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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从“李克强经济学”到中国经济“新常态”

作者:马光远  时间:2014-05-27   浏览次数:0

  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并非新词。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但是,这种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是后危机时期短期的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争论和分歧很大。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性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事实上,自2010年中国GDP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一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以来经济下滑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这些因素消除,中国经济会恢复快速增长;而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是趋势性的,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很显然,两种观点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为;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内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宏观政策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与外界所概括的“李克强经济学”在理念和内在逻辑上几乎是一致的。“李克强经济学”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领域,重视就业,淡化速度,提升服务业的比重,致力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至少应该蕴含以下几个政策寓意: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优于经济增长本身。

  首先,就“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而言,新一届管理层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和先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2013年4月8日习近平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李克强总理做公开经济报告时也指出,如果中国每年要维持新增1000万的就业,中国经济增速只需要7.2%就可以。而这种将对速度的简单追求保持强烈克制的执政思维在2013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全年稳增长压力很大,但外界概括的“李克强经济学”的精髓之一——不刺激的政策方向贯穿全年,这在换届的第一年,的确让外界看到了管理层推动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决心与魄力。

  其次,就是否通过刺激政策稳定经济而言,由于在经济增长周期上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李克强经济学”和“新常态”对刺激政策本身具有天然的抗拒。比如,一季度经济增速7.4%,实事求是而言,这个速度一点儿都不低,但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要求出台刺激政策的呼声很高。但事实上,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最大的风险恰恰是因为过于渲染经济增速而忘记了初衷。这种风险起码有五:一是刺激依赖症。无法接受每次经济的自然调整,对增速下滑“零容忍”,无法走出一下滑就刺激,一刺激就见效,刺激完了又下滑的“周期律”;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目前投资不力,民营企业家仍然徘徊犹豫,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今年年初以来,包括超日债、信托在内的企业债务局部爆发,笔者预计,今年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债务导致的资金链条断裂的可能很大,一定要预先防范;四是房地产调整的风险。一季度的数据,无论是新房开工面积的暴跌,还是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的双双下降,都预示着房地产进入到了敏感期。考虑到当前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密切关系,要警惕房地产调整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五是中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困难。应该看到,所谓中国经济困难,本质上是中小微企业困难,但政策对此似乎仍然没有对症下药。

  因此,每次经济下行,事实上是对管理层有无决心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摆脱“刺激景气”的重大考验。从中长期周期而言,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

  如果上述“新常态”的理念在政策层面得到贯彻,几乎意味着:面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压力,管理层绝不会轻易启动以前动辄救市的模式,容忍,甚至听任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的一些风险,比如企业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个套餐,要选择改革,就必须真诚面对过程的痛苦和必须的代价,罗曼蒂克式的,田园牧歌式的改革从来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就现实而论,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是极为痛苦的。

  “古来圣贤皆寂寞,莫因刺激留骂名。”笔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还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但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更直接一点儿说,能否借房地产调整的时机,痛下决心,刮骨疗伤,摆脱对房地产的危险依赖,这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再次勃兴的关键。如果轻易启动救市模式,再次推高已经高高在上的泡沫,属于中国的机会就会渐行渐远。

来源:中国经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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