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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王珏:始终活跃在经济学的前沿阵地

作者:  时间:2014-05-07

 

  马克思著作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

  王珏,原名邹绍臣,早年参加革命时为保护家人不受牵连,自己改了名字。

  1926年5月4日,王珏出生于辽中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家中幼子,上有两哥两姐。但父亲远见卓识,早早地把他送进私塾念书,加上学习用功,王珏顺利地考入辽中县国民高等学校。

  时值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伪满统治下的中学实行奴化教育,每天清晨学生必须集体念诵日本天皇的昭书。王珏亲眼看到日本体育教员用战刀的刀背砍中国学生的肩部。直到1945年东北“8·15”光复,这种屈辱和悲愤的日子才结束。那一年,王珏高中毕业。

  当时,王珏拿到了两个大学的准考证:一个是建国大学,一个是农业大学。建国大学实际上是日本人培养自己骨干的地方,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早就打入其中。同在辽中国高、比王珏高一届的裴恩凯就考入了建国大学。一天,裴恩凯来学校见王珏,带给他两本书:《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王珏平生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读过这两本书以后,他做出一生重要的决定:不考大学了!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可以说,是马克思的著作引领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干革命,究竟干些什么事呢?王珏当时知道孙中山就是组织同盟会搞革命的,于是,他提出组织一个辽中县的青年同盟会。很快,在几个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的组织下,辽中县青年同盟会成立了。裴恩凯任会长,王珏任副会长兼组织干事。会员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青年同盟会的一项任务就是迎接入城的苏联红军。日本投降后,一部分苏联红军进入辽中县接收县城,王珏带着青年同盟会会员在辽中县的东门迎接苏联红军。懂一点儿俄语的同学给苏联红军介绍辽中县的情况。裴恩凯和王珏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油印机自己刻蜡板,办了一份名为《早辉》的小报,他们将苏联红军讲述的有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苏联红军参加的战斗以及日本投降的各种情况都当成国际新闻登在小报上,每天早上送给辽中县的各个商家店铺。

  一个星期以后,苏联红军撤出辽中县。青年同盟会又去迎接进城的八路军。青年同盟会与八路军的政治部一起工作,写标语、贴标语、做宣传,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战争的情况,宣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帮助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等等。这些思想,也登在了《早辉》上。

  1945年8月底,八路军也退出县城,党的地方组织接管了辽中县城。9月中旬,辽中县委书记李正亭 (解放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来到青年同盟会,给了王珏两本书:毛泽东的《整顿三风》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李正亭还提出让青年同盟会为县军政干部(八路军和地方干部)举办训练班。很快,王珏和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彬负责组建了辽中县军政干部训练班。王珏任训练班的队长,杨彬任指导员。王珏还发动县国高的进步学生和社会进步青年150多人参加了训练班。训练班主要是由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联合会主任等五六个人讲解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和抗日战争的情况。学员在课后讨论,谈体会,发表意见和建议。

  一个多月以后,杨彬介绍王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有19岁的王珏,带着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崇高理想,满腔热情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

  恰在这时,县委在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农村工作团,分四批下放到农村开展组建农会和减租减息运动。王珏和杨彬作为第四批农村工作团的领导人被派往第一区开展工作。11月,一区工作结束,他们各带一半儿人马,杨彬去了六区,王珏到了五区——辽中县与新民县接邻的小北河,任工委书记(即区委书记)。

  这时,东北地区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开始对党的地方政权发动疯狂袭击。土匪包围了六区的工作团,杨彬被残忍杀害,铡刀切下的头颅被挂在街头示众。王珏幸运地躲过劫难。

  1945年12月,王珏在小北河工作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新六军又占领了辽中县。为了反清剿,根据县委指示,五区组织了武装工作队,即“武工队”,王珏被选为队长。12月底,武工队转移到辽阳,在辽南地区打游击。就在这时,考虑到家人的安全,王珏改了原名。

  在艰苦的游击战中,王珏带着十几个人,继续在农村宣传党的政策,同时给县大队的三个营(一个骑兵营、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团做后勤保障,动员老百姓帮助部队买粮草。他们先后在海城、鞍山、盖平(现盖县),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经过了多次遭遇战。一次,在山岔子村,武工队与县大队一起遭遇国民党军队,王珏拿着一把收缴自日本人的歪把子轻机枪参加了战斗。

  参加土改,开始认知经济工作

  为了保存武工队的革命力量,1946年5月,辽南地委决定将王珏等转移到辽东省委。经过半个月的徒步跋涉,王珏一行12人找到辽东省委,就是现在的丹东市所在地。6月,王珏被分配到临江县松树镇区(即第九区)任区委书记。当时松树镇区还没有共产党,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开辟党的工作。松树镇区土匪依然很多,县里给配了一些枪支弹药,加上八路军留下的一些武器,区委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区中队,专门用来对付土匪。王珏是边打仗边工作。

