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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从中国农民之苦到市场经济之恶——傅海棠or张维迎

作者:  时间:2017-06-08

  今年三月,我去东北调研玉米,问及春天播种的计划时,有一位农民在长时间抽烟之后,愤恨地说:一块钱三斤苞米,还让人活吗?什么也不种了,让它长草,人可以不吃粮,牲口总要吃草吧!

  那个时候,我心里虽然觉得悲凉,但总觉得这是气话,真等开春了,农民还是会播种的,玉米或者大豆,总不会真的撂荒。五月底,东北大地果然生机盎然。

  不过,有人发来一段视频,看起来格外让人震撼:这是胶东半岛天旱无雨之后,当地村民看到天边有了乌云,紧急行动到山顶跪天祈雨的场景。视频中那凄惨的哭声让人震撼:老天无雨,农民有泪,他们还是想种田的。

  几乎在这段视频发来的同时,中国的鸡蛋市场正陷入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悲凉境地:鸡蛋价格长时间跌破养殖成本,你吃的每一只鸡蛋都有蛋农亏损的钱。淘汰鸡的价格在一些地方甚至跌到了每斤1.2元——一年跌幅超过6成。在杀鸡、关闭养殖场的同时,有地方再次传来蛋农喝药的消息,而相似一幕在5年前曾出现过一次。

  在中国经济规模日益壮大的今天,在城市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在一带一路轰轰烈烈中国正要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却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让人不由得要问:中国的农民,为什么这么苦?农业未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自由的市场?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看来,农民的困境,恰恰是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结果是值得称许的:养鸡亏钱,说明供过于求,说明以前的一哄而上是错误的,看看,市场教育你了吧?赶紧杀鸡,杀鸡取卵之后,供给少了,鸡蛋价格终究会涨回来的。在养一杀的过程中,会逼迫一些养殖户退出这个行业,转而从事其它有意义的劳动,市场借此就实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按照他们的逻辑,玉米价格下跌,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良机:玉米跌了,逼迫农民改种大豆,这样,大豆供给会增加,价格回落,而玉米少了,价格自然就跌了。

  所以,当我前一篇文章谈到傅海棠认为国家应该在鸡蛋价格低于成本的时候收购并不计成本运往贫困地区的时候,很多人提出强烈抨击,认为这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则,将来的问题会很大——在他们看来,鸡蛋倒在水沟里、牛奶倒进大海里,都不是问题,一旦要采取措施保护弱者,问题就来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前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很是盛行的一句话叫:有了问题去找市场,不要找市长。更进一步,他们认为,市长的职能是提供服务,而不是干预市场。最极端的观点是:如果制度设计合理,一条狗也能当市长。

  果真如此么?

  傅海棠先生的观点是:不要老是市场、市场、市场,一味地盲目相信市场调节。如果完全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以自由的方式运行是很难持久的,最终必然陷入崩溃、兴衰循环,难以实现稳定发展的目标。苏联休克疗法的失败,证明了完全的市场化是行不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容易产生经济危机。完全的市场化,会让社会变成丛林,最终人民受害,寡头受益。

  道理其实很浅显,比如种庄稼,如果完全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能生存下去的只是稗草而不是庄稼!老百姓(45.75 +1.42%,诊股)种的庄稼,如果完全实施所谓的有机种植,不打农药不施肥,是不可能有高产的,亩产的提高会非常慢,可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赶上人为的规划和干预。相反,通过土地规划、人工育种、浇水施肥除草,产量就能大大提高。而且,人们还能协调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量,从而保持收获,保持财富生产,大大减少歉收、饥荒的出现。

  种庄稼的道理当然完全适用于工业生产和社会管理。在傅海棠看来,经济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和农民种地没什么区别。不经过管理维护怎么可能高产稳产?没有调控管理的市场一定是混乱的市场。所以,政府应该主动干预、管理市场,而不能对市场行为放之任之。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下场踢球。

