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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个体化转型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

作者:  时间:2017-05-20

    

  
 

 

  东北下岬村。上世纪70年代阎云翔在这里做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村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作者:阎云翔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1月从有血有肉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应对制度变迁的视角和经历,看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导致的个体化进程。

  无论是作为人类学学者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个体的时代观察,阎云翔一直试图从不同角度思考“做人”这个主题,特别是“做人的尊严问题”。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私人生活及其变迁,到转向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除了长期进行田野研究的黑龙江下岬村之外,媒体报道、网络舆论、亲身经历,都成为他观察和思考当下这个时代的重要资源。以“个体化”为主要学术视角,围绕最核心也最朴素的人类学的基本话题: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建构问题,阎云翔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和思考。

  个体化转型

  中国式个体主义形成新挑战

  新京报:《私人生活的变革》提出了一个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这个问题在近十年间是否有了答案?

  阎云翔:只能说有了初步的思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假设是错误的。所谓“网罗”,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指涉的旧传统、封建文化、家庭给个体带来的束缚。当时的假设是,一旦冲出来,就有了崭新的独立的个体。这种假设是建筑在普适性的个体定义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中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当时那代人假设的“个体”是他们主要通过阅读而得知的,近代西方出现的那种个体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个体。而中国社会的个体不是那样的。即使完成了那些社会转型,“冲决网罗”之后,涌现出来的新的个体也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西方式的个体。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个体呢?这是我正在进行的研究所探讨的问题。

  新京报:继《私人生活的变革》之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阐释了新的中国式“个体主义”。改革开放后,在人人都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新的个体主义也随之兴起,它新在哪里?

  阎云翔: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运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启蒙观念缺席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西方的现代性的核心之一,是个体取代上帝成为新的宇宙中心。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期内,个体在所有社会文化中都是受压抑的,现代性提出了个体权利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在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出现了古典的个体主义,强调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称,即对于个体而言,有一分权利就有一分义务;同时也强调你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和别人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在启蒙观念缺席的情况下,这两点可能随之缺席。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个体化转型中出现的情况。

  “新的个体主义”之新还在于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消费主义浪潮推动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个体主义有了新特点:第一,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我们流行的个体主义话语中,都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而这几年的变化之一就是权利意识的增强,义务意识的衰落。第二,我们的个体主义是一种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所讲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承认他人具有同等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讲权利扩张时,往往会侵害他人的权利,同时在意识层面,忽略他人具有同等的权利。以至于任何伸张个人权利的行动,都有可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个体利益发生冲突之后,缺乏一个新的同时承认双方权利的协调机制。

  因此,新的中国式的个体主义具有解放作用的同时,也形成了很多挑战,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近年来的“医闹”和医患关系问题。在报道中,医方和患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每一方都要求对方尊重“我”的尊严。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人具有同样的个体尊严的权利。这个道理讲清楚,很多问题可以更好地解决。如果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强的讨论意识,接下来就是公德心(civility)的问题了。

  新京报:新作《德行的尴尬: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道德变迁》目前进展如何,要解决哪些问题?

  阎云翔:这本书我吵吵嚷嚷将近十年之久,至今仍然是半成品,成为我的尴尬。不过,我不断做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拓宽自己的思路,修正某些观点,改正某些错误认识,也有某些新的发现和体会。这个漫长的仍在进行中的写作过程还是蛮有趣,颇享受的。我还发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年龄可能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人的年龄越大、经历越多、学术积累越深,对学术研究对象的把握就越好,对问题分析和阐发的自由度也会相应增强。这本书从道德变迁的角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第一是社会的个体化转型的大背景。几乎所有价值观的转变,都是以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为背景的。学界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有比较准确的研究,但对于社会转型,没有准确的方式去概括。我认为个体化便是观察总结社会转型的方式之一。第二是关于“做人”的探讨。伴随道德观的变迁,在日益个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完成做人这个几乎贯穿我们一生的重大任务?《德行的尴尬》试图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新京报:长期生活在美国这个个体自由和自主程度较高的社会,反观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和发现?

