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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中改院:务实推进结构性改革 加快经济转型

——第8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2016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综述

作者:匡贤明  时间:2016-11-14

  ●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扭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滞、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较低、经济活力动力不足等,主要症结在于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

  ●要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其次,要把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G20杭州峰会就全球结构性改革达成基本共识并明确重点改革领域后,如何务实推进结构性改革成为各国的重大任务。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主办了以“结构性改革释放增长新动力——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题的第8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2016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与会专家就结构性改革的务实行动进行深入讨论。

  结构性矛盾成为各国共同挑战

  全球化挑战根源之一在于结构性矛盾。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指出,当前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国际经济格局仍在深刻调整,经济复苏之路曲折缓慢,新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显现;同时,各国宏观政策分化,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空间有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大,金融市场敏感振荡,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恐怖袭击频发等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G20杭州峰会就结构性改革达成基本共识后,聚焦经济转型、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课题。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当前全球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金融危机爆发8年来,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速,由此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总需求政策走到尽头,难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只能在供给侧方面着力。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20 与“一带一路”特别顾问司嘉丽认为,当前全球化有逆转态势,反映在贸易、投资等方面。根源之一在于全球化的包容性不足,这也是可持续发展议程关注的焦点。

  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参赞、经济与金融处处长白石认为,欧盟生活质量增长的20%得益于全球化,但全球化也带来了输家和收入不平等。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球化进程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改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指出,在全球化中,中欧自贸区值得期待,但建立中欧自贸区面临结构性矛盾掣肘。比如,欧盟面临贸易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中国面临产能过剩、服务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服务贸易比重偏低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矛盾挑战。中改院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扭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滞、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较低、经济活力动力不足等,主要症结在于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

  迟福林认为,从中国情况看,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使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从产业层面看,中国的产能过剩究其根源在于工业转型严重滞后。在去产能的同时,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从区域层面看,某些地区的经济严重下滑,根源也在于经济转型滞后。就是说,在增长与转型高度融合的新阶段,主要不是在现有的结构中寻求“稳增长”的药方,而是要在经济转型中挖掘“新增长”的源泉。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指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重要表现之一是服务业发展滞后。一是我国服务业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服务业占GDP比重比较低;二是服务业内部结构仍然有待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比较滞后;三是服务贸易增长较快,但是结构不尽合理,竞争力不强;四是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水平需要提升;五是制度建设仍然滞后,不适应服务型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尤其重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三季度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非常接近底部,有可能走出一条中速增长轨道。经济稳下来以后,如果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就能提升生产效率,也能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迟福林指出,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正处于历史关键期,这就需要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相关的政策体制安排,以及某些发展理念。如果说,前些年的行政手段和政策刺激还能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今天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政策刺激,不仅难以奏效,还会积累新的矛盾和隐患。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立足制度变革破解结构性矛盾,释放改革红利,形成经济转型的巨大推动力。

  加快结构性改革

  成为各国共同任务

  以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通过改革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三次转换,释放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结构转换任务,中心是推行城乡一体化,改变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局面。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迟福林认为,要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其次,要把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产业转型,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这就要加快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转型,破题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严格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和企业家创新创业收益,稳定企业家预期;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加快监管转型,改善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彭森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面上针对要素供给的不足和低效,实际上是要解决体制供给的不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要从广义上理解结构性改革,这个转型是结构的问题,但深层次是体制和制度问题。

  迟福林指出,结构性改革触及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触及多方面的利益结构。从中国的情况看,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正处于历史窗口期,时间与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以务实行动

  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

  以结构性改革促进三大转型。郑新立指出,当前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的重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二是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三是打开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四是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指出,中国转型面临三大任务,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由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向基于新的动态比较优势、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结构转型;由资源环境消耗破坏型增长向资源环境可持续、更加绿色的模式转型。实现这三大转型,需要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第一,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需要解决2.7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等。第二,在产业转型中,无论是产业规划还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应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特别是减少政府在产业领域的行政垄断。第三,绿色经济转型关键是搞对激励,更好地发挥价格机制作用。

  把推进市场开放作为结构性改革重点。迟福林认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需要在市场开放中推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进程。第一,推进市场开放是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对中国来说,经济转型的进程将是同世界经济深度互动、向世界不断开放市场的过程。第二,推进市场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对中国来说,需要市场开放的重点放在服务业领域。这就要求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推动“一带一路”与建设自贸区网络的结合,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结合,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

  匡贤明指出,着眼于2020年建设中欧自贸区的基本目标,需要中欧双方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欧盟来说,需要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放开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显著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消除劳务合作中的人员流动壁垒;对中国来说,需要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推进国内自贸区转型、深化国企改革、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比重、以监管转型为重点深化政府改革。

  在结构性改革中打破垄断。常修泽认为,有三种垄断必须要打破。一是过时的、假冒的“自然垄断”和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二是不合理的行政垄断;三是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新阶段“破垄”需要:第一,锁定关键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二,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第三,加快开放“特许经营”市场。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决定结构性改革成效。魏礼群认为,要着力处理好三个方面关系。第一,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要严格规范两者的职能边界。第二,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要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创新主体。第三,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结构调整最关键的,还是要按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市场内在结构的调整需要空间和时间,应当把调结构放在重要的位置;二是处理好产业规划和创新发展的关系。产业规划应该更多地委托给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来做。这就需要尽快落实政社分离,使得目前仍然过度依附于政府的行业协会、商会,在调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不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是现行经济发展方式中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十三五”时期应该下决心加以解决;四是处理好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倒逼”企业改变“血汗工资”制度,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提升就业质量。

  迟福林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全球视野。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的大国,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市场开放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从现实看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意味着保护落后产业、排斥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主动推进市场开放,创造全球范围内的更大市场,就是要在开放中加快监管改革,完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

  张占斌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东北更有特殊的意义。第一,东北振兴必须有一个好的体制机制,要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实验区。第二,东北振兴要解决要素供给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大环境建设力度,重点吸引人才和资金。第三,东北振兴要有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这就要求建设一个诚信政府、法治政府,让企业家有安全感。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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