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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张全义:由公平、正义问题所想到的

——小农经济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

作者:张全义  时间:2011-08-11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成为人类社会追寻的目标,无论是柏拉图的

“理想国”、孔子的“天人合一”到当今倡导的“和谐社会”,都将公平、正义作为一种追寻的理想目标。诚然,不同的时代对公平、正义的表达方式、话语及定义不尽相同,但是其根本要义总得来说是一致的。诚然,在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以及依靠的力量上也有区别:这里面牵涉到制度、意识形态之争,也包含了宗教的因素,此命题很大须辟专文说明。本文的用意在于试图从本体或根源上探讨当下我国在实现公平、正义发生错位或异化的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

为数不少的学者或政治家将公平、正义与经济的富庶度挂钩,认为是经济的贫困导致公平、正义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然而,现实与假设似乎相反,当国民经济实现了“翻两番”,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基本实现“小康”之时,我们发现,公平、正义却没有得到解决,甚而成了一个危及党和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表现在个人贫富悬殊、东西差距拉大、城乡差别加剧、外围与中心区分明显、社会危机与冲突不断等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

毫无疑问,公平、正义作为理想社会所追寻的终极目标会一直存在并延续下去,至少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彻底消除现实生活中的非公平、非正义是不可能的,甚而适度的社会非均衡发展也许有利于制度的改进和社会的进步。然而,当这种非均衡超出了社会的容忍度并成为整个社会普遍或突出的问题时就不正常了。

政权的实质在于维持社会正常的运转秩序,如果公平、正义成了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的肿瘤,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强权、金钱、腐败面前有理无力,无奈无望,使公平、正义仅仅成为一张白纸或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并殃及社会公德和伦理底线(老人倒地不敢施救、“挟尸要价”),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非公平、非正义的恶性循环时,它就意味这个社会在发烧、不正常,意味着危机的孕育和形成。这种状况是任何政党、国家政权机构极不乐见的。

二、导致目前公平、正义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

公平、正义可以说上世纪20年代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践行这一努力方向,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宗旨也都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一根本方向。从实现或建立“国民经济翻两番”、“小康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到“和谐社会”,尽管表达方式不一,但是其实质是类同的。然而,这种党和国家致力所追寻的理想或目标却与现实发生严重脱节。在我国基本摆脱贫困、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的水准的条件下,目前公平、正义的失衡,如果不能从根本性的支撑体系——小农经济文化的劣根着手解决,任其发展将会导治政治紊乱、秩序失控。

在总结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法国政治心理学家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一书中分析说:“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我国古代政治家韩非子曾总结说:“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因此我们必须反思执政阶层的理念和大众思维之间为何出现断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为什么严重失衡?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为何造成公平与正义的差距不断拉大?

负责任的政治家、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这一重大问题发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措施。有人归因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的效率以及官员的贪腐行为,也有人归因于市场经济的无限驱利行为,还有的基于民主政治的假设,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和治国经验来寻找原因,或从政治制度质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解决问题而言,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一些观点的合理性,我们也不能排除上述的某些因素导致了公平、正义的扭曲,但这些或许都不是导致目前公平、正义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就当下中国而言,问题不能全归因于功能、机制,或制度层面,科层原因不是解决公平、正义扭曲的动因或主变量。退一步说,即便是上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公平、正义还是不能得到保证和贯彻。笔者妄揣:社会群体文化或公众意识或许是导致社会发展扭曲的主要原因,就哲学而言,这是一个关乎“本体精神”的问题。因为公民、公众本身就是人类世界本体的一半,且是最重要的本体,另一半即社会的功能、国体、政体。如果忽略了民众的本体性就有可能犯本末倒置的错误。

那么就我国而言,这种本体精神表现在哪里呢?

它总体表现为一种小农经济意识(如果成了群体意识、集体认同,便演变成一种文化模式)o自秦王朝建立到清朝的灭亡,封建文化奴役和影响了我国数千年。这种文化的形成同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诚然,这种文化将我们民族凝聚起来,扩展了我们的疆域、由“部落”、“城邦”再演变为“家”、“国”,而且曾一度成为“帝国”,成为“东方体系”的主导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它也反映在思想上成为保守、守旧、自私和知足的代名词。它不仅阻碍了中国西学东渐,成就了清朝的腐败、软弱无能和闭关锁国,而且将这一历史包袱又抛给了中华民族的后代。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就此评论道:“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种理念基于“个人为中心的自私制度”。可悲的是这种小农经济文化至今在左右我们的党和国,成为中国真正改造自己、走向世界的绊脚石。

这种意识或文化也是“大锅饭”等一切“平均主义”思潮的滥觞,并逐步演变为一种“平庸”、“嫉贤妒能”“麻将”哲学(我胡不成他人也别想胡)。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我们虽然口喊争做一流、赶超世界却永远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流的高校,不出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的足球冲不出亚洲?从根本上而言,同我们的小农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意识还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钞票放在自己口袋里是钱,放在别人口袋里就不是钱。所以不难理解,贪腐成风,“前腐后继”、买官卖官;“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这种文化在变异的市场面前,使任何制度、规范、法律成了一筐废纸,这也造就了“权力集中”、“灰色收入”、“权大于法”、“黑社会恶性循环”等现象。

