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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迟福林等百名学者前瞻今年中国经济形势

作者:  时间:2017-03-10

  以经济转型升级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一方面,经济转型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

  在经济转型新趋势上,我国面临着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

  不可否认,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首先经济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一是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二是我国制造业正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未来5-10年有望形成中国制造业竞争的新优势;三是未来5-10年,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不断向各类城镇集聚,将新增巨大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其次,经济转型决定增长前景。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主要取决于经济转型中的市场化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破题。如果经济转型能在多方面取得突破,未来10年,我国保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是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增长。

  从客观看,重大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的根源,这需要以深化结构性改革为重点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以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进程。

  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平稳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白彦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格局中也能得到佐证。西方发达国家所得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所得税当中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而我国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20%左右,个人所得税只有6%左右。我国这种所得税的收入格局既与我国“国、家、天下”的集体主义传统文化有关,又与我国国企、央企讲政治的“经营观”密不可分。西方国家的私人企业个人利益、企业利益至上,为此他们会开展各种税收筹划规避税费;我国的央企和国企则会将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现在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时,一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可能会有“趁火打劫”“站干岸”的行为和举动,给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展和保障“扯后腿”、坐地起价。这些行为在国有企业和央企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

  但是,在公交、供热和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当中,也存在事业化经营、成本核算不透明、亏损由财政兜底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公交等实现了企业化经营、企业高管拿着市场化的高薪,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出现了亏损却要政府财政买单。因此,应该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确保财政管理的公共性。企业化经营和事业化管理“双轨运行”,防止大家“都来吃财政的大锅饭”。类似的,我国养老问题的解决要坚持“精算平衡”,在国企改革等制度性因素消除之后,不能总是让财政资金来补贴。坚持市场原则,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五点建议

  白永秀陕西永秀智库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

  作为“十三五”规划全面实施部署的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作出新的部署。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具体而言,要努力做到以下方面:首先是积极妥善化解产能过剩。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其次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其他几点则为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以区域合作开发引领战略发展

  曹海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17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键的一年,总体发展趋势是以协同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我认为,应切实全面树立推动经济发展协调理念,以区域合作开发、引领战略发展为动力。

  未来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优势,那就是要促进国内经济资源达到优化配置,必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根据实际区域的差异制定公平的社会政策、产业政策及公共服务标准,并从法律层面及顶层设计做好配套政策,从实际执行层面做好对接和协调各方利益;坚持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动力,积极谋划通过跨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协调,以区域交通设施联通为基础,在产业互补、人才资源等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简政放权约束有效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努力形成环境治理为策略的新经济格局;坚持协同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各区域、各领域及各环节,体现全国整体性、协调性为特征的经济战略支点,更深层次推进跨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路桥等交通运输要合作加强;突出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注重风险管控的新问题;加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区域合作共享,体现区域合作开放经济的新动力,因而全面推进区域交通智能管理、运输服务、投资管理及安全保障一体化,形成全球及国内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实行“车不等人”原则

  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的镜像操作。

  基于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经验累积,中国决策层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及政策组合的时机点把握也比较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管理工具,如果措施到位,其短期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有长期效应)。现在看来,要实现短期效应,应该实行“车不等人”的节约原则,换人是比较好的选择。要不然,再好的决策,执行几个季度后就会偃旗息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要有民族经济的自信心。中国数千年经济体发展的分化组合和均衡收敛过程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种“公共品-私人品”结构构成完全不同的历史遗产,这种遗产组合使得中国经济中的外部性更多地具有了更加稀缺的外部性资源。这正是中国经济模式不同于新古典经济模式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经济道路或者模式存在合理性所在。中国政府是这种外部性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

  结构性的积极因素已经出现

  曹明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预计2017年在内外的经济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速仍会惯性下降,但由于中国经济韧性强,国家简政放权、搞好经济的决心大,下降幅度可能不大,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

  经济质量向良性方向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理由是,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2015年达到50.5%,首次突破50%以后,进一步增长到5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升供给质量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绿色发展,运用节能环保、环境友好等标准、门槛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传统产能,通过更低的能源、水资源等资源消耗,提升产业绩效,满足群众对更好产品和生态环境的需求,努力实现经济和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

  2017年,中国经济虽面临困难,但无须过度悲观。周期性的下行压力仍在,但结构性的积极因素已经出现。特别是近几年力推的PPP模式卓有成效,不仅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了特定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推动民间资本重拾投资信心,还为中国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打下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探索。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尚需加力、聚力

  茶洪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仍然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固有矛盾尚未根本解决,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仍存在定位不清、体制不顺、上热下冷、落实不力和效果不够好等问题和矛盾。与此同时,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这给中国带来了挑战。

  我们务必要把握好机遇,在减税降费、处置僵尸企业、市场化改革、深化简政放权、降低体制成本、解决“脱实向虚”问题、激发微观活力、降低企业杠杆率、推动精准扶贫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落地上加力,尤其要加力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能。因地施策,把“三去一降一补”实实在在化为政府、企业明晰具体的改革路线图,一一列出清单,限期完成,确保五大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发挥金融机构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

