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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赵树凯:农民工诉求如何有效表达

作者:  时间:2010-08-17

建立让农民工在经济待遇上持续增长的机制,是解决农民工问题不可或缺的因素。
  解决农民工问题,大致上说有3个方面的力量。第一是农民工自身,第二是政府,第三是企业。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利意识更强,诉求更高。
  在维权方式方面,“老一代”农民工倾向于“跳楼秀”。而“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结束学业后就出来打工,而无务农经历的“学生工”则愿意组织停工
  当前农民工人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政策法规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一些企业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农民工人群在就业、生产、生活等方面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
  农民工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中分配不均与二元分化问题的集中体现,除了收入的持续增长外,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也不能缺失,而这一切的实质都涉及到了分配问题。
  只有解决了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才能让农民工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农民工徐万年20年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青岛港集团西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会成为全国劳模,成为其他职工学习的榜样。
  20年前,这个来自革命老区沂南县的山东汉子出门打工,家里连5元钱都凑不齐,捡酒瓶子被门卫羞辱;帮人装卸货物,老板一分钱都没给……
  那时,又有谁能想到,曾经衣衫褴褛的农民工,20年后会和温家宝总理共进午餐,能在人民大会堂侃侃而谈……
  8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由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等部门联合举办的青岛港“农民工——新时期产业工人的生力军”高层研讨会上,徐万年讲述了自己的人生“传奇”——从“一穷二白”的农民工到公司党委书记。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在徐万年背后,是以“亿”计算的庞大农民工队伍。农民工问题堪称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挑战性与发展机遇性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每个农民工都能像徐万年一样,有一部“传奇”的人生 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如何解决 《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曾经穷得连5块钱也拿不出来
  “当年遭的罪,我现在想起来都不敢相信。”说起曾经的往事,徐万年感叹道,“小时候我家里兄弟姐妹多,实在太穷了,穷得连5块钱都拿不出来,17岁就告别了爹娘出门打工,跑了六七个省,在东北淘过金,伐过木头,吃酸菜,喝雨水,还要受老板的欺负。”
  1990年,徐万年来到青岛港做起了装卸工。
  来青岛打工的第一年春节,徐万年和大部分码头工人都是在青岛港内过的。那一年春节,青岛港集团总裁常德传握住码头工人们的手,大声地说:“在这里,农民工就是主人!咱城市工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我们都是好兄弟!谁看不起农民,谁就是看不起我爹我娘!就是看不起我!”
  刚到青岛港时,徐万年曾为自己的农民工身份和初中学历深深地感到自卑。徐万年说,那一刻,他知道了什么叫“尊严”,“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尊严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农民工和城市工同工同酬,工资年年涨,每年还享受健康查体、带薪休假等福利待遇。”徐万年对记者说,今年,集团又出新规,农民工可以评职称、提拔晋升。
  “由于我们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港口每年通过大培训对我们进行重点培养。特别是2009年,集团选拔我参加了领导干部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跟随全国著名的大学教授系统学习管理知识。”徐万年说。
  如今,由于工作出色,徐万年已经成为“副县级”农民工了。
  2009年元旦,温家宝总理来青岛港看望码头工人,和农民工一起吃晚饭。
  “我非常荣幸就坐在总理身边。总理拉着我的手说,‘在青岛港,不管从哪里来,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都可以当劳动模范,还可以当副县级干部……和副县级的农民工同吃晚饭,我很高兴’。当时,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徐万年向记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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