  政府下场踢球?很多人会质疑:不是说政府是裁判员,不能兼任运动员吗?在这里,傅海棠所提的政府行为,主要是针对外部性的问题。比如,城市里的花坛,天桥,夜景灯光等,政府来做,远比市场行为要简单、高效。又比如,玉米价格跌太多的时候,政府出面收购或给予补贴,即便不赚钱,却可以保障农民不至于损失太多。这些行为,政府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

  事实上,政府干预农业几乎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的标配。徐静波先生曾写过文章,谈日本的农民收入。一位种田45亩地的永尾先生,卖大米的年收入就有24万元(折合成人民币,下同),这意味着每亩稻谷的收入是5300多元——对应的大米每斤销售价格是8元!但这点钱不算多,所以,他会再去打工兼职等,夫妻两人一年由此还可以有约30万元的收入。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我以前写的文章里的那位王队长?但对比一下收入,他种植225亩地,拼死拼活一年才赚20多万元啊。

  与永尾先生同地的佐藤先生,种了150亩水稻、养了100头牛,再加上种植蓝莓和蓝莓酱,这位农民的实际年收入能达到420万元人民币——比日本首相的收入还要高,甚至比东京一般白领的收入高20倍。

  日本农民能有这样高的收入。一方面是由于国家严格限制粮食进口,从而使得日本农作物价格极高。另一方面,政府的补贴也非常多。比如,购买农机具,政府给20%的补贴,每亩稻田的补贴是3300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补贴每亩才只有200多元。更何况,日本农民享受的退休金与城里人别无二致。所以,日本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不是东京、不是大阪,而是岛根县和富山县,这是两个农业和水产大县!

  你看,所谓的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对于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至于美国,更不用说,1933年,美国的《农业调整法》颁布,就已经开始实施农产品(9.00 +1.69%,诊股)价格补贴。一直到2008年后,美国才开始取消直补转为风险补贴。目前,美国人的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纵横天下,但每一粒大豆和玉米的价格里,都包含着至少40%的政府补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美国的农作物价格跌到哪里,都可以拿到补贴和保险金,确保农民收入不受损!

  哪里有什么所谓完全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日美两国在扶持本国农业方面的努力,充分证明了行政干预力量的必要性。国家不可以放任农业生产,因为“民以食为天”,“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农业如此,工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会反过来说:日美的农业人口少,国家补贴可以理解,中国农民太多,国家不可承受补贴的压力。

  这又是一派胡言。1880年的时候,美国的城乡人口就已经各占50%了,其后农业人口占比逐渐下降。到1930年,农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1.7%。而1933年的农业法案就已经正式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了。如今,全美3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220万人(2010年数据),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只有1.6%。但2012年,美国种植和畜牧行业的农业产值是3946亿美元,人均产值近18万美元,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农民同期人均水平的70倍。

  没有政府的持续补贴和扶持,美国怎么可能有如今的农业大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补贴和扶持政策还差得远啊。2016年,我的老家栖霞,苹果价格暴跌,全市农民减收逾20亿元,对当地经济影响很大。如果看全国,苹果种植户一年减收800亿元、玉米种植户一年减收1000亿元。鸡蛋全国一年产量近3000万吨,蛋价从每斤4元跌到2元,农民减收也会达到1200亿元。到再看其他农作物价格的调整,算下来全国农民2016-2017年的总收入至少会下降3000亿元!农民收入下降,农村消费怎么可能起来!

  如果放任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结果就是猪周期、蛋周期,隔三年五载来一轮价格循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喝酒有人饮泪。浪费的是社会资源,影响的是经济发展,最终受损害的是全体国民。傅海棠举例说:如果鸡蛋价格继续保持在2元左右,持续到8月份,举国蛋农全面淘汰蛋鸡,那么,下一个消费旺季来临的时候,鸡蛋价格就可能突破5元甚至更高,创下历史新高。那时候,还会有人肯定完全的市场化吗?那时候回首现在,是不是会认为国家应该早点干预?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在农业这个大产业上,中国政府的干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到农村里走一走,就知道农民更希望政府干预而不是政府放任。政府干预的目标、或者说唯一目的,就是要确保农民的收益保持稳定,不因市场的变化而有大的波动。对此,国家理应付出更多的补贴、更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扶持,保持农村和农业的稳定发展。

  当然,中国的农业人口还是太多太多。按照美日的经验,将来全国有1亿多农业人口就顶天了。这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4亿农村人口要转到城市里来。4亿人口,比美国现有人口总量还要大。这么大基数的人口要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乡村走到城市,不正是中国潜力巨大的一种证明吗?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看空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未来发展呢?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放任资源的浪费而不加管理呢?