  陈华山东财经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

  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增加金融供给本身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下,要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增加和丰富金融供给,发挥金融机构的应有作用,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具体做法是:一、丰富和优化金融供给主体,根据不同企业、不同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全金融产业链条,形成以银行、天使投资、PE/VC、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供给主体。

  二、银行客户支持的重点从大而全、小而全转向小而美的科技小巨人,发展孵化一大批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的科技小巨人,从而提高区域经济活力,这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经之路。

  三、银行要实现从公司客户、机构客户为主向公司、机构、个人并重的转变。

  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通过减少分红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直接融资在经济下行时期的缓冲作用。

  五、未来要淡化抵押担保文化,看重企业的第一还款来源,发挥市场出清的作用。

  六、应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发展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实现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金融体系,提高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的金融服务覆盖率,切实维护好公众的金融权利。

  释放市场活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平等环境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017年不确定性胜于2016年,可确定的是全球经济整体低位运行。

  从国内而言,2015年以来的投资增长主要是由政府以及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主导。目前民间企业面临着融资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税收负担高与市场需求低的“三高一低”格局。如何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竞争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仍然是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适度增长的关键因素。

  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意义重大。这需要政府在民生上、转移支付上有大动作。此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投资更多地投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在供给侧改革方面,2017年应当在降低各类成本上下大功夫。要让企业充满活力,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诸多干预。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减税、降费一定要与行政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紧密相连。特别是目前行政体制成本过高,没有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行政成本下降,减税、降费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移动互联网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中国既要张开双臂,同时也要积极应对这一革命性影响对传统行业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

  中国城镇化仍然蕴含着巨大潜力。在三大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中,应当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的持续活力,将为中国经济适度增长奠定雄厚基础。

  实行“三个转变”提升财政支持结构性改革的效果

  陈龙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体现在:一、经济“筑底”趋势日益明显,呈现诸多积极变化。二、现行的汇率政策、防范金融风险中的去杠杆和稳定经济的协调问题、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等诸多不确定性,增加了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变数。三、根本性矛盾尚未解决,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

  依据上述变化,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在于,稳定市场预期,尽快促使经济完成探底,并着力化解结构性失衡,激活经济,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这一目标,要求在立足短期对冲经济下行力量的同时,着力解决制约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为此,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要实现三个转变。

  其一,由注重财政收支“流量优化”向注重“公共资源全局调整”转变。财政政策更为积极有效,需要综合调整、优化财政资源的流量和存量结构,如调整地方国有资本存量结构、加快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优化社会性支出的内部结构、调整债务结构等,提升配置效率,并激活社会资源,化解结构性失衡。其二,由“数量对冲型”向“结构调整型”政策转变。其三,由注重“硬件”建设向“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转变。

  2017年中国经济在持续创新中放缓稳定前行

  陈运平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基本接近阶段性底部。“稳中求进”将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基调。

  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因为经济体量较大,在经济转型期间不可能维持较快的增速,增速也不能太快,否则不利于经济软着陆和弯道超车的需要。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动力源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两化融合”是关键,制造业全产业链智能化改造需要充足的时间,智慧农业的发展与推广也需要一定的过程。2017年中国经济注定在持续创新中放缓稳定前行。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中国更需要树立信心、练好内功和积极进取,进一步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双创”支持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金融市场有序发展。三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四是进一步加大“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力度。五是进一步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安全餐桌革命。

  在中低速增长中实现产业逐步升级

  程世东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运输中心主任

  2017年全国经济应该还是中低速增长,理想状况是在中低速增长过程中产业真正开始逐步升级,为以后长期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从投资看,房地产能够在稳定的状态下持续去库存就是很大的成功;“铁公机”等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基本达到顶峰;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还有较大缺口,但这一领域的投资增速不会有大的提高。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不可能有大的起色,但也不会再继续下降。

  这些年一直比较放心和欣喜的是公众消费在持续快速增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升级但供给未能与之匹配,这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该由各级政府主导,而应更多靠市场,政府主要是创造良好环境。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条件、有动力真正进行转型升级。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是,持续几年的中低速增长带来的公众收入的减少,累积到现在可能会影响消费支出的降低。

  全球经济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够景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必然(从金融角度,能够做到缓慢、有序、可控即是成功),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大概率的保护主义,都使得我国对欧美贸易不乐观。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会有一定的起色,但也不会快速增长。

  不管是经济增长,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产业升级、PPP模式的健康推行,国企改革依然是重点。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中坚,其健康和成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的健康与发展,其改革成为重中之重,2017年应有实质性进展。应坚持分类改革,让更多国有企业的着眼点真正回归到资产保值增值,而非追求企业规模,变成真正市场主体。

