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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孙艳芳:经济增长放缓的政治含义

作者:孙艳芳  时间:2012-11-30

  刚刚进入2012年的时候,人们最为担心的就是经济下滑。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不断下滑的趋势,但并非传说中的“硬着陆”。2012年是有惊无险的一年,世界末日的预言烟消云散。但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增长放缓的新阶段。

  在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两者又是相互支撑的。正是由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贸易出现了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的转变,给中国加入全球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无论是飞机制造,还是服装鞋帽,世界上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产品,都会至少有一个生产环节,可以落户中国。而中国企业的模仿能力是超强的,学习曲线是最陡的。于是,中国一夜之间醒来,发现在不到20年的短短时间里,自己已变成了世界工厂。

  问题在于,这样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国际因素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外部市场,尤其是中国传统上所倚重的发达国家市场一蹶不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尘埃落定,美国的财政危机正在悬崖边上,日本的债务负担已是千钧一发。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硝烟弥漫,中国则是各种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从国内因素来看,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产品出口的模式已经无法延续。如果你最近到过东莞这样的出口基地,你会发现,夜幕降临之后,那里的灯光远不如以前明亮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 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曾经讲到,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一个社会的心态往往会更加乐观、开放和宽容;而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衰退期间,一个社会往往会变得更加悲观、封闭和排外。的确,在一般情况下,增长速度快是好消息,而增长放缓不会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如果是从经济过热回归到正常的增长速度呢,或许,增长放缓会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

  回头来看,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并非佳音。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政策刺激,而政策刺激又更多地依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快速增长,且大量的贷款流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部门,鼓励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房地产企业的投机狂热;面对钢铁、纺织等行业在金融海啸之后所处的困境,政府本应该帮助它们尽快转型,但实际上却反过来进一步支持其扩大产能。投资占GDP的份额因此从2008年的41.7%进一步上升到2011年的48.3%,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宽松的信贷政策刺激下,中国企业部门的财务杠杆率,即资产负债率急剧提高。正是由于过高的杠杆率,才使得企业在这一次经济增长放缓之后,不得不面对更为痛苦的调整。

  因此,从2010年下半年出现的增长放缓,实际上是对过热的一种反思、对失衡的一种校正。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货币政策从极度宽松转为适度收紧,及时出台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使得增长放缓并向合理水平回归。

  增长放缓还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在过去,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政府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然而,在过去扭曲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高速的增长带来的并不是民众的支持,而是更大的社会不满。盲目追求GDP的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更多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更多的由于拆迁带来的社会冲突、更普遍的焦虑和失望情绪。可以设想,随着增长放缓并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因经济过热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应会相应逐渐缓解。我们或许有理由期待,未来城市的天空会更蓝,政府会减少对经济的粗暴干预,社会管理会更加高效及人性化,而人们也将会有更多本应属于他们的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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