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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王琳: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毛泽东水利思想初探

作者:王琳  时间:2011-05-10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依据中国建设的实际和洪涝灾害频发的现实,形成了适合中国水利建设和水利事业发展的科学理论,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研究、继承、发展这一思想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一、紧抓发展是毛泽东水利思想的重要部分
  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建设,兴建公共水利工程。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扩大运输,加快物资流转,发展商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正是由于兴修水利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古代不仅在平定安世时期,就是在纷争动乱岁月,国家也往往不会放弃水利事业的兴办。时至今日,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水利工程在国家的生产和发展中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执政者如何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武装自己,如何从思想根源上调动最大的积极性,用有限的资源作出更大的成就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反映了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互协调,从而实现均衡持续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着力把握发展规律,一心一意谋发展,毛泽东水利思想在萌芽时期就充分体现了发展的观点,紧紧抓住了发展规律。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发展生产和水利建设又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手段。
  在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和严重、水利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据地,农民自身的生活都成了重大问题,支援革命建设就更为困难了。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从1937年到1945年,共发生水灾106次。1939年,冀鲁边区的大水,造成灾民达400万人。1941年夏,临沂境内的一段沂河,因河水高涨,冲破河堤八段,民众受灾甚重。一直到抗战结束,山东解放区仍不时受到水灾侵害。因而,治水和发展水利事业就成了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成为兴国安邦的基础。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随后,初步总结了农业生产实践的规律,在阐述中央苏区的经济政策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突出强调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就认识到水利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以人为本是毛泽东水利思想的出发点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水利连年失修、水旱灾害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尤其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洪涝灾害造成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难以计数的损失。例如1949年的水灾使天津、唐山、沧县、通县、保定五个专区几乎普遍受灾,其中的宁河、宝坻、大城、静海、文安、玉田等13县的生态环境几近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灾民生活陷入严重危机。1950年1月,因灾荒而导致唐山专区“无食者”约18万人,如不采取措施,“春耕时没吃者将有700000人,麦收时没吃者将有1000000人”,通县专区“不能生活者80000余人”,唐山、天津、通县三个专署群众因没饭吃而逃荒者共460000人。治理水旱灾害、发挥水利工程的重要效用,是摆在当时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任务。能否遏制频发的灾害,直接同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农民阶级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为此,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水利工程的修建。
  1950年夏季,淮北地区爆发了大洪水,毛泽东收到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蛔咬死者”、“多抱头大哭”等处划了横线,并立即批示开展治淮事宜。同时,毛泽东在水利建设方面十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建国初期,政府积极调动群众的力量,以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水利工程,并认为以工代赈是“群众极愿以自己的劳动换饭吃”的救助方式,“修堤治河不但可解决灾民目前吃粮,而且是解决水患的基本办法”,所以救灾中大兴以工代赈。1950年,河北省为防治水患,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蓟、滦、永定、大青、子牙、南运等河系的堤岸加修工程以及潮白河改道工程,这些工程都“结合救灾切实做到以工代赈”。为了促使荆江分洪工程能按期完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全国组织和筹集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工程所需。1952年,毛泽东亲笔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当特大洪水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荆江分洪指挥部先后三次启动分洪工程分洪,保住了荆江大堤,使湖南、湖北人民免受了更大的灾害。1998年,长江又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再次启动,又一次使两湖人民免受巨大损失。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是毛泽东水利思想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注重全面开发是毛泽东水利思想的显著特点
  建国后,全国相继发生风、雹、水、疫等自然灾害,其中,水灾尤为严重。为了整治水旱灾害,毛泽东开始全面巡视大江大河并从治国安邦、造福人民的高度,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摆到了重要工作日程,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治理长江和修建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无一不是指导水利工作的真知灼见。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周恩来直接部署水利工作,全面协调各个方面,优先解决水利建设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整治了当时灾害最严重的河流,才使国家没有造成大的水旱灾害。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展开了近30年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治水工程,并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这短短30年间,中国的水利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建成了数以亿计的大小水利工程,逐步解决了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同时,水利建设不仅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水利思想不仅解决了防洪问题,而且注重全面开发、综合利用,使水利工程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四、强调统筹兼顾是毛泽东水利思想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还是伟大的哲学家。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水利建设中,他始终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要求各级领导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更是抓住不放、重点突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水利建设必须要立足全局,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毛泽东的水利思想中,尤为突出的是他总是从各种对立中寻求统一,高瞻远瞩地解决蓄与泄、旱与涝、国家与群众自办、防洪与综合利用等重大矛盾。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往往存在着上中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为了保证治水取得最佳效果,局部必须服从整体。因此,必须在立足于全局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局部性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地区之间发生矛盾时,毛泽东曾多次出面调解,提出各省、各地要以大局为重、分工协作。同时,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大、工期长、技术要求高,因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必须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协调。如果不顾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而盲目上马,不仅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会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安定。为此,关于三峡工程,毛泽东也做过认真的思考。1958年,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在治理长江的规划中,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同时,水利建设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注意综合的经济效益,又要注意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要有主有次,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就要求水利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重大水利工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决策中始终将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
  总之,毛泽东水利思想是对中国江河治理规律的科学总结,它不仅指导了新中国水利建设,而且为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水利建设之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毛泽东水利思想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统筹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都与今天我们所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今后大江大河的治理以及水利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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