  新旧动能切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程伟力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2017年,新旧动能的切换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投资的构成来看,建筑安装工程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70%之间,2016年为69.6%,而设备的比重只有18.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设备占比一般在50%到65%之间。从增长速度来看,2016年设备投资增速只有2.1%,这说明我国设备投资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设备投资有望替代土木工程,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为了促进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2017年应着力解决如下问题。一是加快降低企业赋税的步伐。二是妥善处理好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着力解决房价过高导致房租和地价上涨从而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的问题。三是加强国际舆论引导,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新常态”。我国应通过高端国际会议及媒体,客观宣传介绍我国情况,让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四是联合国际社会,坚决抵制逆全球化浪潮。近年来,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不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看,逆全球化将会降低全球劳动生产率,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推广也是极为不利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的倒退只能加剧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我国应通过联合国、G20、APEC等国际组织及有关国际会议,加强国际协调,促进经济全球化,坚决抵制逆全球化趋势。

  2017:经济运行和调控的五大要点

  丛屹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7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稳增长、调结构”是2017年的经济运行和调控的要点之一。“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会继续成为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上升力量。融合了PPP模式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望在2017年成为保持增长速度稳定的助推器。

  “去产能、去杠杆”是调控的要点之二。一方面,要坚持通过金融管理和信贷管控等方式,防范社会资金向虚拟经济的过度配置,避免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另一方面,还需不断完善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渠道和方式。

  “去库存、抑房价”是调控的要点之三。2017年仍须防范房地产价格的“回头”,各城市政府应当从土地供应管理和房地产开发预售管理等环节有所作为。

  “保民生、促就业”是调控的要点之四。消费品价格方面,要提前预防可能的通胀加速,注重从供给侧推进农业生产、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就业方面,要注重产能调整过程中局部出现的劳动力安置问题,推进传统制造业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再就业工程。

  “降成本、补短板”是调控的要点之五。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仍是解决社会就业的主力军,除产业政策加强对其创新引导和扶持之外,还需加快从财税政策的改革方面施以援手,通过“清费”“降税”“补贴”等方式加以扶助。当然,从本质上讲,深化改革才是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途径。

  如何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通货膨胀率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2017年中国继续保持既往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比较美国类似经济增长阶段,中国要想更好发挥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资本积累率等优势来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扩大市场经济强度,充分保持经济体的竞争活力。由政府操刀实现“去产能”弊大于利。经济体有一定冗余的产能,是竞争的常态。政府只需要用环境和安全标准来确定企业进入或扩大的门槛,不需要对企业实施其他管控。

  第二,建立低利率经济运行机制。当前合理的外汇储备应该在1万亿美元之内。我国进出口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不应过分背离。

  第三,通过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民财富占有总量。可靠分析表明,让城市中产享受一定量的产权清晰的土地占用权,与耕地保护、环境优化等公共目标维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此举有利于改变国民支出结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第四,与前述改革相联系,主要通过居住形态变革,增强国民创新活力。有研究表明,有一定院落的住宅有利于儿童身心发育和学习能力提高,还有利于成人科学发明,是科学进步的基础。改变居住形态,还有利于遏制境外购房热,利好国际收支平衡。

  稳步推进经济转型着力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

  邓郁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展望2017年,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总体仍然较好,全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5%左右。2016年以来,“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2017年,宜抓住产能过剩行业和负债率较高行业价格回升的有利时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杠杆率,推进结构性调整。

  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的转变。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经济发展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随着房屋新开工面积峰值、钢铁产量峰值等的到来或临近,以往对经济增长带动力强的重化工业产业链增速已经进入正常回落阶段。近中期要主动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稳步推进经济转型,实现从规模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提升型发展的根本转变。

  接下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实现经济转型、着力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关键仍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加重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要素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降杠杆”需要全球同舟共济

  董小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2017年,“降杠杆”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重点,也是世界各国化解风险的重要途径。

  可以说,“高杠杆”是世界经济内外部双重失衡的结果。“去杠杆化”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过程。从全球角度看,美国去杠杆较为成功。美国利用便利的直接融资的优势,通过增加权益推动资本市场指数上涨,给居民带来财富效应,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2年的107%,下降到2016年的78.8%。

  对于生产国——中国来说,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降杠杆”十分艰难。尽管我国总杠杆率水平不高,但结构失衡,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国家。非金融企业从2007年的97%上升到2016年的126.27%,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0.02%。这与中国金融体系高度依赖间接融资为主有关,而间接融资更多的是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高杠杆率居高不下。

  降杠杆不仅要解决自身失衡问题,还要解决外部失衡问题。但从全球看,一是高杠杆的风险,二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加重了各国尤其是生产国去杠杆的压力。为了降低风险,共渡难关,世界经济仍然要保持外部平衡,这需要各国同舟共济,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手抓创新一手降成本