这种文化还表现为对物质的偏爱和对价值、规范的蔑视。为了普及民主、人权,政府早在前几年有意识地在乡镇、村社进行直接选举,可悲的是一些选民无视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利用“选票”获取蝇头小利,“一包糖”、“一条烟”、“一箱奶”甚至“10 - 50元现金”就可以轻易换取他们的选票,“神圣权力”被亵渎;这种想象还表现在各级的跑官、卖官上,表现在贩卖假文凭、黑哨和假球等各个领域。总之,为了自我利益,一切可以抛弃;过去的那种“只要主义真,爱情与生命皆可抛”,在敌人面前为了真理而宁死不屈的精神荡然无存,于是什么都成了交易的对象,像文凭、“党票”、入伍、退伍一切可以用金钱换得,只要能换取自我利益,什么东西都可以造、贩、骗。如此,人的本体价值或精神被物欲取代,人便成为没有价值观的躯体。在这种文化的驱使下,人身上所赋予的责任、权力、义务都成了追逐利益的工具,而整个社会的道德、责任与进步意识则会像冰山一样崩塌,公平与正义便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成了“皇帝的新装”,成为一种招牌,成为一种骷髅,公众成为一种“橡皮人”。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许多人激情不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变成无梦、无痛、无趣的“橡皮人”。梦破了,回到现实,所以无梦。伤痛太多,已经麻木,反而无痛。生活过得艰难,日复一日,变得无趣。成功主义、阶层板结、价值偶像的缺失,共同制造了橡皮人。国家愿景始终如一,社会共识已现分歧,个人希望载沉载浮。人们寄望于重新摆正社会的天平;使“橡皮人”找回梦想、痛感和生趣,成为情感饱满的新鲜人,否则国家也会成为“橡皮国”。

这种文化还表现为一种对“天下意识”的歪曲或“洋奴哲学”的变种。鲁迅先生曾在上世纪早期对国民性情中的麻木发出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100年快过去了,国民的这种“劣根”仍然存在。只不过不是面对帝国主义的刀抢火炮,而是金条外汇,自然一些人在“自我利益”面前失去了脊梁骨,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幌子下,国家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民族利益等便会失去一种号召力,于是买办、卖办在利益面前便成为实实在在的走狗;信息、情报、国家机密便成为一种无国界、无国体的商品可以随便出售;更不用提偷税漏税、假发票等事件;当然在利益面前,国家的承诺、信誉也会被山寨版、盗版光盘一样葬埋;且不说走向世界。从另一个角度讲,在狭隘的利益面前,即便是爱国主义也会发生扭曲,演变为一种狭隘的或激进的爱国主义,给中国的形象抹黑,给世界的和平带来麻烦。

三、重塑价值观

文化同民族精神的塑造有重大关系,民族精神的形成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决非是线性发展的和亘古不变的。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有着纲举目张的作用。文化由先进和后进之分,有好的文化也有坏的文化。文化也不是空洞的物,风俗、习惯、制度和规则(包括潜规则)都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当文化上升到民族群体的层次,它就变成了民族精神。

好的民族文化铸造好的民族精神,坏的民族文化造就坏的民族精神(比如纳粹精神)。一个国家如果只重视器物的发达,忽略文化的建设便会陷于精神萎靡;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游离于小农经济的文化氛围中,整个社会就会囿于狭隘的个人利益,视功利为终极的目的,就无从谈起国家战略的实施;一个国家如没有哲学上的创新,不善于反思,在固化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徘徊,那它的思想就会僵化,遑论文化的复兴、国家的振兴。何为软实力的较量?笔者认为:其实质就是民族精神、素质之间的对比与较量。

一种文化可以亡党、亡国、亡民族,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一种文化成为国民的主体意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就受到了这种文化的驱使、驾驭或者俘虏,那么这个民族的本体就会出现问题,它也势必侵袭它的另一半:政体、制度以及国体。一个民族如思想僵化、自我陶醉、拒绝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与思想,将自身的体制优越化、神圣化,便会形成民族的“心血管梗塞”,民族就会走向衰微。赵复三先生总结道:“一个民族(或任何族群)在非物质方面的死亡,似乎直接影响到它自身的衰亡”。

文化的本体也在于人,要改变一个社会的精神就要从改变一种文化做起,否则,没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做向导,器物上的文明也不会可持续发展,也就不可能产生效应作用。因此,重塑价值或文化,这或许是中国社会科学乃至党和国家目前面临的最大任务和挑战。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国家对铸造民族精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任坏的文化自由发展、蔓延,那么势必这个民族的精神受到侵蚀。

国民文化或民族精神的重塑关乎多个方面,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学界、政界下功夫深入研究。笔者认为,这其中包括对道德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民族价值的界定;对民主政治、媒体政治效应的思考;包括对国民意识、国民责任的反思;包括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整合;包括对垄断集团、利益团体对国家战略影响的评估;也包括对法律、规范、制度制订和监督;包括对博爱意识、宗教效应以及意识形态的评估;包括对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异质性与同质性及其效用的研究;包括对中国“礼俗社会”与西方的“法理社会”如何结合的研究;包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探讨,即如何建立一个普遍的、有效的、能通达各个层次的世界制度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重要,但不是本文的重点,故此不予展开。

总之,就中国而言,改变政体、国体并不能根本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改变小农经济文化、重塑民族精神或许是保证社会有秩序地长远运行的一个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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