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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厉以宁 VS 蔡昉:人口红利是否消失?

作者:  时间:2017-06-24

  导语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是人口领域顶尖的带头人,他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已达峰值,此后将转入负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小时,并且在迅速地消失。然而比蔡昉大26岁今年87岁的厉以宁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表示,现在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这话不准确,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变革,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您赞同哪个观点呢?欢迎在文末进行投票。

  以下为观点全文:

  厉以宁: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关于创新,不可小看今天的年轻人

  第二个问题是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有中间人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过去的不同。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但今天最新的发明在民用,创新给我们的是希望、是机会,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

  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变革

  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的变革。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人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创业道路。

  作为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我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回到家乡,有经验又懂得技术。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做生意去了,而农民也在自费学习农业技术。所以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新人口红利

  现在一般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这话不准确。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耗的过程中。现在劳动力不好找,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10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失,工资的上升是必然的,因为物价在上涨。

  新人口红利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看清楚今天大量的创业创新者,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上千万人在创业创新,有10%的人多少能成就点事业,1%、1‰能成为大的企业家,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第一个方面。

  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找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工人。

  三是农民。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家庭农场的思维,农民要学技术,农民要懂得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将来中国要走的路。这样就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数量也是惊人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北京青年报》头版登过一篇报道,北京的环卫工人坐在计算机边上操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技工过去凭体力去扫马路、清垃圾,现在用计算机指挥,使用机械设备在做。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去做,所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来会逐步消失。

  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而且在迅速地消失

  首先我们知道,在2010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从这次人口普查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是可以作为劳动力的这部分人口,15—59岁,到2010年达到峰值,峰值的意思是在那之后就要从正增长变成了负增长,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正在消失呢,还是已经消失?我认为它是已经消失,而且在迅速地消失。因为你把人口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放在一个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以2010年为界,这之前这个因素是正贡献,2010年之后就变成负的,显然不是消失,而是已经迅速消失。很显然,劳动力短缺了,过快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所以做企业的人都会说,过去我们做什么,只要能够融到资,得到投资者的支持,就能赚钱。现在不差钱,但是我们的回报率不高,找什么项目都赚不到多少钱。这就是总体资本回报率下降,在所有行业中的一个基本表现。

  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消失是必然的。关于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我想也是逐渐在下降。

  最近我把改革开放时期所赖以支持的生产率做了一些分解,由哪些因素构成?我们发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体上支撑了中国经济的56%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还有44%就来自于三个产业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也就是说,农民工过去在农村、在农业是剩余劳动力,他不生产什么东西,有他和没他对农业生产是没有影响的,因此他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门转向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所以这三个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构成了44%。其中,资源重新配置的部分,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静态的重新配置效率,这部分贡献的比较少。更多是来自于哪些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就追逐着流向了哪些产业,这叫动态的转移效应,这部分贡献了39%,合起来是44%,而44%加三个产业贡献的56%,就是100%。但是这些因素,在今后同样也会下降。

  首先一产、二产、三产还会保持一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我们主要看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部分,未来它的动力可能会减弱。因为我们经过了40年的劳动力转移,农业中的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目前,只有很少的劳动力是在务农的,并且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的人。因此,他们再向外转移的可能性已经不算太大了。而向外转移,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每年新增的农民工的部分,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农村每年新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就是说是16岁—19岁的这部分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就是2014年之后是负增长,因此这部分人负增长,劳动力转移速度就一定会大幅度下降。大家也可以看到,农民工在过去这几年里没有什么增长,大概每年只增加几十万人而已,但是过去都是每年几百万人的增长。因此,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对生产率的贡献会显著下降。刚才说小一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劳动力重新配置,这部分下降之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也会下降。因此,当传统因素不支持原来的速度了,劳动生产率也不支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这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要下行。

  但是,我们跟发达的经济体不太一样,因为在它那儿,认为我长期的制度变迁,已经把所有的潜力发挥出去了,所以保持在3%的速度是理所当然的,已经算很不错的了。但是在中国,我们还有很多体制性的障碍,在妨碍着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近几年有很多人都在说,说中国农民工是在倒流,都在回家。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察,这些农民工不断进城,到了一定年龄他就回去,很多年一直在这样进行着。但是过去是进城的人口大于回去的人口,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农民工的进城量的增长,现在因为16岁—19岁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同样的人回去,但是没有更多的人进城了,所以表现为农民工倒流的现象。这个问题通过改革能够赢得更多的生产要素供给和更好的配置。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一个产业内部,甚至在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还有生产率的差距,因为存在这种差距,就意味着你生产率比我低,为什么你还生存呢?你生产率比我低,我就应该得到你的生产要素,我来生产更高生产率的产品,全社会的生产率可以提高,因此未来生产率的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更多要求创造性的破坏,就是企业要有生、有死、有进、有退,至少有一部分人要改善,而不会伤害其它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企业会得到发展,还有一部分企业会遭到淘汰。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从供给侧看,未来的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和过去不一样了。

来源:中新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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