  樊继达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公共经济教研室主任、教授

  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手抓创新,一手降成本,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一方面,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驱动战略落到实处。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提高社会整体创新效率;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激发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积极性,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依托互联网打造跨界协同创新平台,完善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一支创新型人才队伍。

  另一方面,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以清单管理推动简政放权,清理名目繁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用能成本等;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在放宽市场准入,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同时,完善强化市场监管,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总之,要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痛点”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从供给与需求发力狠抓供给侧改革

  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稳中求进是2017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从目标上看,2017年经济增长仍然将实行“稳字当头”的区间管理,6.5%左右仍然是“稳增长”考虑中的“铁底”,物价指数应当控制在3%左右,就业目标(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也仍将在1000万以上。为此应当从需求与供给两侧发力,狠抓供给侧改革。

  一方面,在继续深入进行“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要抓紧实施、推动一批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基石建设的重大改革。另一方面,结合当前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优化配置的要素必将较多地集聚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新经济行业上。

  2017年的改革,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指导下,在财税、金融、简政、国企、养老等相关的制度创新重点改革领域积极推进,除了继续着力和优化“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之外,还需要在优化基础资源、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形成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运行机制以及深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

  结构性改革应聚焦到财税改革

  高连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专家顾问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危机风险,既包括企业债务危机风险,也包括政府的债务危机风险。

  当前中国无论是企业的债务问题还是政府的债务问题都到了亟须解决的时候,中国企业的债务只有靠降低融资成本,放松货币来解决,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最大还有十个点的放松空间,还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大幅降低融资成本。

  同时,中国的政府债务必须要通过全面的财税改革来解决,特别是通过全面的税收重构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应该将重点放到财税改革上,通过财税改革对中国进行一次经济革命,上世纪的美国大萧条也是通过财税改革才走出来的,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我认为其核心问题出现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建议改革的重点,应该从目前的以微观经济改革为主转换到宏观经济的改革上,确切地说是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的改革,其实货币政策的调整比较简单,但财税政策的调整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希望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在2017年聚焦到财税改革上。

  供给侧改革将引领中国经济再度起航

  郭凡礼国家发改委特邀研究员

  今年,国家层面对农业供给侧改革尤为重视,粮食安全、粮食价格、土地流转、国家收储等各项领域均已出台宏观指导政策,各省区市政府已经开始部署详细的改革工作。农业供给侧改革将成为重中之重,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改革试点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良好模式有望推广开来。这项涉及约9亿农村地区人口的宏伟战略会掀起新一轮的改革潮。

  工业、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有条不紊、步步为营,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改革措施也从来没有停滞过。房地产市场在2017年将以稳定为主。

  另外,人民币贬值、货币超发等问题也在稳步解决:一方面,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多种金融调控工具,适度调控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稳定基本借贷利率,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的调控保驾护航;另一方面,适时、适量抛售美元国债、购入日元债券,对冲人民币贬值、美元大幅升值、热钱外流所带来的冲击,使得进出口贸易重回上升通道。2016年,金融领域改革为实体经济的调整打下了坚实基础,相关政策的积极影响彰显出来。

  总之,供给侧改革是“十三五”的重要工作,更是我国未来十多年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国民经济在其带领下已经起航,新模式、新气象、新特点将是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标志,而由此引发的巨大商机更值得我们期待。

  2017:基建投资将发挥托底作用

  郭可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2017年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略有下降,在6.5%左右。基建投资托底对积极财政政策提出了要求,预计财政政策或将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的表述从此前的“灵活适度”变成“稳健中性”,表明今年货币政策可能偏紧,但出于稳增长的考虑,短期内加息概率很低。在房地产投资大概率放缓、去产能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将发挥托底作用,预计全年投资增速保持平稳。经济下行压力将通过抑制居民收入影响到消费增长,房地产调控影响到住房相关商品消费,小汽车消费潜力部分已提前透支,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稳中略降。受全球贸易疲软及保护主义加剧影响,预计出口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中国央行将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发挥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作用,同时继续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服务工作。进一步加大对去产能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双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推动经济较快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必须进行各方面、各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构建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各地的创新体系在规模和形式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构件应该是相同的。在创新的主体中,必然有政府,有企业,有研究机构,有专家学者,有把创新构想变成现实生产力的技术工人队伍。构建一个有效的创新体系,必然要求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也必然要求各创新主体的行为方向趋于一致以形成创新合力。

  具体地说,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这样的区域创新体系:第一,政府有能力对创新的大方向进行谋划,有动员和配置区域内创新资源的能力和政策工具。在创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明确创新的方向,有助于高效率地利用这些资源。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出资本密集和人才密集的特征,而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正是这些重大的技术供给不足。在当下的中国,必须充分估计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第二,企业有创新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创造最低限度的市场需求,为企业创新提供能够看得到的可能的投入回报;企业创新也必须有外在压力,要通过改革使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价格达到应有的水平,促使企业把创新作为其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第三,研发机构有创新能力。要通过改革,为研发机构开辟更宽广的融资渠道,为研发机构聚集人才创造更便利的条件。第四,专家学者和技术工人队伍要有创新意愿。不仅要为专家学者和技术工人队伍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要使他们能够获得社会的尊重。

