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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作者:李建波  时间:2014-10-20

  编者按: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判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正确认识理解,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保持平常心态,着力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服务于各项经济工作使经济增长以适宜的速度平稳健康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

  “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来源:学习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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