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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黄益平:走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作者:黄益平  时间:2013-12-30   浏览次数:0

  李克强经济政策框架最终能否成功地让我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关键要看结构改革的成效,但结构改革也正是上述政策框架的三大支柱中最难落实的一个。结构改革的重要性起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些结构改革措施可以帮助化解已经形成的一些经济风险。比如银行已经形成了不少潜在的不良资产,现在可以通过金融改革甚至财政注资,降低甚至化解这一风险。当然这些改革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有可以化解问题的存量,但必需切断流量,不然容易造成新的道德风险。第二,有些改革可以帮助增强未来经济的稳健性和增长的可持续性。比如通过财政和其他改革充实养老金和改善医保,这些增加的开支在短期内也许使投资减少,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长期看对经济、社会稳定十分必要。第三,还有一些改革可能会提高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比如利率市场化也许会影响国有重工业的生产,但对于过去一直被排挤在正规信贷体系之外的非国有部门则十分有利。再比如破除垄断、减少行政审批,这些也都能极大地改善总体经济的效益。

  眼下政策讨论所涉及的改革领域非常广泛,包括金融体系、财政政策、国有企业垄断、土地使用、要素价格、行政审批、收入分配和户口制度等等。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不过从促成经济模式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下面三个方面的改革最为核心。一是金融体系市场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其实是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以前的分析发现资本是生产成本扭曲的最重要源泉,同时还发现过去的金融抑制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现在这个影响已经由正转负,成为遏制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一个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支持机制之一。具体说来,金融改革应该包括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金融机构的重组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不过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开放既能带来效率改善,也可能导致新的风险。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至关重要。

  二是地方政府去企业化。放权曾经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地相互竞争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机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地方党政首长的行为更像董事长、总经理,忙于招商引资,过度强调GDP增长的重要性,这是我国过去“高增长、高失衡”经济模式的重要促成因素之一。这种做法忽视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裁判员兼职运动员,破坏了运动场上的规则,严重挤压了正规企业的运行空间。尤其重要的是,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呈现明显的融资饥渴症,以前靠收费,后来靠卖地,过去几年则高度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的前提下无节制地举债,已经成为我国财政体系的重大风险因素。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让地方政府去企业化,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回归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

  三是国有企业平等化。最近的政策讨论大都没有涉及国企改革问题,至多也就是蜻蜓点水般地讨论打破垄断的意义。国有企业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重要,但客观上,国企及其垄断确实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障碍,甚至已经变成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国企不能得到有效改革,市场经济便无从谈起。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很多,可以通过私有化直接改变国有制,也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平台,让国企和民企在同一个水平上竞争,优胜劣汰。核心就是两条:一是在投入品市场真正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利率市场化可以做到国企融资由市场定价;二是在产品市场打破垄断,民营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民营资本也可以作为投资者进入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真正能够接受平等待遇,其实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不然,只好走私有化这华山一条道。

  ①黄益平、常健和Joey Chew, “What to expect from Likonomics?”, China: Postcard from Beijing, June 27, 2013, Barclays, Hong Kong. 黄益平,“What Likonomics has to offer?”, China Daily, July 4, 2013.黄益平, “China turns to Likonomics”,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July 8, 2013.

  第二,对目前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界银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间为8.6%,在2016-2020年间为7% ;据蔡昉和陆旸2012年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在2010-2015年间平均为7.2%,在2016-2020年间平均为6.1%(图1)。

   

  资料来源:蔡昉和陆旸(2012)。

  第三,尽管GDP增长减缓至低于8%的水平,就业和通胀等指标却显示没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宽松政策。CPI先放缓,从1月份的4.5%下降到十月份的低谷1.7%,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缓慢回升到高于2%。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惊人的弹性:2012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仍创造了1270万个新就业机会;农民工数量比一年前增加470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总数在一年内增加了980万;二十五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将全国平均水平提升20.2%;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一年前增长11.8%。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低,但新增就业比去年还多。

  我们判断决策者不再热衷于保8%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趋紧,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首次提出“保八”的政策目标时,适龄劳动人口年增800万,而到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已经下降了350万。我们所观察到的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以允许经济增速逐步稳定到新的增长潜力附近。当然,未来如果失业率意外上升,政府也可能再次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

  二、经济再平衡的初步证据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在逐步缓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变化尚未得到学者和官员的普遍承认。我们在此提供三个方面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基本观点。第一个证据是经常项目盈余已经明显下降。过去我们担心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项目盈余庞大,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需求,可持续性有问题。同时,经常项目盈余表明我们是个净资本输出国,作为一个本来应该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也颇不寻常。另外,其他国家的一些政客也以经常项目盈余为证据指责人民币被明显低估,迫使我国加快货币升值的步伐。不过,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图2)。未来经常项目顺差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反弹的风险,但相信外部账户再平衡的大部分过程已经完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济再平衡的第二个证据是收入分配已经得到改善。2013年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数测算值,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间持续恶化;此后,基尼系数又逐年降低到2012年的0.474,表明2008年到201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图3)。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一结果持怀疑态度。例如,最近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基尼系数为0.61。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一种批评认为统计局忽略了家庭财产收入的差距,如不动产;另一种批评认为统计局低估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我们认为官方基尼系数的估计值确实存在低估的可能性,比如根据李实和岳希明教授的分析,真实的基尼系数也许在0.52左右,而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7。但2008年以来,收入分配不公恶化的趋势已经得到阻止,这一个发现应该是合理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农民工工资大幅度上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济再平衡的第三个证据是消费占比可能已经开始回升。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数据有许多可疑之处。比如,有国际经济机构估计中国人在海外购买的奢侈品占到全国奢侈品总消费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但这一部分没有得到很好的统计。官方数据所反映,总消费占GDP之比从2000年的62%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7%,也就是说在十年间下跌了15个百分点。但笔者及其合作者近期的研究发现,消费占GDP的比重其实在2008年后已经开始上升,虽然这一趋势尚未完全反映在官方统计中。他们的估计主要考虑了服务消费被低估的问题,因此首先用与消费相关的社会零售增速与服务销售增速的加权平均得到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率,并以此推出过去十年消费占GDP之比的估计值。他们发现2008年之前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这一点与官方数据相同,但2008年以来消费占比则从48%反弹到2010年的52%,与之相比,2010年官方估计值仅为47%(图4)。

   

  资料来源:Huang, Yiping, Chang Jian and Yang Lingxiu, 2012, China: Beyond the Miracle - Great wav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January 2012, Barclays, Hong Kong. Huang, Yiping, Jian Chang, Lingxiu Yang, 2013, “Recovery of consumption and rebalance of the economy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但即便是官方数据,也表明了2011年消费占比已经止跌回升,只不过比上述研究发现的晚了四年。据官方数据,2012年消费占GDP之比已经回升到49.4%。

来源:人民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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