  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韩复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2017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要针对内外部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三去一降一补”仍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引导的核心作用。

  去产能方面,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

  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规范政府举债行为。

  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向内降本增效。

  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三去一降一补”背后有许多制度因素,如果不进行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也不能真正完成和持久。例如,就“去杠杆”而言,表面看,这只是降低企业债务率的事情,但背后的因素却有许多,其中涉及到企业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财务制度。

  如果不在国有企业部门明确一个持续性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的话,去杠杆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把它降下来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反弹。所以,我们应该把去杠杆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建立国有企业资本金的补充机制,完善并明确这个机制;二是强化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信贷约束机制,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完善也需要深化;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债务转换的机制,包含债转股;四是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要明确退出机制,这个退出机制也应同国有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可以说,只有通过制度化的改革和调整,我们才能破除过去长期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增强市场竞争力,激发企业部门的活力,同时消除企业部门的所有制歧视。

  不与制度改革相结合,“三去一降一补”在很大程度上又会成为表面文章。

  实行更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与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吸引外资政策

  洪永淼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2017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充满了巨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尤其是外部环境。中国需要加速完善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使人民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其市场供求及走向,并且逐步减少临时性的非市场化外汇管制措施。这样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也有助于减少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各种套利机会与投机行为。同时,当人民币汇率的确具有贬值的巨大市场压力时,应当顺应人民币贬值趋势,及时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

  另一方面,如果长时间对外投资远超境外对华投资,这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中国就业、税收、技术转移与管理创新,将是十分不利的。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制定一个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吸引境外投资的全方位投资优惠计划,尽量争取在中国资本与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有大致等额甚至更多的境外投资到中国来,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2017年中国经济将延续企稳向好态势

  胡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中国经济将延续企稳向好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与稳增长政策效应的持续显现,都将助力经济向好。

  一是经济增长稳中求进。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应该降低,甚至有望保持2016年的增长率。商务部预测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将超过6.5%。

  二是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趋势将会加快,且转型升级呈现信息化、服务化的特征。我国企业将依托“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产业技术的深度融合。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主导转为生产性服务业主导,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建设性阶段。改革的内容包括在继续扩大十项国企改革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加快供给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同时加快央企重组整合,国企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实现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2017年会实现更好的协同发展。

  四是兼并收购热度不减。2017年,经济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与去“僵尸企业”都将为并购市场提供良好的题材。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推行也将进一步点燃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之行。2017年央企数量会继续减少到“两位数”。海外收购案仍然会继续增加。

  L型的宏观经济有望探明底部

  胡继晔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

  2017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一年,金融危机的挑战大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机遇,主政者不可不察;但市场激发的微观活力将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L”型的宏观经济有望探明底部、触底反弹。

  首先来看挑战。房地产业已成强弩之末之势,但地方政府为地方GDP增速、减轻地方债务,依然会倚重房地产。今日之中国,必须对房贷绑架整个银行业高度警惕。银行业总资产220多万亿元,乃国之根本;银行业被房地产拖累将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必须高度重视,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美国特朗普总统开始执政挑战中国的实体经济,钢铁业首当其冲,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企业苦练内功、锐意创新方可破解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中国企业唯有面对美国这样的强劲对手,方可砥砺前行。

  供给侧改革主要就是要素改革。在劳动力因素供给方面,放开二胎还不够,应当尽快、彻底放开生育限制,为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奠定基础,让后代享受人口红利。土地供给要研究逐步消除国有、集体的双轨制,让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符合市场规律。资本要素的供给正在路上,主板、创业板发行稳步推进,新三板挂牌企业突破万家之后需要在流动性上下功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促进科技这一重要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科技体制的改革将为供给侧改革真正落实提供技术保障。

  稳定政策预期激发实体经济活力

  胡敏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从进入2017年的所有国内外经济因素变化看,不确定性被指为是影响这一年经济运行的最大变数。辩证地看,这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保持宏观政策的敏感性、灵活性和应变性,增强政策相机选择的弹性,稳定政策预期,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更为有利。

  2017年中国经济政策最有施展的空间,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四大任务之一的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一是切实推进税费改革,为各类企业真正松绑降负。在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的情况下,2017年财政政策应当更加积极有效有力。关键要落实好营改增的政策红利,进一步理顺生产要素价格,降低制度性、交易性成本。二是深入推进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2017年在减少国企数量、增强国企竞争力、带动力和影响力上能有实质性进展。加快实施一批品牌工程、质量工程、标准工程,形成实体经济有回报、有前景的社会示范。三是加快推进一批重大建设工程和项目落地,有序推进PPP模式,以此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吸引更多的外资、民资进入竞争性、公共性、开放性新领域,发挥国有资本和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四是拓宽广度和深度推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特别是要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业发展和文化产业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互联网+”行动。

