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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童列春: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作者:童列春  时间:2015-05-28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我国农村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其中的突出问题是法律制度安排尚不能有效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与法律制度缺陷相呼应,当下农村经济地位边缘化,农村社区荒芜,农民集体与个人之间纽带松懈,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效能已经衰退,围绕“农地”制度设计的“三农”法律制度体系既不能有效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以形成规模经营,也不能有效协调村社事务。我们需要围绕农民来设计“三农”法律制度,通过成员权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以激活农村社会、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利益。农民与村社集体之间的制度联系是成员权,成员权是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成员权在法学研究上缺乏成熟的理论成果,在立法文件中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这些现状提示了对中国农民成员权研究的迫切性。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厘清以下问题:中国农民成员权是什么?包含何种权利结构?如何运行?

  一、何谓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所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成员权连接了个人与村社集体,是农民基于成员资格在农民集体中享有的权利,此处的成员是指构成农民集体的农民。农民成员权依托乡、村、组农民集体,本文以村集体为基础进行论述。

  (一)中国农民成员权的含义

  农民在集体中享有成员权,农民集体在功能上包含三个层次,相应地赋予农民成员权三层含义。第一层次是在农村社区意义上看待农民集体,即日常所谓的“村社”。村社是农民的组织形式,是由对土地等村社财产拥有共同所有权的人们在非营利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联合起来的组织。社区成员权主要功能是保障农民获得公共服务,包括自治权、管理参与权、公共设施使用权。第二层次是在集体经济组织意义上看待农民集体。其主要功能是组织生产经营,即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产权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4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58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成员权的内容包括:财产的抽象持份权,占有、使用、收益权,管理参与权,经济监督权,分出权,剩余财产索取权,补偿权,优先权等。第三层次是在自治共同体意义上看待农民集体。村社自治包括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政治意义上的自治及为了协调村社内部事务、实现集体行动的私法意义上的自治。成员权的内容包括:主权者地位、选举与被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自诉权和派生诉权。虽然社区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社自治组织性质不同,在历史渊源、制度结构、变迁趋势等方面存在区别,但由于农村社会无法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三者不可能清楚分开。所以,中国农民成员权兼具社区成员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和自治共同体成员权三重内涵。

  (二)中国农民成员权的性质与法律特征

  有学者认为,“成员权是私法上的权利,不同于村民自治的权利”[1]45。中国农民成员权的基本性质为私权,其制度构造直接采用了民法中的身份权技术。市民社会中存在各个层次的组织,个人处于不同组织之中,这些组织体表现为团体或群体,个人在团体或群体中被称为成员;成员权不是个人法上的权利,而是群体法上的权利;在民法学中,成员权是身份权的下位概念。但是,中国农民既生活于村社,又生活于国家和社会之中,还要面对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市民相对照而体现农民身份。宪法所确认的“人民主权”、“人权保护”、“公有制经济”、“私权保护”等制度,行政法所确认的财政、金融、环境等社会管理制度,经济法所确认的宏观调控、产业扶持、社会福利等制度,都构成了中国农民成员权的现实制度环境。中国农民成员权还同时回应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的价值原则和制度规则。中国农民成员权不是自在自足的民事权利,其制度功能溢出了民事权利范围,它外接并兼容了村民自治权等公权和社会权,这些公权和社会权以私权性质的成员权为基础;农民成员权约束了相关公权和社会权,使其不得背离制度设计宗旨;同时,农民成员权只有得到相关公权和社会权的支持才能有效实现私权功能。

  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中国农民成员权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村社关系中的权利。农民成员权以自然聚居的农业村社为基础,村社之中存在资源的共用与协作关系,村社是天然组织单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农地集体所有制使村社集体获得了统一的财产基础,在集体所有权基础上强化了村社组织生产和安排生活的职能,在村社关系中形成了农民成员权。农民直接对应集体,集体是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农民成员权的主体是农民,其相对人是特定范围的农民群体以及在此群体基础上获得某种相对独立性的农民集体,有时也指向其他成员。农民成员权具有专属性,只能随成员资格的移转而移转,一般不能继承、转让。

  其二,以特定农民集体中的农民为主体。村社拥有相对独立、封闭、完整的利益,从外部观察是具有单一性的社会单位。农民个人在其中拥有边界明晰的自我利益,如承包地、房产、宅基地,也拥有界定不明的个人利益,如抽象的持份权和不确定的利益分配权。在宏观层面,农民成员权专属于农民群体,市民不得享有农民成员权。在微观层面,农民成员权是在特定农民集体中享有权利,农民个人通过成员资格归属于乡、村、组集体,成员权所要求的利益直接来源于农民集体;同时,单个农民在特定集体内部与其他成员共同享有权利。