  阎云翔:你这个假设的前提很重要。所谓学术研究中的个体自由,就是不受当今学界流行理论和时髦议题的影响。我周围的人在讲某件事,我想关心就关心,不想关心就可以不关心。而所谓自主程度,则是你在设想自己的研究时,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干扰你。与此相关的是,我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在中国是,在美国也是。从事人类学研究,边缘人正好给了我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我挺欣赏这个边缘化的位置。

  道德变迁

  我们经历的是道德转型而非危机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的尊严问题”?其间主要有怎样的观察和发现?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变迁,到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阎云翔:我一向主张如何做人其实是人类学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如果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一个社会如何成为可能,以及社会的运转和维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人类学关心的便是在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个体的、社会的人是怎样形成的,就是所谓人的文化建构问题。用普通人的日常语言来讲,就是“做人”问题。我关注的,就是最核心的、最朴素的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建构问题。

  至于说我在研究中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这可能是顺理成章吧。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入手,到跳出个案的经验式研究,做抽象的观察和分析,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应该有这种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向宏观研究发展的变化过程。

  我在UCLA负责教一年级博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集中阅读讨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我经常与学生分享的一点观察是:这三位大师研究的都是宏观问题,都有丰富的社会想象力;而当代的学术研究训练却在扼杀这种想象力。所以我告诉他们,你刚进学校时感兴趣的那些问题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学术训练有可能会让你忘记那些问题,进入非常技术化的思维模式。这是当代学术一个非常可悲的变化。年轻学者应该努力得到特别好的学术训练,在方法论上和经验研究方面尽量做到无懈可击;同时千万不要丢失自己的想象力。初学者最初关注的问题,很可能是非常鲜活的、具有创造性的问题。比如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问题,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很关心。31年后,我仍然在做这个题目。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忘记。

  新京报:就你的观察来看,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态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阎云翔:中国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多元化;但同时,人们习惯于单一的道德标准的文化习惯没有改变。凡是自己看不惯的,就轻易地判断为“道德沦丧”或“道德滑坡”,导致有些现象因人的价值观、社会阶层、阶级文化、立场而异。这些有争议的道德行为很可能随时间推移,变成可以接受的正面的道德行为,例如个体的性取向问题。而另外一些传统的文化习惯或者行为方式通过争议却变成负面的、不能接受的行为。比如,虐待

  小动物在30年以前不是道德问题,小孩子无聊,抓一只小动物玩,没有人会把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因为动物保护主义和同理心的发展,新的道德价值观出现,虐待动物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家暴,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家暴。这在过去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某些地方,认为打老婆不但正常而且很有必要,是男性气概的表现之一。现在人们不会认为打老婆是正当的行为了。

  新京报:作为长期关注中国伦理问题的人类学家,你如何看待近年来网络上的“道德批判”?如何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道德转型?

  阎云翔:我觉得待人严待己宽是人性特点之一。我们通常都是看别人的时候标准高,因此道德批评都是针对别人的,很少有人反思自己处在这种状况下会怎样做。“小乐乐事件”后,网上的讨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那18个路过的人,你会救小乐乐吗?——这是很正面的灵魂拷问式的反思,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上考虑,而不是单向度地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

  当然,道德批判本身也是一种正面的社会现象,至少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很多事件具有道德上的负面含义。比如,对外地人的歧视,很多人将其归纳为“道德沦丧”的现象之一。对外地人的歧视是和熟人社会直接相关的,在任何一个熟人社会,都会有对外来者某种意义上的歧视。如果往前追溯人类历史,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异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那是人的社会,而是半人半兽的。这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相当普遍。我们将对外地人的歧视视作不道德,这本身是比较正面的道德反思。如果这么看,我们这些年出现的,并不仅仅是所谓“道德沦丧”的单方面发展,还有很多新出现的更加健康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所以我坚持说,这是一种比较剧烈的、痛苦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问题。

  时代观察

  大众媒体带给人的是不现实的花花世界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年轻人与父母关系方面的研究?有哪些观察和发现?