  1947年土改开始,中共中央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当时在辽东省委工作的有陈云、肖劲光、肖华,陈云亲自领导辽东省的土地改革。从负责临江县九区的土改工作开始,王珏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土改运动中,王珏先把农会干部、乡镇干部集中起来,学习土改政策。土改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工商业,联合富农,团结中农,发动贫下中农、雇农搞土改,为此组织了雇农团、青年团、农会、贫雇农团等。

  王珏回忆说,当时,农民并不愿意搞土改,发动农民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认为是地主养活了自己。批斗地主时农民谁也不发言,因为不敢说。“我们就给农民讲: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地主。”区委干部到农户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农民解决思想观念问题。王珏亲自到农户李守强家,吃住半个月,给他全家讲为什么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还交粮票和钱给他。

  九区的土改工作进展顺利,农民也被发动起来了。丈量土地、按人口分地,都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贫雇农团的干部搞的。到1947年“四保临江”时,因九区的土改工作搞得好,老百姓的积极性特别高,有支援前线去当兵的、有参加担架队的、有送粮送草的、还有送鞋送袜子的。九区受到了部队和县委的表扬。

  搞土改时,陈云来到临江县,住在临江县林业局。陈云组织召开了一次辽东土地改革座谈会,辽东县派王珏作为代表参加。那是王珏在东北第一次见到陈云。陈云让王珏介绍九区土改的经验,王珏一五一十地回答了。王珏至今还记得当年陈云身穿灰军装的清瘦模样。

  1948年,临江县周边很多地方都解放了,王珏离开了松树镇区,到林子头区(即第五区)工作。林子头区有一个煤炭工业基地,王珏到了以后就组织和发展生产,搞经济工作。半年后,又被调到城乡区(即第一区),担任区委书记,帮助农民自愿地搞互助组、合作社。之后,回到临江县委担任宣传部部长,兼县工会主席、县青年团书记。

  正是农村经济工作的实践,开辟了王珏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道路。

  因《资本论》讲义受到批判

  1949年10月1日,在东北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新中国诞生了。

  1950年7月,辽东省委送王珏到中央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学习。王珏拿着通化地委开出的介绍信,到北京参加考试,东北地区一共来了四个人。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考试合格后,8月1日,正式入学。

  王珏在马列学院一共学习了四年,当时校长是刘少奇,副校长是陈伯达,教育长是杨献珍。那时教员很少,艾思奇教哲学,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教经济,杨献珍教科学社会主义,陈伯达教党史。

  第一年学习历史,包括中国史、外国史。第二年上半年学哲学,下半年学经济学。第三年上半年学科学社会主义,下半年学党史。这时已经开始搞“三反五反”运动,马列学院的学员都出去参加 “三反五反”了,用了半年时间。1953年底,王珏毕业留校任教,他选的是经济学。之后,在中央党校的讲台上,他一站就是六十年。

  王珏主教政治经济学,在第一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就是翻译家郭大力,王珏听他的《资本论》受益匪浅。1956年,中央马列学院改称中共中央党校,主要培训全国的中高级干部,一般是学习半年时间。经济学课程当时就是讲《资本论》。那时干部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读不懂《资本论》,怎么办呢?王珏除了讲解,还把《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按章节写下来,写成了一本介绍、解释《资本论》的教材。1960年,这本教材在中央党校印刷厂刊印了,一共8册、90万字,即《<资本论>介绍》。

  1964年,王珏因《资本论》教学开始受到批判。王珏在教研室主管教学工作,因《资本论》分量大、不容易学,为了保证完成教学任务,他就把学生们学习《资本论》的时间排得比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更长,结果就有人站出来说他用《资本论》抵制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那时杨献珍正因提出“合二而一”的学术观点遭到公开批判,有人就上纲上线,说王珏是杨献珍的骨干,所以王珏也自然而然地受到批判。

  王珏回忆说:当时我说的话也不符合中央的“调子”,教研室开过多次批判会批判我。比如我说过,“经济上要搞计划经济,人口也要搞计划人口”,我赞成马寅初的“人口要有计划”的观点。当时我说得比较通俗,我说“中国人口现在是数量多、质量差”,结果批判我,说我污蔑中华民族质量差;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要吸收国外的好经验,我讲课时就说,不应该闭关锁国,应当借鉴外国的好经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结果说我是赫鲁晓夫的爪牙,是修正主义分子。