  其三,以农民集体相关利益为客体。土地集体所有制确认集体成员平等地分享村属土地权益,农民集体所有的以土地财产为核心的相关财产是农民成员权建立的利益基础,也是农民成员权的客体。农民利益大部分依托于村社利益,表现为农民对集体利益享有分享资格和抽象份额,如分红权、集体公共设施使用权。这种集合性利益必须通过特定程序和机制转换为农民个人利益。正因为村社集体利益可以转化为农民个人利益,所以,处于不同村社集体之中也意味着农民之间的利益差别。

  其四,体现以私法权益为核心内容的概括性权利。农民成员权是一种概括性权利,其基本结构是由成员资格统领具体权利体系,依据农村情境衍生出许多具体权利形态,分别指向村社、村委会、本集体其他成员、政府、外部人。从权利内容上看,农民成员权有些表现为实体性权利,有些表现为程序性权利;从权利实现方式上看,农民成员权有些表现为自益权,有些表现为共益权。从成员权的义务人性质状态观察,当农民成员权的实现需要依赖特定义务人的作为之时,请求对象是特定人,此时为相对权。例如,农民对村集体的请求权,农民对村委会的请求权,农民对本村农民的优先权。当成员权作为一种地位和资格指向村集体外部人时,其消极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外部人。

  (三)中国农民成员权的法律功能

  中国农民成员权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工具,具备如下法律功能:

  其一,确认农民在集体中的主体地位。集体是成员的集体,不能脱离成员利益而存在,农民个人利益存在于集体之中,实现成员利益是集体存在的价值基础;正是由于成员权的存在,集体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通过成员权在集体与农民之间建立制度联系,成员权所保证的主体地位可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激活农村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自治共同体,保证集体活力的来源。

  其二,使农民集体权益回归农民个人。在法律上,集体所有权将村社利益归属于农民集体,但农民集体利益是成员利益的汇合,集体组织为农民成员提供生存保障。成员对集体拥有的土地资源、基础设施、货币资金等财产均享有抽象份额,由成员权派生出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租收取权和集体经营成果分红权等权利,这些权利保障集体权益回归为成员利益。

  其三,维护村社组织机构的本旨。村委会是农村社区中的法定组织,它既是农民利益的代理人,又是管理村社事务的当家人,也是国家在农村中的代理人。三重身份要求相互冲突,导致村委会角色迷失和功能错位,本为社区组织的村委会更多地错位为国家的底层代理人。如果农民成员权的制度功能正常发挥,即可维护村社组织机构的自治性质,将村委会归位为村民利益的代理人和村社事务的当家人。因为农民成员权体现特定范围农民群体的私益,对外具有对抗公权的功能,制约国家意志过度延伸。同时,成员权从法律上保障村委会成为村社利益受托人,防止村干部借用手中的管理权侵害集体和农民利益。

  其四,实现土地保障功能。成员有资格分享农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等资源性财产,农民成员权依附于以土地财产为核心的村社利益,成员权落实并强化了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属性)派生出成员权,而成员权又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2]170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人有份的家庭承包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项权利,如果不是该组织的成员,也就没有承包经营权。例如,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农民考上大学之后,转为商品粮户口时即交回承包地(有些地方延缓至大学毕业)。家庭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已经演变为一种他物权,家庭成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主体,土地保障体现在家庭之中。有的地方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口号:新出生的农民成员无法从农民集体获得承包地,如果家庭成员死亡,家庭承包地也不减少,承包经营权与农民个人成员权的联系弱化,随着时间推移,农村集体中人口结构和农地承包经营权配置结构失衡,出现“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

  二、中国农民成员权的制度结构

  在私法关系之中,中国农民成员权的制度结构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这些制度要素既有法律关系要素的一般属性,也有体现中国农民成员权特质的独有属性。