  4亿人口进城,在如今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国家,完全依靠市场化运作,怎么可能实现!此时,国家的行政干预和管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仅凭这一点,中国就不应该走什么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而必须沿着当前的道路走下去: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努力。

  二、经济的计划

  在傅海棠先生看来,政府主导,核心是订规则、做计划、行法治。而订规则和做计划,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说到底,在任何经济体中,计划经济都是不可或缺的。

  什么是计划?计划就是规划、管理、调整。事先有规划、事中有监督管理、出现问题要进行调整。由此实现全过程的人为干预而不是放任自流。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计划无处不在。建造一座大楼,事先要设计好图纸、要按照图纸去施工。修建一条铁路,也要制定流程图,哪天开工、进度如何、费用开支预算等都要事先做好。就算是出门做高铁、飞机,几点出门、路上需要多长时间等,都需要事先计划好。

  傅海棠先生曾经说,“你看,一点点小事都要有计划,咦,奇怪了,涉及到这么庞杂的经济运行,竟然说可以不要计划了,这是哪门子经济学!”所以,为什么要计划?因为唯有计划才能实现经济的安全、稳定、高效、快速发展。

  经济安全,就是不要动辄出现区域性或者全局性的风险,确保社会有序良好运作;经济稳定,就是不能忽快忽慢上下折腾,在人民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周期性兴衰来浪费资源、损害民众利益;经济高效,就是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必要的领域,让产出远大于投入;经济快速发展,就是不要动辄怕经济过热而人为打压,该放水放水,该给政策给政策,横竖一句话:经济要发展,而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

  傅海棠先生的有一种观点会让人觉得不好接受:古今中外,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是有计划的,从来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只要人还是群居动物,就不可能没有计划性。

  他说,你看,奥巴马有奥巴马的计划,特朗普上台了又要推出特朗普的计划。奥巴马不批的输油管道建设,特朗普上台后马上开工建设。怎么能说美国就没有计划呢?事实上,只要货币发行权在国家手里,就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什么时候发货币、发多少,是不是政府的计划?收多少税,什么时候收税,收税的钱怎么花,是不是政府的计划?那么,发钞票要计划、收税要计划,竟然有人说世界上存在着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他看来,所谓市场经济,是劳动者可以自由劳动来创造财富的模式。劳动价值市场化,但把劳动往哪些领域引导是计划。怎么规划、怎么管理、怎么激励、怎么调整,是国家应该事先计划好的。计划为纲,市场为目,纲举,则目张。

  所以,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家庭,都应先有好的计划,再有好的执行和调整。因为有时候计划会赶不上变化,所以要着眼当下,放眼未来。

  有人要说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结果怎么样?后来还不是市场化了?前苏联乃至东欧那些国家,也是计划经济,后来不是崩溃了吗?

  这就涉及到计划的边界问题了。傅海棠的观点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没有是先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因为计划脱离了实际、不接地气,本质上导致了劳动低效、财富生产不够。而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计划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弊端,即政府妄图管理一切,抹杀了个体的积极性。

  他举例说,农民种地种什么品种,每亩定苗多少株,根据实际情况,旱了浇水,涝了排水,缺肥施肥,有草拔掉,有虫打药,加强科学管理调控,一定是种地农民说了算。可是禾苗谁长高了谁长矮了,谁长粗了,谁长细了,那是庄稼自己的事,不是农民说了算。但不管怎么说,有人为干预的良田,才能丰产稳产,获得大丰收——这席话,说出了政府计划性管理的边界问题:宏观要把握,个体要自由。计划体制下,也必须有个体自由发挥的空间。