  对这些批判,王珏都不服气,与对方辩论。他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难道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结果,因“态度恶劣”,王珏犯了严重错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十年农村劳动改造确立了产权观念

  1964年下半年,王珏到了北京郊区农村,一呆就是十年。

  起初是在香山大队通峪小队劳动,当时全国正在搞 “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实行工分制,干好干坏都挣那些分,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后来王珏到了上庄生产队,生产队长知道他是中央党校教经济的,就请他帮自己把生产队搞得好一些。王珏想了个办法:小块包工制。例如,一块地实际需要40个工铲完,那就把它定成40个工铲完;如果包地的人用20个工铲完,也给40个工的分。结果,搞包工制后社员确实干得好了,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

  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年,王珏被调回中央党校。原因是要重新接受批判,罪名是“反毛泽东思想”,他被软禁起来,可以按时回家吃饭,但不能随便出办公室的门,更不许出院门,每天反省写材料。一个多月后,中央党校的年轻教员起来造反,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也被批倒了。因为没有“新材料”,造反派就把王珏“解放”了。但他既不能教学,也没资格参加各种 “革命”组织,着实成了逍遥派,王珏给自己找了个营生:制作毛主席像章。

  两个月后,王珏随中央党校的所有教员一起,到河南黄泛区农场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没有房子住,他们就自己盖房子,王珏又当起了瓦工头,带着大伙砌墙,一天要砌一千块砖。后来终于盖起四间住房和一间厨房。

  十年间,王珏在农村亲眼看着农村的景况越来越差。他在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搞社会主义,本来是要让农民生活得越来越好,可实际是,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差。他在农村看得很清楚:农民的几亩自留地成了救命田,生产队的大量土地救不了命、吃不饱饭,这是什么问题?他相信,土地必须属于农民,与农民有直接利害关系,农民才会有劳动积极性。

  王珏说:“在农村的这十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必须跟土地连在一起,农民必须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关系的主体、生产力的主体。否则,农村的经济搞不好,农村的生产力也发展不了。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我认为初级合作社最好,因为土地可以入股,牲畜也可以入股,然后按股分红,农民劳动积极性非常高。”“我的产权观念就是这么来的。”

  第一次讲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随组织的需要而起伏转移。

  1974年文革后期,中央号召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又把王珏调回中央党校当辅导员,任教于“工农中委学习班”,其学员均为工人、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学习班一共办了四期,第一期学员中有陈永贵、李桂兰、倪志福等,他们三人是支部委员,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第二期学员中有庄则栋。到1975年,学习班的学员就越来越多了。

  庄则栋曾到王珏家里做客,一起包饺子吃饭。结果打倒“四人帮”以后,就有人说王珏和庄则栋、“四人帮”有关系,要清理。胡耀邦曾在第四期学习班学习,听王珏讲课。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了解到党校内部有人提议处理王珏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表态说,王珏没有问题,他不会与“四人帮”有关系,此段风波才告一段落。

  显然,按如此简单的逻辑就给人扣一顶“有罪”的帽子,着实有些可笑。因为王珏也给江青讲过课。

  文革期间,江青要从北京去天津视察工作,上级通知王珏同去。在毛主席的专列上,让王珏给江青讲什么是商品价值。王珏没有多想,拉开嗓子,高谈阔论:“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是最根本的,不能否定价值理论。而价值理论决定了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创造者、财富的创造者、历史的推动者、历史的主人。”江青面露愠色,批评说:“你干嘛那么大声讲,当教员当惯了!”王珏不假思索地答:“你让我讲我才讲,我平时就是这样大声讲,我小声讲你能听清楚吗?”江青不耐烦了:“算了,算了,别讲了。”

  1977年,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全面恢复,在胡耀邦亲自安排下,王珏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当时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的年纪大了,教研室的具体工作都由王珏来负责管理。

  重新走上讲台,王珏第一次讲的是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那是在1978年,经济学教研室的十几个人到浙江调查,当地一位地委书记曾经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听过王珏的课,他约王珏给农村干部讲讲课。讲课时,王珏提出来,农村必须搞商品经济、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才能把农村搞好,否则农村永远是“穷”农村。他依次讲了商品经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

 “在浙江调查,我体会最深的是,当时浙江好多地区都在搞的地下工程 (即防空洞)的质量很差,渗水严重,很多防空洞影响到农民住房的安全。那时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我一直是反对人民公社的,但当时我不敢讲。”王珏说。

  在全国党校经济学科年会上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初,王珏在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提出举办一次“全国党校经济学科年会”,各个省的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都同意他的这个建议。于是,1980年夏天,第一次“全国党校经济学科年会”在哈尔滨召开,各省委党校、地委党校、县委党校的领导都参加了。