  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是重中之重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实体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内容,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供给质量”就是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所满足需求侧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说,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由于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高进而引起实体经济自身供求失衡、无法提供高回报率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因。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要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从产品层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要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质量的关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和工艺创新,建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文化,企业要持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而国家要加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NQI)建设,努力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从企业层面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要完善实体企业创新发展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处置“僵尸企业”,重视发挥和调动企业家创新的作用,不断提高实体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从产业层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要积极推进化解产能过剩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

  “缓增长、弱稳定”态势依旧

  黄征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规划研究室副主任

  2017年中国经济将呈现“缓增长,弱稳定”的态势。

  从外需形势看,预计2017年将延续2016年进出口逐季回稳的趋势,全年出口增速有望恢复正增长。从投资形势看,三大领域的投资,除房地产外,基础设施、制造业投资增速都将小幅上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小幅下调。从消费形势看,不论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还是消费市场政策调整,都可能导致增速小幅回落。

  总体而言,2017年经济增速可能小幅回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将逐步累积。要瞄准“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防范经济社会风险。以加快处置“僵尸企业”为重点,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积极释放优质产能,稳定钢铁、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建立“去库存、城镇化、扶贫开发”的联动发展机制,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加大政府采购力度,千方百计化解房地产库存压力。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细化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降低企业杠杆。在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加快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适当降低社保费率,调整税收结构,切实降低企业成本。从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着手,突出扶贫开发、民生保障,着力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防范多重风险“交叉感染”,筑牢防风险的安全网。

  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稳中向好的总趋势

  贾若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第一,仍将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明显,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将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第二,仍将保持稳中向好的总趋势。随着中国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形成,特别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更是要为今后的改革作出系统的重大部署,这都将释放很大的制度红利,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区域经济仍将保持进一步分化的格局。其中在2016年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甚至出现“断崖式”下滑的东北地区有望筑底企稳,并将在深度调整后呈现较快的发展态势。而我国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在转型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仍将会保持持续较快的发展态势,广大中西部地区在进行深入的结构调整,发展相对平稳。第四,将进一步完善内外联动的新局面。中国优势产能的国际合作将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和强化,中国将逐步实现由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向国际规则的倡导者的转变。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全面深入推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将会更加完善,在农业、工业、金融、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将会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奠定重要基础。

  寻求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蒋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7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沿着新常态路径前行,从宏观运行的整体形势来看,本人认为还是比较乐观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企稳状态,我们迫切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发现、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基本原则,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推进“简政放权”和“放管服”,创新政府治理模式,精准支持新模式、新产业,有效鼓励实体经济发展,激发各类主体对于创新的积极性,紧紧把握住国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机遇,创新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在发挥制度红利方面做足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在局部地区局部领域,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传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比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所以,要充分将新动力和传统动力相结合,统筹协调,构建区域发展共享的体制机制,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确保如期实现发展目标,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2017年,我们将寻求一种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2017年稳字当头谋求突破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经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我国经济形势在整体上仍会延续过去两年来中高速增长的轨迹,在经济增速上维持在6.5%-6.7%之间,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继续降低杠杆率还是政府调控的首要目标。

  行业层面,制造业增速趋缓,其中消费品增速稳中提升,投资品增速放缓;服务业继续成为经济结构提升、形势转好的重要引擎,引领经济稳步发展,并成为化解就业压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领域;农业领域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有望获得突破,成为我国经济稳中趋好的又一动力。

  宏观层面,通胀相对温和,CPI保持在1.8%左右,走势平稳,房价波动减弱,股市稳中有升;就业压力较大,大约需创造1000万左右的新岗位;人民币在强势美元政策下贬值压力大,但可控,预计贬值3%-5%,资本外流,进出口贸易增速下降,但依然维持较大量的顺差;宏观政策调控中,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有限,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特别是利用减税、增加补贴方面的措施对提升消费需求中的效果凸显,财政赤字率有所上升,预计保持在3.5%以内,重点防范经济继续“脱实就虚”,有效引导民间投资。

  经济改革方面,国企、财税、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领域继续成为政府改革的重点任务,需加快企业兼并重组以关停“僵尸企业”,加大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以助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新的经济动能正在积聚

  蓝虹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机遇良好。全球经济仍呈现总体复苏态势。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巨大,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特质没有改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新的经济动能正在积聚,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也在加快,新经济、新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快速发展,特别是绿色产业在未来五到十年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驱动。

  我国经济依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也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主要表现为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严重带给经济增长的制约和冲击,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失衡,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风险暴露增多。

  2017年中国经济仍可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但必须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关注资源与环境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在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改革上取得突破。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1.供给侧改革政策制定须关注资源环境供给刚性。在供给侧改革要求关注的各项生产要素中,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要素由于其存在极大的供给刚性,应该被予以重点关注。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市场主体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性,持续紧跟市场需求变化,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营造坚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化微观基础。3.以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今年将稳中向好