  比如,以前到生产队里干活,因为缺乏严密的奖惩体系,缺乏完善的考核机制,以至于大家集体上山晒太阳却没有人干活。这是管理水平的问题,也是没有充分挖掘人性潜力的问题。

  再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力图由国家包揽生老病死吃喝玩乐的所有事情,这既降低了社会效率,也损害了个体积极性。干什么活、吃什么饭、穿什么衣、住什么房、坐什么车,应该让社会自由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让社会效率达到最高。

  所以,有规划、有引导,有计划,有竞争,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体。即使劳动者想干活,若没有好的奖惩机制、引导方向,没有劳动的场所和工具,也不行。竞争可以让企业更有活力、创造力,可以优化社会资源。当然,竞争应该是在规则之下进行。

  优胜劣汰是有限度的,应该尽量避免竞争中的两败俱伤。甚至于竞争中失败的一方,政府也是可以通过适当干预让其健康发展的,因为企业创立和发展起来并不容易,如果只是小问题,应当督促它或帮助它解决问题,促进它生产,而不是因为一个小问题而关掉它。就像一棵树长成了,不能因为有点遮住阳光而砍掉它,只需修剪一些树枝即可。多数企业都健康发展了,才会营造广袤的经济森林。

  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没有那些温情的。残酷竞争、适者生存,貌似公正的丛林法则,散发着失败者留下的腐臭味。相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协调发挥计划和市场各自的力量,有执政者的主观干预,反而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好的。所以,傅海棠才会说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因为它在当下,是最适合中国的——它的基本模式就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二者相辅相成,协调运行,是两手都要硬的。不能简单地倒向纯粹的市场不要计划,也不能只要计划而不要市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辩证法。

  三、对张维迎的批判

  如今的中国,为计划经济唱赞歌,殊为不易。今年三月,沈良先生和我初次与傅海棠先生长谈时,我曾经有数次停顿,怀疑自己听错了,让他反复说几次,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明白他所说的逻辑。这其中,不乏对当前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和反驳。

  比如,他说,有经济学家反对刺激经济,反对计划调控,反对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协调,这是错误的。市场有病,政府去治,你不让治,还说医生有问题。一定要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变成没法治的病,才认为是合理的,整天想着中国的经济要崩盘,认为崩盘才合理。这肯定是不对的。很多病都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现在的小孩出生时和小的时候就打一些疫苗,对某些疾病就有免疫力了,成长更健康。有些病不是一定要生的,通过人为预防,完全可以消除掉。既然这样,为什么非要让他生病死掉呢?

  是啊,为什么呢?当下中国,最极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是张维迎先生。他的很多观点广为流传,害人不浅。在平常交流的时候,傅海棠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此提出过批评。最近,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张维迎先生以其一贯的自由市场经济信徒的身份,列举了影响中国创新的五大要素。而他看起来高大上的理论在傅海棠面前被批驳得体无完肤。

  1、政府管制。张维迎说,从古至今,政府监管都阻碍了人类创新,保护了既得利益者,所以政府监管完全是多余的。傅海棠说,中国政府的监管就没停过,结果过去四十年发展速度世界第一。怎么解释?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哪个朝代、哪个国度的政府不实施任何管制?从来没有过!比如说,政府要不要管制货币发行?政府要不要管制税收?政府要不要管制巧取豪夺?说政府管制阻碍了创新,那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就没有任何创新了?支付宝是不是创新?大飞机是不是创新?高铁是不是创新?

  2、反垄断法。张维迎说,反垄断法要反对的恰恰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只要有创新,就一定会有垄断。所以,要反对的是政府保护某个企业和行业的法定垄断,而不是竞争中形成的市场优势低位。傅海棠说,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企业的边界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企业做大意味着交易费用低。如果推而广之,国家就是企业边界的极限。或者说,国家就是一个大企业,这不恰恰与张维迎反对政府管制相矛盾了吗?