  (一)兼容群体性与个体性的主体制度

  农民在集体中拥有成员资格,成员资格连接了农民个人与农民集体,农民集体的群体性与农民的个体性均体现在农民成员权主体制度之中。

  1.成员权关系中的农民生存形态。在成员权关系中,农民的生存形态特点有三:其一,群体中的个人。农民个人处于群体之中,个人利益存在于群体利益之中,表现为对集体利益享有抽象份额。村社之中的农民个人与其他农民之间存在依赖、协作、容忍、限制关系,个人利益的实现依赖于其他农民的意志和行动,全体农民意志需要整合为群体意志,并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其二,组织化的个人。村社集体按照属地划片进行组织,基于出生、婚姻等关系赋予成员资格,对人员不得挑选,也不得剔除。这种组织化既不是“竞争-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农民与集体双方或农民个人之间协议的结果,它是由国家法律制度做出的安排。由于农民集体具有社区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三重性质,就同时赋予农民社区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村自治组织成员三重身份。其三,超越差异的个人。个体农民彼此之间存在年龄、性别、健康、智力、知识、能力等自然差异。传统制度安排中的“农民”从三个维度界定:从事农业职业,户籍为农业人口,居住在农村社区。进城务工等城乡流动使统一的“农民”身份又演变出“纯粹农民”、“兼业农民”和“名义农民”等社会性差异。法律超越了农民的自然和社会性差异,将农民抽象为均质的个人,赋予每个农民相同的成员资格。

  2.成员权中的主体要素。在中国农民成员权关系中,除农民之外往往还涉及村社集体和农户。其一为村民。村民是农民集体的成员,以个体形态获得村民身份,狭义的成员权主体仅仅指村民。其二为村社集体。在我国的乡、村、组农民集体形式中,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乡回归为基层政权组织,只有少数地方具有农民集体组织性质。由生产大队演变而来的村农民集体近年来有扩展趋势,国家制度安排多以村集体为规范单位。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组农民集体,在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后丧失了组织生产功能,但在多数地方,它是集体农地所有权单位。各组之间的土地、水源边界清晰,农民认同土地归属本组所有,前些年进行的承包地调整也在组内进行。在一些对外法律关系中,村社集体划定农民成员权的群体范围,并拥有独立的名义、财产、机构和责任能力;在为了便利交易或诉讼等情境中,可能赋予集体以独立于成员个人的法律人格。其三为农户。农民集体关系中存在农户,农户成为次级利益配置单位。在一些内部法律关系中,农户也作为成员权的承受和行使主体,有些权利以农户名义出现,如家庭承包经营权。

  3.成员权主体制度中的法技术安排。成员权主体制度设计采用特有法技术,通过成员身份划定界限,成员身份以成员资格为前提。其一,成员之于集体的主体地位。成员在集体关系中拥有主体地位,在成员地位的基础上依据需要和情境产生对于集体或者其他成员的权利。在村社集体内部,农民享有无差别的成员资格,农民各自享有抽象、平等、同质的成员权,有资格分享村社集体内部的各种利益。在村社集体外部,非村民不具备成员资格,无权分享村社集体所享有的各种利益。其二,集体区别对待成员与非成员。成员体现特定农民与特定集体之间的归属关系,集体对成员负有提供利益和服务的责任,成员有义务遵守村社治理规则和管理规则。集体对于非成员无积极法律义务和责任,非成员不能分享集体所拥有的利益,也不受村社治理规则和管理规则的约束。其三,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区分。成员与非成员区分的依据是成员资格,成员资格作为群体内外区分的界限,其制度功能在于产生排他性。通过将成员资格赋予一些人而不赋予另一些人,形成内外有别的界限。其四,集体成员之间的联系与差异。集体成员共处于同一个身份体之中,在共同财产基础上产生利益相关性,相互之间存在事实联系和法律上的权责,如集体股份转让中的优先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优先权。在村社集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普通村民、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地位差别。必须强调的是,法律平等地赋予了农民相同的成员资格和成员权,农民之间的地位差别是农民成员权的相关问题而非农民成员权的自有内容。其五,农民个人的成员身份与其他身份。农民同时还拥有其他身份,有时以成员身份处于集体法律关系之中,有时以其他身份处于普通法律关系之中。

  (二)集合各种权利的内容结构

  农民成员权制度规范农民个人与农民集体之间的关系,是进行长期协作的综合性制度安排。

  1.农民成员权的内容安排。农民成员权客体是综合性的利益,这些利益无法通过单一结构的权利设计予以满足,需要通过权利体系设计才能实现。一方面,成员权本身是具体权利的集合,在此基础上概括为成员权;另一方面,在每个具体法律关系之中,必须确定法律依据、利益份额和意志行使方式,设计出单一性的权利。所以,在成员权名下,又衍生出许多具体权利,有些表现为实体性权利,有些表现为程序性权利,通过这些具体权利实现成员权利益。