  李金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副部长

  我对2017年的经济形势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形成,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将加快。以“双创”“放管服”为代表的一系列简政放权、释放活力的措施将逐步见效。二是前期一些出于稳定经济而出台的行政措施有过度干预之嫌,特别是行政化手段去产能,其负面效应将会凸显。但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在2017年将会出现积极信号,稳中向好是可以做到的。

  对结构性改革的建议:1.加快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尽快理顺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确保其自由流通、自主定价。

  2.“资本市场+创新创业”,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

  3.改革完善粮食补贴体系,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投资发力增长无忧谨防落后产能复发

  李鹏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目前,尽管中国经济L型探底过程尚未结束,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是国际经济底部趋稳及国内稳增长措施持续发力,2017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稳中求进,预计可以达到高于6.5%的增长速度。

  从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表现看,欧盟经济已经有较明显复苏迹象,美国经济能够基本维持2%左右的增长,新兴国家经济基本都已触及底部,开始进入缓慢复苏阶段,可以预见,上述经济体2017年能够延续弱复苏走势。从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月度数据观察,进出口降幅逐月收窄,出口贸易改善较明显,因此,2017年中国经济的外部市场需求将企稳。同时,加之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逐渐打开更大规模国际空间,有利于中国优势产品和技术的输出。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整主线对于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向好最为关键。由于2017年以基建为主的投资在稳增长中会占据主导力量,考虑到投资扩张对钢铁、水泥、原材料等基础行业拉动效应显著和2016年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因此,“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中,通过环保、质量、标准、安全等新型技术监管手段,而非用传统行政手段“去产能”极为关键。要通过政策手段转变,逼促和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创造和派生出对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的广泛需求,进而刺激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形成良性经济循环机制。

  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需要时间

  李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2017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没有错,依然是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经济改革重点和政策选择。从2016年的增长速度来看,6.7%的速度并不低,保持在合理区间。这样的增速在世界上大的经济体中,仍然是较快的,但与过去的中国经济增速相比,已经放慢。放慢是结构性因素所致,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老“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为动力,效用已经用尽,难以为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新“三驾马车”(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动力的形成又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与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高速度比较来看,经济增长点不同,增长方式不同,增长动力源不同,动力机制的转换需要时间。

  虽然中国经济在2016年呈现持续的底部企稳的态势,但运行中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等。2017年的改革,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指导下,在财税、金融、简政、国企、养老等相关的制度创新重点改革领域积极推进,除继续着力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之外,还将需要把改革重点放在优化基础资源、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形成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运行机制等方面。

  必须高度重视民间资本投资增速下滑

  李文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度下滑,是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最值得关注的动态。众所周知,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民营企业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提供了超过一半的税收,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60%-65%,在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中占85%以上。民营经济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过去一年来的宏观经济运行,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应变化中深切感受到。

  从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为了弥补民营投资增速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甚至扩大了房地产投资。在民营经济国内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的同时,是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急剧增长。民营经济在国内的投资增速在一年之内从10%以上急剧降至3.2%,与此同时,对外投资增速却跃升至40%以上。这种现象,显然值得深思。

  显然,如果民营经济继续这样的国内国外投资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将十分不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不利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稳定增长,不利于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式转型。民营经济国内投资增速的大幅度下滑,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痛。然而,时至2016年年底的数据表明,民营经济的国内投资增速仍然没有明显的回升趋势。

  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李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着变化。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将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必须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成为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2017年的城乡建设事业将继续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将会呈现如下态势:房地产调控将会继续,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热点城市防泡沫、防风险工作将会加强,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房地产去库存将会继续;棚户区改造工作将会继续,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600万套棚改任务必须完成,老旧小区和住宅宜居综合改造将会有序推进;城市规划权威性继续加强,规划龙头作用将会充分发挥;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努力促进“城市病”治理。新开工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海绵城市建设120个国家和省级试点继续推动。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将加快推动,雾霾治理大力推进。新开工和竣工轨道交通各500公里以上。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稳中求进”需多实施改革举措

  李迅雷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2017年的政策就是“稳中求进”。中国的政策变量对于商品和资产价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稳中求进”起初是一个经济政策,现在变成了治国理政的总原则。“稳”是前提,“进”是目的,但先要的是稳住。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汇率会相对平稳,股市也会相对平稳,债市也会相对平稳,一切都要平稳,在“稳”的前提下才能够“进”。

  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多实施一些改革举措。央企的改革,主要通过大央企之间的合并;地方国企的改革,主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今年资本市场上的主题投资机会,估计还是在国企改革,企业要提高效率,只有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来参与。

  今年,货币政策的收紧是一个大趋势,但到底会收紧多少,估计还是有限的。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对债券也不用太悲观。财政政策方面,今年是要“更加积极”,这没有任何悬念。因为不仅要稳增长,还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若不增加财政支出则肯定实现不了。