  年会讨论的议题:怎样才能搞好中国的经济建设?王珏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讲了三个问题:1.从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原来广大农村都是自然经济,搞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没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应该搞商品经济,可以阐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示社会主义搞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完全一样。2.“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就是价值规律调节。3.有计划的市场调节要求经济体制必须改变、必须彻底改革。

  王珏的报告引起很大争论。不赞成的人提出:“这不是社会主义了,这是资本主义!”王珏回答:“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80%以上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还是自然经济,就得搞商品经济,否则经济搞不起来。过去的这二十年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党的领导,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

  会后,黑龙江省委党校又请王珏去讲,结果博得了很多人的掌声。然后王珏又去吉林省委党校宣讲他的观点,教室里人满为患,连过道上也坐满了人。接着又讲到辽宁省委党校。

  在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即省部级班)讲课时,有的人不同意王珏的观点,王珏直言说:“大家想一想,这二十年来为什么吃不上饭?我们的政策恐怕有缺点。我不要求你同意我的观点,谁能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就赞成。”他告诉记者,在高级干部班里讲过以后,反对的声音不多了。

  在之后的几次经济学讨论会上,王珏公开提出了这个观点。中央党校的一位同事与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相熟,他将王珏的这个观点介绍给了赵紫阳。这位同事后来见到王珏时说,赵紫阳同志同意他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之后,赵紫阳把这一观点当做经济发展运行的苗头向邓小平同志报告时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赵紫阳同时还提出价值规律的作用。邓小平等几位老同志也同意了这个提法。所以中共十三大时,王珏被叫去参加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成为几十个起草人之一。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写入十三大政治报告,作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提出股份制与产权改革后备受争议

  上世纪80年代,在产权改革和承包制改革中,争论最大的就是股份制。1984年,王珏在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讲课时提出,应该在经济生活的多个领域进行股份制改革。他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股份制不是私有制,与私有制是对立的,而且资本主义私有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股份制就是一个过渡形式。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据此,王珏认为,股份制在劳动者为主体的条件下,也可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共同占有是股份制的最大优点,因为其把产权社会化了。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发现,财产商品化以后,价值是个人所有的,但使用价值是共同占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就是共有制。王珏给这种产权关系起了个名字:“现代共有制”,即股份制条件下的共有制,与“共同富裕”一脉相承。他说:“股份制就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个人所有与共同占有的统一,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财产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后,效果比较好;在企业也搞生产承包,是否可行?当年有不少人支持工业企业承包制改革,但王珏反对。他认为这样做还是政企不分、国营不负亏、没有生产积极性,最好还是实行股份制改革,这样多数人都能成为股东、成为有产者。在当时,王珏的这个观点受到了批评,认为他在鼓吹私有化,犯了路线错误。王珏反驳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为了使那些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农村没有土地的变成有土地的有产者,城市的工人可以通过成为股份公司的股东变成有产者。这样就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批评者说他“偷梁换柱”,根本立场还是反党的。

  紧接其后,王珏又进一步提出了“劳者有其股”的观点。他说,“耕者有其田”,让农民有财产了,那城市呢?要让所有的无产者都成为股东,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1986年,薛暮桥主持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课题,在之后出版的《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中,正式提出股份制而不是承包制,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此时,中央党校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王珏任所长。1987年,由他主持的中央党校经济体制改革课题组得出结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典型形态是现化股份有限公司。

  “提出股份制后,我受到的批评最多。”王珏回忆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刚好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听了我的课以后,反对我提出的这个观点,专门到我家里来与我辩论,他写的一本书中有一节还专门批评了我提出的股份制改革。”财政部财科所所长也不同意王珏的观点,认为有私有化倾向。在一次有国务院领导参加的讨论会上,王珏做出解释:实行股份制改革,将国企变成劳动群众共同占有,是公有化,不是私有化。财产个人所有与共同占有相统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王珏没有说完,就被国务院领导打断了。

  后来,在党校高级干部班讲课时,王珏公开说,不搞产权改革,永远搞不好真正的改革。结果,高级班有四名学员联名给中央写告状信,说他与中央不保持一致,还批评国务院领导。党校下结论说他是“资产阶级改革观”,决定停止王珏讲课半年。

  回忆这段经历,王珏笑了笑:国有企业困难时期,大批工人开始下岗。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就业怎么能有民生呢?把国有企业当做公有制最高形式完全是误解,根本谈不上“全民所有”。1958年我被下放到上海锅炉厂,当了一年工人,我知道工厂是怎么回事。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农民的事我也懂得。凭我的感性知识了解的中国工人、农民的情况,在这方面谁也欺骗不了我。

  “谁是正确的,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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