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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陈宪:经济环境及政策演变在倒逼创业创新

作者:  时间:2013-10-15

  近年来,我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首先,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一个因素。而且,这种下降不完全是周期性波动意义上的,维系中国出口高增长的外部需求将不复存在。由此,内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凸显。其次,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将下行至少2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要素投入增长率下降引起的。这是中国内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综合反映。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更加偏重于立足于深化改革的中长期发展。经济政策主要将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内生因素,来促进或稳定经济增长。

  那么,新的增长动力,抑或内生的增长因素是什么呢?在经济增长的早期,直接的投入要素,主要指劳动、资本的数量及增长,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产出增长速度总是会超过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基于这一观察,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索洛剩余”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产出增长速度超出投入增长速度的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因此,由技术进步决定的生产率的增长是解释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的关键要素。此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进一步解释了生产率的变化。他认为,技术变革的速度受到经济激励的影响,它是内生于市场体系的,内生技术变革可以解释科学发现、技术进步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知识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

  上个世纪30年代,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建立了一种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即创新,以对技术的试错,生产新产品,或以新技术、新方式生产旧产品,以此来改进生产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创新,即是对原有要素组合的革命性破坏。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表现。

  结合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我认为,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其决定性因素是激励机制。一般地说,只要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信号健全,价格机制有效,经济体系内部就存在着对市场主体的激励。然而,技术和技术变革有着外部性,(如知识产权的正外部性)其激励机制有着特殊性。不能较好地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技术变革的原创性及其活跃程度都将受到影响。中国目前的现状就大抵如此。第二,教育质量,以及决定教育质量的教育模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性变量。知识资本还取决于后教育阶段的培训和各实践环节。这些实践环节主要就是指技术变革。最后,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市场,由此促进消费增长。中国目前尚缺乏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和环境。

  经验表明,技术变革的成果主要源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小企业往往是创业者的企业;知识资本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创业和创新;企业家精神就更加不言而喻,它的载体就是创业和创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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