  3、产业政策。张维迎说,任何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因为产业政策导致寻租、导致套利而不是创新、会误导企业家的选择,会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傅海棠说,如果产业政策一无是处,美国人和日本人怎么到今天还在搞产业政策?农业政策是最典型的国家主导的,你吃的每一口粮食都是农业政策下生产出来的,怎么能吃着产业政策的粮,骂着产业政策的娘呢?

  4、国有企业。张维迎说,由于激励机制扭曲和管理体制约束,国有企业一定是短期行为, 不可能有创新,甚至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傅海棠说,如果中国没有国有企业,就不会有贫困地区的公路,就不会有西部的高铁,就不会有南海小岛上的网络信号,更加不会有载人航天这些梦想项目。你今天消耗的汽油、开车走的道路、手机使用的信号,几乎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的,怎么能说国有企业一无是处呢?看看中移动中石油的专利有多少再说话吧。如果说,中国因为有了国有企业才没搞好,那非洲上的那些穷国,倒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国有企业,它们发展的比中国好吗?

  5、宏观经济政策。张维迎说,信贷扩张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导致经济危机。政府为了化解危机,又用新的政策,结果导致套利,又弱化了企业家的创新。傅海棠说,能被误导的人也配称“企业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三十多年,什么时候导致经济危机了?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问题是,睁眼说瞎话的人有市场。根子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而同时期引进的西方经济学恰恰是其发展到顶峰之后遇到障碍的时候。当我们学会人家的理论时,忽然发现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此时,那些喝了西方理论墨水的人们,“欲辨已忘言”:如果说西方经济学不好吧,这墨水白喝了,影响工资奖金;如果说它好吧,却跟中国的实际不相符合。结果呢,就是陷入了张维迎这样的尴尬境地:每一次讲课,都声嘶力竭骂中国的产业政策,自己却享受着中国的高工资和高出场费。咦,你是在为谁说话?

  傅海棠先生曾有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实行张维迎的理论,那么,西部地区的高铁是绝对不该搞的,因为它不赚钱,就没有人去做。但是,国家实施全方位的战略,宁可在高铁上亏损1亿元,但由此方便社会出行和商务运行带来的社会效益可能大于5亿元。对国家而言,算总账,社会总体效益、总财富是增加的,这就要做。小小的企业,有边界(经济学概念,可理解为企业规模的大小),边界小,因为它要盈利,要考虑交易费用;但是,大大的国家,边界可以直接包含小企业,边界大,回旋的余地大,很多事做起来就是可行的。张维迎站在小企业的立场抨击国家产业政策,犹如拿着杀鸡刀来宰牛,当然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在交流过程中,我还就其它热点的理论与傅海棠先生展开讨论。比如,张五常是极力反对中国的新劳动法的,10年前,他就认为新劳动法限制了企业与劳动者签约的自由,什么最低工资、社会保障,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可是,10年来,中国经济好好的啊。经济发展,难道不应该以提高劳动者待遇为结果吗?原因在哪里?就在于他假想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签约双方是完全对等、信息透明的。荒唐!企业家和雇员怎么可能有完全的对等信息。张五常最著名的《佃农理论》提出的观点则认为,只要土地私有,签约自由,那么,分成租佃和固定租金相比,效率是一样的。这也是荒唐的,地主和佃农签约的时候,身份怎么可能是平等的呢?如果不签约,地主损失的是一点粮食,佃农却要面临全家都饿死的危险。所以,不管是地主还是企业主,国家都应该出面干预劳动工资。这有异议吗?

  傅先生的总结性结论是:西方的经济学,往往以假设为前提,但假设的状况往往与事实不相符,如果按照这样的假设往下推演,就会有明显的漏洞。比如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假设市场信息是公开透明的,这样的假设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哪有完全理性的人?哪有信息完全公开透明的市场?用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做假设,画一个不存在的市场模式,岂不荒谬?反过来,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早就该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了。这一天,迟早会来,且让我们先开始走出第一步吧。

来源:金融界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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