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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经济新常态:看综合指标,用“中医式”调控

作者:  时间:2014-09-18

  今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问计当前经济形势,又一次提到新常态。

  在国家领导人两次公开提到“新常态”以后,这一眼下颇为热门的术语,正在逐步成为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现状的共识。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工作各项指标的出台,更是有力地佐证了这一提法。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的多项关键指标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究竟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具有哪些特征?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适应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要想弄清楚中国经济新常态,就要先解释“三期叠加”这个名词。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社一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文章格外引人注目。文章中提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

  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指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而“结构调整阵痛期”,则是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

  基于上述判断,文章进一步提出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就是既不冲出“上限”,又不滑出“下限”。“上限”就是防止通货膨胀,“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解释说,“新常态”概念有三点特征: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人民日报》在题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的评论员文章提到,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多数专家认为其具有四大特征:

  ——中高速

  “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说。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分析。

  ——优结构

  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新动力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说。

  ——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新常态”归因: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

  “这次,恐怕是回不去了!”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指着电脑上的一幅经济增速曲线图说。

  波动的曲线图显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经济增长最主要衡量指标的GDP,增速都在10%上。正是在强劲增速的支撑下,中国经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5年里,GDP增长只有过三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每次都有不难想到的国内国际背景。第四次正在出现。2013年,中国GDP增长7.7%。2014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提出今年的增长目标是7.5%——第一季度,现实的答案是7.4%。

  “这次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经济可能要告别过去的高速度了。”潘建成说。

  探析“告别”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为短缺,百姓温饱不足。在彼时的“窘态”下,要摆脱贫穷,后来居上,就必须奋起直追,全力加速。因此,运用各种条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如今,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20年前的全年经济总量。由于总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也明显增大。所以,如今的中国经济,已不必再“纠结”于速度,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发展平台上,在提质增效、换挡升级方面有更多追求。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时,经济增速下行有四方面原因:首先,当一个经济体经过经济起飞、高速发展后都会产生回落,中国也是如此。体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世界规律。其次,劳动力红利、制度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在高水平上,经济适度的降速和下行也是为配合结构调整。第三,社会治理成本在不断加大。解决一系列的民生和社会问题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也会导致经济适度的下行。最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外部不确定因素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认为,高增长的“旧常态”时期,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新常态,新起步

  今年8月份,各省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垫底的黑龙江省格外引人注目:上半年黑龙江GDP增速4.8%,成为了全国增速最慢的省份……这其中,占到黑龙江工业比重一半之强的大庆油田,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增加值负增长,带动全省工业增速回落,成为黑龙江“末班车”角色的拐点。

  黑龙江以及分列倒数第二、三名的河北、山西为何会出现GDP失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区域经济研究者陈秀山说,这三个省份的经济结构单一,能源、资源性产业占很大比重,这些领域处于产业链上“没有退路”的最顶端,经济不景气了,下游市场萎缩,最后就传导到它们头上——支柱产业低迷,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就会突然下降。

  可以看出,黑龙江垫底的原因与经济“新常态”特征是相悖的,可以说是“旧常态”下高速增长留下的积弊。用全面眼光看新常态,中国经济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什么是退步?什么是进步?关键看用什么标准”,潘建成说,新常态下,不能单纯只从速度看经济,而要用综合指标来衡量。上半年增长7.4%。除了增长速度,在2014年的经济半年报中,人们还能读出更精彩的内容:

  ——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较好,民生继续改善……不再是一味地高速奔跑,中国经济步伐更稳健。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种种失衡逐渐扭转,经济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

  ——城镇化释放持久动力。

  潘建成认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过去的不足,却是新常态下的新机遇。“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率过高,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而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多年历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大国优势提供发展支撑。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内需的支撑力不可小视。目前,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级”转变,汽车、信息产品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消费重点,不仅会极大地推动传统产业发展,也将形成汽车制造、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型支柱产业,使产业体系更为协调。另外,我国人才资源丰富,又具备技术后发优势,有条件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空间。

  产业结构方面,目前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一般加工业的过剩,如重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煤炭、初级产品等,这些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产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仍然短缺,潜力很大。

  空间结构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同时也遇到土地和环境瓶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产业梯度转移有宽阔余地。

  ——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改革的动作频频,简政放权改革大刀阔斧,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好戏连连,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利好。

  少刺激,多改革 调控应由“西医式”转为“中医式”

  就“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而言,新一届管理层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和先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已经进入到“七上八下”的中速增长周期,经济增速将在8%以下,7%以上运行,这是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所决定。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要求出台刺激政策的呼声很高。但事实上,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最大的风险恰恰是因为过于渲染经济增速而忘记了初衷。从中国经济现状而言,解决问题的抓手应该是“少刺激,多改革”,向“改革要动力”。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即使面临GDP减速压力,也无太大必要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增加金融杠杆的空间也比以前“旧常态”下要小得多。“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因此没有必要每年创造像以前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了;原因之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从重化工业主导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而对同样的GDP来说,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能创造的就业机会远多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马骏说,“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变化则应以市场和民生需求为导向。”

  管清友认为,可以形象地认为未来调控将从传统“西医式”转向“中医式”。以往调控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然而,这一方法往往有严重后遗症。

  他提出,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是“中医式”的,主要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他认为,未来调控思路将如习近平所言,“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财政政策上,我国将告别传统在投融资中占主导地位大量资金投向基础建设的“建设型财政”,而是通过简政放权,变为“开渠引水”的“服务型财政”,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同时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半月谈网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金融时报、中国经济周刊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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