范的执法、司法行为的存在,破坏了法律的正义性和权威性,造成农民对法律的淡漠、疏远甚至鄙视。另外,几千年的封建吏治遗留下浓厚的清官意识,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注重运用行政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法律的社会控制能力被大大弱化,也强化了农民清官意识。因此,很多农民有事上访就找领导,希望领导拍案而起为自己伸张正义。强烈的清官意识中流露出的是对法律的怀疑和不信任。
  以上的分析表明,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在当前的农村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但是这并不是说仅有非正式控制手段就足以维持农村的社会秩序了。非正式控制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冲突的作用有限。非正式控制手段内生于特定的地域,它只能通过这个地域内的特殊人际关系发挥作用。一旦有人跨出了地域的界限,脱离了其中的社会关系(如个案中的A 妻),非正式控制手段也就对其丧失了约束力。非正式控制手段不像法律那样有严格的程序可以遵循,实施的效果往往依赖于特定情境下冲突双方的互动和博弈,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偶然性;也没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干预,主要依靠情感良心的心理认同、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等软约束,只能解决简单的矛盾,对复杂的社会冲突往往无能为力。随着农村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农村人际关系将更加复杂多变,再加上新的思想观念的注入冲击,非正式控制手段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将不断下降。因此,当非正式控制手段不能有效地协调农村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冲突时,人们就求助于法律了。无奈也好,被动也罢,法律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
  目前,法律与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之间既有冲突对立,又有相互作用和渗透。农村居民在法律的运行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入某些非正式手段的运行规则。法律也通过“软化”相关范畴和规则的严格性,使自己尽量不违背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最终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2],从而实现它的主要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这是法律进入农村社会的变通之策,也表明法律还远远没有成为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核心。
  四、小 结
  在社会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条件下,农村社会还保留着浓厚的“乡土特征”。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契合了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冲突,因而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由于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土”特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正式控制手段仍将是农村的主要社会控制手段。相比之下,法律更能适应农村社会变迁的趋势,社会变迁为法治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农民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以契约来约束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关系体系将逐步建立起来,农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力意识等也会不断觉醒。同时还有依法治国观念的宣传推行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实施,法律将逐步成为农村社会中人们解决矛盾冲突的主要依据。不过,实现农村社会秩序的法治化决非轻而易举。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1],法治化秩序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内化过程。“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0],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使农民形成对法律的普遍信仰。法律也不是因为有国家权力的强制推行就会自动生效,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人们能够运用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农民对法律的运行效果有了亲身的观察体会,才能逐步从习惯和心理上接受。这就需要加大对基层司法部门的投入,提高法律运行的效率,还要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杜绝不规范的司法、执法行为。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还要正视非正式控制手段在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维持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尊重农民面临纠纷时对解决途径的自主选择。
  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中国建立法治化社会秩序的努力是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展开的。通过本文的个案研究和宏观分析,我们看到农村原有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仍然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弥补了法律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推行的缺陷,在协调农村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因此也是法治秩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的控制手段支撑和配合,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也就没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就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11]。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必须克服传统——现代二元思维定势,正视和发挥传统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现代化不是割裂与传统的联系,而是对传统的再造。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克服传统中的消极因素,保存优良因素,并对传统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把传统资源有机地整合到现代化进程当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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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苏 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J].法学研究,199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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