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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十二学者与林毅夫商榷:"中国奇迹"如何持续?

作者:  时间:2014-11-03

  

  十二学者与林毅夫商榷:"中国奇迹"如何持续?

  即便在“中国崩溃论”最喧嚣的时候,林毅夫教授也保持着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乐观基于对自身研究工作的信心,以《中国的奇迹》为代表,这个研究工作的大部分结论都被近二十年的中国发展所验证。也正因为对中国经济的持续乐观,无论学界还是普通公众,关于林毅夫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也时常被贴上“政府派”这样的标签。但宏观事实的发展,令各种贴标签式争论失去了意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严肃理性讨论和思考的重要性。

  10月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暨新版出版召开座谈会(这次会议或许会以“滴水湖会议”的名字载入史册),华生、史正富、张军、张曙光、韦森等10多位学者,在高度肯定林毅夫等三人《中国的奇迹》的成就之后,针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近些年来他的很多代表性言论,诸如中国经济还有20年8%增长潜力,提出了中肯甚至严厉的批评意见,场面颇为壮观。这10多位学者的提问和意见,基本能代表绝大多数经济圈学人对林毅夫著述的看法。

  观察者受邀参加此次滴水湖会议,本着学术争鸣推动中国思想发展的态度,经主办方授权,刊发其中12位学者的发言摘选,供读者思考。文章按发言顺序排名。林毅夫教授也专门对数位学者的批评做了非常详尽的回应。

  以下为12位学者质疑林毅夫发言。

  周八骏:新结构经济学应对全球巨变做出回应 

  首先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价。以一个学派的要件来判断,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经济学的一个新流派。经济学是从西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也被西方认同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硕果。毅夫的新结构主义,是从亚当•斯密的基本方法出发,阐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所体现的经济规律。从他所使用的学术概念和分析方法看,有很深的西方经济学根底。

  然而,他所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就产生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可能或可以将西方经济理论中具“种子”性质的元素,移植中国经济的土地,种一棵能够同西方经济学大树媲美、具中国和东方色彩的新的经济学大树?

  果如此,新结构经济学就不仅属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且是中国人所创造的现代经济成果的一个理论概括,属于中华文明崛起的一种表现。

  第二,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概括,固然是在开放条件下,却侧重于中国自己的因素。譬如,讲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从一国出发。如果过去这样的分析框架大体成立,那麽,面对正在急剧转变的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展望未来,是否应当重视国际因素?

  今年8月,奥巴马公开批评中国搭“便车”。这样的观点,前两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也说过。相比较,过去30多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不同程度的受害者。改革开放战略是与全球经济政治条件相配合,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正成果。我们不能同意奥巴马等人批评中国从全球条件中获益而未提对全球经济所做贡献。然而,新结构经济学对于全球巨变缺乏反应,需要顺应全球金融经济政治结构全面重整而予以弥补。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回合谈判陷入了绝境。2013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最后一刻达成一个局部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协议,但是,今年7月31日,因为印度等几个主要国家反对,没有完成国内相应立法,又一次夭折。

  全球经济秩序发生如此急剧深剧变迁,不能不启发我们思考: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继续着眼于国家与国家的对比,还是应当引入外部条件约束?外部条件约束,扭曲以国家间比较而成立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是经济规律性表现,抑或是非经济规律性表现?中国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应该解答这一重大课题。(周八骏:光大集团高级研究员)

  张曙光:中国爆发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只想谈一个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个预测,就是中国从2008年到未来的20年,还有8%的增长。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思考。

  刚才周八骏也讲了,一个是整个世界形势的问题。这30年来,国际上的形势相当好,给中国提供了这么一个开放的、和平的环境。未来的20年里面,世界的形势会怎么样?前20年中国和美国利益相对一致的方面多一些,到现在中国强大了、发展了腰杆子硬了,美国也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摩擦可能会增多。目前的现实也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作者依据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与当时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与我们目前与最发达国家差距的水平相当,然后推算未来20年中国的增长潜力。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这几个国家和中国的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会不会影响结论?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台湾经济学的主流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而主导了台湾的经济政策方向。我最近读了蒋硕杰、邢慕寰等人的著作。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低利率和低估本币的政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利率应该按照市场利率,政府不应该管制汇率。台湾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政策就开始朝这个方向走。

  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在这两个基本要素价格问题上,到今天仍然处于扭曲的状况。虽然台湾的政策实践中也有一些反复,但问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这样一比较,我倒觉得,你们的预测可能需要留有一些余地。

  还有一个问题恐怕还值得研究。未来可能会发生危机,当然他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日本就遇到了两次石油危机,但日本的应对能力非我们能比。在最近的30年中,虽然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但是中国都处在危机的边缘或者说危机发生在我们的门外,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那么直接。未来我们可能发生危机。要知道,危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未来的不确定,你现在的政策能不能应对?

  最后还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状况。毅夫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但是整个社会上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产权的保护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官员都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民营企业家也因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不官商勾结,向政府寻租,要不捞一把就走,一般老百姓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到底有多大?

  恐怕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讨论这些问题。从实际出发,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未来20年增长8%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补充一点:在讨论《新结构经济学》时,毅夫说他讲的是增长潜力。我曾经指出,既然如此,就应当根据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进行分析,但作者始终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分析。(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胡汝银:中国并不严格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毅夫等三位作者一直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锲而不舍,这个理论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它对中国经济实际增长过程的解释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

  按照这个理论本身,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对中国传统的重工业主导的中国赶超经济战略的修正。中国其实就是采取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和出口导向的做法,当然有比较优势的原因存在。但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存在,就是我们的出口导向,都有出口退税,以及外资大量引进,并且政府为此提供了大量直接的、间接的财政补贴。没有这个财政补贴,中国不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镇,比如说税收“三免两减半”以及土地优惠。

  如果经济转型了取消补贴了,中国经济下一步会不会有高速增长?在毅夫你们三个人的模型里面,应该可推导出下一步的改革方案,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缺失。

  第二个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背离。我同意毅夫三个人的观点,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在制度性的基础设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在市场结构、产业组织没有形成竞争性结构的情况下,一下子把市场放开,最终不可能形成完善的竞争机制。这个竞争机制是要培育的。除了企业经营自由化、市场比较放开、投资比较放开外,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并不严格按照比较优势实现。在中国,所有的行业过去几乎都是发展很快的,除了有比较优势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他行业也发展很快。为什么发展很快?是因为地方要提高GDP,导致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竞相提供优惠政策。但也导致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所以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政策性的问题还是制度性的问题?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怎么改?经济组织体系和制度环境、激励机制应当如何设计?我觉得这里面需要有更多的探讨和反省。(胡汝银: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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