  阎云翔:在中国文化中,代际关系是特别核心的社会关系,也是社会转型特别重要的风向标,借此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趋向。例如,我在201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讲80后一代的离婚问题。我发现有相当高比例的离婚个案是父母介入甚至包办而造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包办婚姻,变成父母包办离婚?为什么年轻人能接受、容忍父母处理自己的离婚问题?如果在私人生活中,把这么重要的私人生活问题交给别人来处理,那么在公共生活中,是不是会把自己重要的权利,让渡给更有能力和权威的机构来处理?如此思考,你就会发现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其实不仅相通而且相互作用,代际关系变化的内涵远远超出家庭生活的范围。

  新京报: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中,流行着“丧”的说法,最近两年媒体盛行“逃离北上广”,“感觉身体被掏空”等类似的表达。和过去相比,为什么当下的年轻人这么容易失望和沮丧?

  阎云翔:很多学者将这个问题归结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渠道的减少,这很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和上世纪80年代比,这个观察是准确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遍地是机会、人人都可以通过社会流动而迅速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趋势,就逐渐缓慢下来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流动机会貌似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几乎完全开放并非社会生活的常态,只有在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原有结构被颠覆时才可能出现,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或者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但是,大众媒体展现给我们的却永远是人人可以实现梦想的花花世界。非现实的世界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是达到那个世界的路又如此之远,从那里得来的对于生活的期待和希望往往无法实现,以至于对很多人来讲越来越不可能。这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望甚至绝望。

  新京报:成功焦虑、年龄焦虑在当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青年和中年人当中。似乎人们追求的所谓“成功”或“意义”的标准,窄化为房子、车子、票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焦虑从何而来?

  阎云翔:如果我们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平等观念顶替等级观念,我们可能会有另外的看法:我作为个体,我的存在应该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我把我的存在当做目的,那么我的存在可能、也可以和其他人的存在采取不一样的形式。我们现在的人活得那么难,压力这么大,是因为我们总在攀比。人家有的,我都得有。人家有的这些东西,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目的,关心的是这些把自己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我们在不断地攀比和竞争;如果别人家有两辆车,我只有一辆车,我就不幸福,我必须加倍努力,为第二辆车而奋斗。如此循环往复,生活压力只会不断增加。

  这就涉及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活?在过去,和80后、90后相比,50后、60后的付出比回报和压力都多得多。但对个人的压力造成的结果而言,可能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感受得那么强烈。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传统中国,个体是为一个由祖先形成的集体而活,人生的目的便是光宗耀祖。1949年后,这个集体变成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更加抽象、但内涵性更丰富的存在;这样使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多的意义。其结果是:他们的回报是延迟的回报,虽然现在得不到,但是以后仍有希望。这使得人们不那么重视当时个体所感受到的压力。相比之下,现代人也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现代人的“为别人活”中的“别人”是高度个体化的别人,就是攀比的对象。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完全被窄化为物质,而不是祖先或理想那种抽象的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现在的为别人活,是通过个体化的方式,要求的是即刻的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而不是延缓的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没有人把希望放在将来,因为将来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如果达不到即时的满足,我们就非常沮丧。

  新京报:从长远来看,随着个体化转型不断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而活”是否可能?

  阎云翔:达到近代西方那种古典个体主义的“为个体而活”,视个体为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我觉得不太可能。中西方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别。我们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就是通过和其他人的关系来界定的,没有了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了自我。换言之,我们不太可能将个体视为目的本身。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恰恰建立在个体为宇宙之核心的观念之上,反对将个体视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我们便落入左右为难的纠结状态,即我所说的中国式个体化。如果你碰巧处在这个纠结状态,这一两代人的感受会很强烈。但是我相信,这种个体化转型带来的纠结状态是暂时的。我们会摸索出一条路,找到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同时又能应对新的、不可阻挡的全球性的个体化变化趋势挑战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我们仍然是关系定义中的个体,又为个体的存在发展出足够的空间,在个体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

  《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

  作者:(法)路易·迪蒙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4年10月

  从基督教最初发源的年代开始,探讨了西方个体主义的成因。

  《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

  作者:黄克武/张哲嘉 主编

  版本:中研院近史所 2000年12月

  从近世中国公私观念的常与变、个体和群体的统合与独立、情感、性别与公私等角度切入,观察近代中国公私领域之嬗变。

  《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作者:赵园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从“父子”“夫妇”等家庭关系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以及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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