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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研判和宏观政策建议

作者:马晓河  时间:2015-02-03

  [摘要]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在71%左右。但中国经济面临以下问题:需求结构调整难,投资可能会回升,消费增长却难以加快增长,产能过剩矛盾还将加剧,实体经济经营困难依然较大,债务迅速增加和金融风险在上升,房地产市场风险在增加。建议财政政策应向积极宽松转化,做好加减法;货币政策应向真正的中性转化,保持信贷资金适度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经济体制应加快改革,为稳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产业结构调整既要搞好化解产能过剩,又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作者简介]马晓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19个季度出现趋势性回落。2014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74%,全年经济增长预计74%。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短期波动和长周期下行的相交织时期,如何判断当前和2015年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如何微调,这些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和2015年走势分析从供给和需求指标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主要经济指标没有明确回升信号。从1-11月的数据分析,当前投资在不断放缓,消费增长低于往年,出口增长不如预期,工业增长已经高位连续19个季度回落,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下滑,制造业PMI连续多下降。据此判断,2014年全年经济增长约在74%左右。

  2015年,我国经济运行主要面临的任务仍然是稳增长。要稳增长既存在着有利条件和因素,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压力。从国内看: 有利因素:一是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加大改革开放步伐,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三是推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一路一带”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四是为了稳增长,政府从2014年下半年推出一系列微刺激政策,特别是批复了一批重大投资项目,这些政策有可能为经济增长托底。

  但是,影响稳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是:一是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从过去持续高增长转向中高位增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二是压缩“三公”消费后私人消费增长缓慢。压缩“三公”消费可能会将经济运行中奢侈的、超常规增长部分挤掉;压缩“三公”经费是正确的,但压出来的经费退出了消费领域,同时有一部分也退出了投资领域。此时,如果私人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难以弥补由此带来的“缺口”时,经济增长率必然下滑。三是化解产能过剩、治理大气污染、推行节能减排,会将经济运行中“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淘汰压缩一部分,即挤掉“坏”的GDP,但当好的、绿色“GDP”还不能及时填补由“坏”GDP留下的缺口,“去产能化”也会使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因为淘汰落后产能是快变量,产业改造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是慢变量,快和慢之间的空隙期就是GDP下行期。四是为了应对影子银行及坏账增加,防范金融风险,央行出手监管信贷发放,实行“去杠杆化”政策。去“杠杆化”既带来“钱荒”,也加快了房地产“去泡沫化”和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化”进程。“去产能化”和“去泡沫化”加剧了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幅的下滑,从而影响今后经济增长。

  从国际看,外部环境开始分化,对我国宏观调控形成挑战。欧元区有可能走出最坏时区实现弱增长,但是,债务恶化和通缩风险应引起重视,2015年欧元区将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在安倍“三把剑”(超宽松的量化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刺激下,2014年年初经济增长不错,但从4月开始提高消费税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第2、3季度经济增长出现萎缩;美国经济表现显眼,私人消费抬头、房地产开始复苏、制造业逐步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上半年可能开启加息窗口。这一方面可能给本身经济复苏带来影响,另一方面也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震荡。新兴经济体开始分化,中国、印度表现良好,但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泰国等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增长放缓。美国收紧货币后,加剧资本向美回流,导致美元升值,引起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下跌,2015年世界经济通缩的风险在上升,尽管大宗产品价格下降对我国近期进口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有利,但世界经济通缩终将直接抑制中国的外需增长,特别以下两方面对近期中国外需带来较大影响。

  第一,在需求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动能不强,将导致中国出口保持低速增长。欧债危机、政府财政高额赤字,致使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压缩公共需求,这会直接或间接抑制消费。在高失业率压力下,私人消费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升。因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发达经济体的公共需求收缩和私人消费不景气将通过乘数效应影响中国出口。