  2.农民成员权建立的支点。成员权存在于集体关系之中,其部分利益必须通过集体平台得以实现,依赖集体利益的提供和村社权力功能的支持。其一,集体对农民的利益提供。作为工具性主体的村社集体也享有相对独立的权益,常常以集体意志的形式进行决策,以集体名义开展活动。但农民成员与村社集体之间是目的与手段关系,村社存在的目的是满足农民需要;成员利益相对于村社利益具有优越地位,只有实现农民利益,法律才赋予村社集体权益。其二,村委会权力对成员权的服务。村委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于农民的赋予,选举程序确认了其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同时也在农民与村委会之间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村委会的职权职责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这种规定并不能改变村委会对于农民利益和意志的从属性质。村委会的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服役权,并非体现村干部的个人利益与意志,而是最终指向村民的集体利益与意志。村委会作为农民利益的受托人和对外活动的代理人,直接服务于成员权利益;作为村社治理人和集体经济组织者,在行为上可以限制成员权,但在利益上需要服务于成员权;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在服从政府意志之时不得侵害农民成员权。

  3.农民成员权的具体形态。在农民集体关系中,成员权分别指向不同的义务人,形成具体权利形态。对于农民集体,成员享有集体财产持份权、集体收益分享权、公共设施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分配权、盈余分配权、征地补偿金分配权、集体福利获得权、自治权、知情权、出席权、表决权、撤销申请权、补充召集权、诉权。对于村委会,成员享有选举权、监督权、质询权、罢免权。对于其他农民,成员享有平等权、协作请求权、监督权。对于外部人,成员享有排除权、“四荒地”承包优先权、集体股份受让优先权、承包经营权流转优先权。对于政府,成员享有不当干预排除权、诉权。

  (三)多元利益构成的成员权客体

  成员权的客体是成员权建立的基础,可以抽象地称为村社集体利益。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村社利益,包括资源和资产,每个成员享有其中的一份。资源包括土地、山林、水源等,其中农地是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资源;资产是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积累,包括资金、不动产、无形资产等形式。这些抽象的村社利益一般属于村社所有权范围,集体所有是小范围的公有制度,是农民成员权利益的集合。以集体土地为例,“集体的成员虽然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但应当是土地的最终控制权人”[3]85。其二,成员间的协作利益。同一个集体中的成员之间存在不同于一般人之间的特殊联系,彼此之间具有更多的利益相关性,存在协作利益;农民成员权指向其他成员时,以这种协作利益作为客体。一般是赋予成员优先权,享有次序利益,能够将其利益延伸到其他农民利益之上,形成对他方利益的限制;而他方成员有义务接受某些约束,以实现成员权利益。其三,村委会提供的公共服务。成员权指向村委会时,以村委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为客体。村委会的功能在于执行村社事务,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其需要。其四,集体经济组织利益份额。成员权指向集体经济组织时,以集体经济组织利益份额为其客体。在广义上,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四类:第一类为村组集体,其前身为生产大队、生产队,具有经济组织性质;第二类为社区合作社,合作总社、联社和合作社等社区合作社由全体社员所拥有,实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按股金分配红利,以服务社员为宗旨;第三类为专业合作社,特定集体中的部分成员进行专项协作,合作社内部成员分享专业合作社利益;第四类为集体商业企业,由集体控股,经营利润归集体所有。

  三、中国农民成员权的运行机制

  中国农民成员权并非单纯受农民个人意志支配,在许多情形中涉及集体行动;同时,成员权的运行并非仅仅受集体内部治理规则的规制,国家法也为其预设了行为模式。

  (一)程式化的成员权行使模式

  从私法视角,农民集体是个人的联合,农民有权依据自由意志决定自身事务。农民成员权的行使离不开意志因素,但需要通过村社治理规则来规范农民行为和村社运行关系,成员权意志存在于法定的程式之中。

  1.成员意志的制度空间。村社利益空间的划定是社会宏观衡量和安排的结果,农民成员权的行使范围限定在村社利益空间。以农地为例,中国农地处分权由国家意志支配,农地管理权由国家和村庄共同支配,农地使用、收益权由农户支配。成员权是法律保障的自由意志,但其自由意志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空间中结合村社制度规则协同发挥作用,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村社内部关系大部分通过村规民约进行调整,村规民约是农民的集体意志,体现了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并被依法推定为全体成员意志;习惯规则由历史形成,体现了村社规则的连续性,其中被农民确信的规则是活的法,这些规则如果不与法律和村规民约相冲突,则应得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设置了村社治理的基础规则,将一些普遍性的规则通过立法形式确认,形成了村社治理的权威框架。这个层次上的制度设计从全社会范围进行利益衡量,体现国家意志,具有强行法性质。

  2.成员意志的整合。在集体行动过程中,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体现民主程序,将农民的个人意志整合为集体意志。对于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的事项,由法律直接规定,例如,村民不得通过一致表决剥夺某村民的成员资格,村民成员资格的得失只能依据法定条件。对于统一经营还是分散经营这样涉及农民重大权益的事项,必须由全体农民绝大多数同意,少数异议者有独自行动的权利。例如,在集体经济强势的华西村,仍然有少数村民自己独立经营。在推行适度规模经营时,一些村民可以依据承包经营权保持独立的分散经营,但应容许集体以不同位置的相同品质的土地进行置换,以便连片耕种。

  3.成员意志的委托与代表。在集体行动过程中,村委会是执行机构,处于农民受托人的地位,成员意志转化为村委会的行动意志;村委会处于法定代表地位,一般事务无须特别授权,重大事项需要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或者授权,农民享有监督权,以便保证成员意志通过村委会得到有效实现。

  (二)多种意志共治下的成员权变动

  成员权变动是国家意志、农民集体意志和农民个人意志协同作用的结果。农民成员权变动的制度框架和农民意志自由的底线由国家层面的政策法律进行安排,保障其基本权利不受村社治理规则和个人意志的影响;涉及村社集体利益和成员的共益部分的农民成员权变动由村社治理程序规则规范,以维护村社集体的存续和正常功能的发挥,同时协调村民之间利益;涉及农民自益部分的成员权变动由当事人自由意志决定。

  1. 成员权的取得。成员权取得并不能单纯依据农民自由意志、村社意志或者国家意志中的任何一方意志,需要依据现实的社会状况和复杂的农村利益关系确定标准,体现三者的协调与共治。在农村集体形成的合作化时期,取得成员资格的原始依据是属地身份,以投入土地等生产资料为基础,农民成员与农民集体同时产生。其后,成员资格以入股、户籍、出生、婚姻、迁徙、政府安排、社员大会决议等形式确认。“户口的迁入和迁出是一种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行政行为,超脱于集体成员的利益,用以确认集体成员身份具有最大可能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基本上可以覆盖目前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纠纷。”[4]75今天,许多农民已经成为工商业者,并在城市居住,而经济发达的村社中则居住着许多外来人口。农民成员权的取得应该同时考虑:“当事人是否实际在本村长期生活”[5]82,“某自然人是否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6]46

  2.成员权的丧失。成员权的丧失指作为某个村组集体成员的资格丧失而导致的相关权益丧失,包括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绝对丧失指成员死亡,其主体人格和成员身份丧失。相对丧失指主体存在,但转化为市民或其他集体成员,相对于原来集体丧失成员权。典型形态是迁出户口,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从农村考上大学一般需要迁出户口,并丧失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当下,一些进城人员已经享受保险福利,但仍然保留农村户口、享有农村集体成员福利,导致“离土农民”与“守土农民”之间的利益矛盾。这种情形应该由国家政策层面提供明确指导,直接确认依据法定情形剥夺村民资格,赋权村民大会依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宣告成员权丧失,也应该赋权农民依据法定条件和程序申请退出村社。在村社集体关系中,还存在成员权特定内容丧失的情形,如分红权、表决权等。

  3.成员权的变更。村社集体组织形式功能发生变化、农民与集体之间关系变化、国家政策和法律重新安排均会导致农民成员权发生相应变更。具体标准依据社会政策环境、村社实际情形,由政策法律来进行确定。例如,土地承包经营前后中国农民成员权的内容大不相同,由统一经营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分散经营为主的模式,生产组织单位由社队集体转化为家庭,农民成员的利益分配由产品和盈余分配转变为土地使用权分配。在村组合并、分立过程中,农民集体成员权内容发生变更;在同一个身份体内部,新老成员之间也会产生差别,导致同一个村社中成员身份的再分化。如华西村并村以后,新老村民的成员权内容不同。对特定农民的成员权而言,成员权变更的法定事由既包括收养、结婚等私法行为,也包括村社合并、移民安置等公法行为。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农村集体关系主体制度设计中的关键性法律制度,其内容随着社会政策环境变化而变化,与社会对农民集体的功能配置和农民集体的充实程度密切相关。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城镇化背景下,村社边界得到一定程度突破,但“三农”问题仍然离不开成员权。“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农村、撇开农民、抛弃农业,中国农村改革不能将农民彻底原子化,农民迫切需要组织化,而完善的中国农民成员权制度是农民组织化成效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周友军:《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中国法学》2012年

  [2]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

  [3]张钦、汪振江:《农村集体土地成员权制度解构与变革》,《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

  [4]孟勤国:《物权法如何保护集体财产》,《法学》2006年第1期

  [5]吴兴国:《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及成员权研究》,《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

  [6]韩松:《论成员集体与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法学》2005年第8期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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