  第二,在供给方面,世界供给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从发达经济体看,发达国家开始推行“再工业化”,一些高端制造陆续向发达国家回流,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高端产品出口形成挤压和挑战。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近几年来比中国还落后的一批中低收入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利用本国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和汇率等低成本优势,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与中国一样的工业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对中国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形成了明显的挤出和替代效应。如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等,都在兴建产业园区,大力招商引资,大规模生产服装、鞋帽、家电、家居、电子玩具等,在世界市场上同中国形成正面竞争关系。在外需增长不明显甚至出现下滑时,供给又被替代,这就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不可能出现高增长。目前,中国贸易进出额占GDP(国内生产总值)47%左右,对外贸易领域吸纳就业约8000万人,外商投资企业就业规模达到4500万人左右。国际形势变化和波动,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总之, 2015年在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的宏观政策作用下,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形势将向好,消费将平缓增长,而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能在71%左右。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还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在既有体制和政策条件下,需求结构难调整,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在微刺激政策作用下可能会回升,但消费增长却难以加快增长,产能过剩矛盾还将加剧。2010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增长率一直在下降,按年份看,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4%,2011年171%,2012年143%,2013年131%;2014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 %,同比回落10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增长率回落,在结构上主要同高档餐饮、高档烟酒、高端酒店、高端奢侈品、娱乐消费、汽车、房地产销售下降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有关。根据央行2014年第3季度对全国50个城市2万个城镇储蓄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城镇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和“更多投资”高达82%,只有18%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当前居民储蓄投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主要是由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网建设水平低造成的。

  二是实体经济经营依然存在较大困难。当前,在实体经济层面,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感觉与宏观层面的观察有较大差别,这与企业目前遇到的发展难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存在直接联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民企发展艰难,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成本费用上升,贷款难、贷款贵,上游企业资金拖欠严重,公共服务环境不佳等,停产企业增加,许多企业自主增长动力不强。

  三是债务迅速增加和金融风险在上升。目前,我国政府债务已经超过30万亿元,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企业负债率也在不断上升,已经从2001年489%上升到65%,负债额突破70万亿元;还有居民负债也超过15万亿元。我国社会总体负债水平(杠杆率)已经从2007年的140%上升到210%以上,社会总体债务额达到115万亿元以上,已经靠近国际经验风险高发窗口期的250-280%。

  四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在增加。当前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双降”已经从三、四线城市蔓延到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下降,开工量在减少、土地市场在降温,局部地区“去泡沫化”明显。如果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继续下去,必将引起居民财富缩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房地产企业破产,由此引发购房者、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务链断裂,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风险冲击。

  三、新常态下做好经济工作的几点建议

  在2014年初,我国确定的宏观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组合。年中我国将宏观政策调整为微刺激,定向宽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明确的回稳信号,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是稳增长。对此,今后的财政政策应向积极宽松转化,做好加减法;货币政策应向真正的中性转化,保持信贷资金适度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经济体制应加快改革,为稳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产业结构调整既要搞好化解产能过剩,又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向积极宽松转化

  宽松即是说在消费没有大的增长情况下要增加公共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应该用于经济增长中短板制约方面,特别用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的公共设施方面。在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较小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扩大一些债券发行规模,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重大水利设施、贫困落后地区交通设施、节能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投资建设。

  (二)宏观政策向私人消费方面倾斜

  比如能不能利用财政存款,以转移支付形式增加对穷人的补助,通过类似方式把资金导向私人消费领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带来消费的迅速增长,因为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适当提高财政对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有利于提高增加社会总消费。目前,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居民和农民满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养老金补助每人每月补助55元,东部地区是275元。笔者认为,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标准可以提高到200元,东部100元。每月补助55元养老保险,很难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养老生活,即使补助200元也达不到体面的标准。其实,把钱补助给穷人,不仅能带动消费,而且还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因为,穷人最容易得到满足,“给点阳光就灿烂”。政府应该学会用“小支出”换“大稳定”。

  (三)继续做好“减法”

  继续加大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减费力度,在营改增扩围基础上,可适当降低一些进口日用消费品的关税和消费税。中国人现在把钱拿到国外消费去了,拉动了国外的消费。比如,一个LV包八、九百美元,而在国内,售价高达一万人民币以上,我们能否将这些奢侈品的关税、消费税降低一些,让国人在国内买,把钱花在国内,拉动内需。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对企业的行政性收费项目。2013年行政收费减少了30多项,降低20多项,能不能再继续减少?还有建议对小微企业暂时免征所得税。对于城乡居民个人而言,能不能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3500元调到5000元,通过这一政策刺激消费。

  (四)实行真正的中性货币政策

  要保持货币适度松紧,促进社会总供给的平衡,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在进行两次定向降低存准率、一次降息后,可以考虑继续动用普遍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息手段。再者,各大金融机构向市场放贷应该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取消各种中介费,如服务费、信息费、担保费,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五)加快体制改革步伐

  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选准重点领域、关键方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当前而言,可优先和重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坚决破除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障碍,完善政府在宏观调控、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调整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国有企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有序退出竞争性领域;加快改革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及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渐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利润分配中的所占比重,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特别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经济健康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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