  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进入L型的下部

  李永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经管学院教授

  2017年,在周期性、结构性、外生性因素三性叠加作用下,经济运行新常态特征明显,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总体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着力深化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坚持积极性,追求有效性,重点是减税让利、保民生、推动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稳健的基础上,将致力于处理好经济增长、风险管控、通胀预期、流动性需求的关系,将金融风险的防控放到突出的位置,防止资产价格过度泡沫化,减少资本市场波动,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适度维持流动性。

  加强外汇资本流动性管理,力求人民币汇率在反映供求关系的基础上保持动态均衡稳定。要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为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和稳定增长提供较好的金融环境。

  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进入L型的下部,在保持需求侧稳定的同时,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持续进行经济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速保持在6.5%—6.7%的水平,并且有望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实现和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由需求侧和供给侧要素双轮驱动,转向在保持需求侧稳定的基础上,加大供给侧改革驱动力度。需求侧稳定要通过促进消费需求稳定增长来实现,供给侧驱动力度主要是通过强化行政体制改革力度,简政放权,深化国企改革,发挥市场机制来实现。

  2017年中国会给世界提供更多机会

  李左东商务部培训中心教授

  中国经济总量GDP已经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规模增长到目前的10万亿美元高度,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进程的贡献者,中国希望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让中国企业成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让世界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和中国分享,这一趋势不可改变。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强调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因此2017年开放的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进口,以及需要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需要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2017年中国商品会进一步进入世界各国市场,中国企业不但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也会更自信地在国外新建企业,中国人出国定居、旅游都会变成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中国分享世界经济的成就,也会给世界提供更多的机会。

  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四个不确定性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中国的外需环境将逐渐改善,出口有望缓慢回升至低速增长。如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运行总体趋稳,基建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投资低位企稳,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下降。消费保持平稳运行,助推经济中高速增长。

  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四个不确定性。一是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会就汇率和贸易问题向中国施压。二是在美联储继续加息背景下,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可能继续相互推动,引发潜在风险。三是民间投资虽然趋稳小升,但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四是房地产市场降温过快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

  2017年经济增速可能达到6.5%左右。不确定性形成的不同类型合力组合将会带来经济增长的波动。如果外需环境恶化,汇率贬值幅度加大,房地产销售和开发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民间投资继续下行,增速可能滑入6.5%以下;如果外需环境改善,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民间投资回升,经济增速将高于6.5%。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依然不小,重要的是增长质量的提升。

  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2017年应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深入推进过剩产能清理工作。二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四是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坚持稳中求进把准“进”的重点

  吕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今年,国际形势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和挑战增多,因此,要增强内生动力和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中求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17年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与“进”相互促进,以“稳”为基础,把准“进”的重点方向,实现有质量和有效率的增长,提高要素生产率。

  第一,聚焦振兴和提升实体经济。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要多策并举,鼓励和支持实体经济。

  第二,释放居民消费潜能,以消费升级带动供给侧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以消费为主,但存在传统消费增长乏力,新型消费不稳,高档消费外流的倾向。消费升级是重要的增长动力,因此,要加强需求侧政策,消除制约需求释放的体制障碍,巩固和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和升级。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调整和完善消费市场秩序。

  第三,着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创新驱动主要是人才驱动,要建立多层次人才政策,激发科研人员、企业家、管理人员、技能工人等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成果进入市场的通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标准体系及其实施措施,使企业创新能够在市场上获利。改进市场准入规则和管理体系,建立包容失败和允许试错的管理体制,形成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的成长空间。

  实现上述“进”的重点,还要靠改革释放内生动力,应围绕振兴和提升实体经济,培育新消费增长点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措施的细化和落实。

  今年经济走势或将前高后低

  梁海明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预计今年GDP增速为6.5%左右,延续稳中向好的态势,走势或将出现前高后低。总体的宏观政策以稳汇率、稳增长、稳物价和防风险为主导,或有降准的可能性。

  今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压力还有但不大,预计贬值3%或以上,主要是在资本管制趋严环境下,资金外流漏洞已开始补上。“8·11汇改”后,人民币逾10%的贬值,已释放了部分贬值压力。

  今年一线城市楼价有很大的可能继续上涨,但涨幅减小;二三城市楼价则稳中有升。中央政府将继续去库存,持续推行楼市调控政策,并扩展到其他二三线楼市过热的城市。

  进一步推进能源改革

  林伯强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能源体制改革和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密切相关、相互促进,既有改革的复杂性,也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将会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

  从能源体制来说,打破产业链一体化垄断是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管住中间”针对能源的自然垄断,“放开两头”可以在技术和资本门槛要求相对比较低的环节为民营资本提供投资机会,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是能源价格由市场决定的基本条件,因此需要体制改革支持价格改革。

  从价格机制来说,以往能源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常常是政府权衡政策目标和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对价格的行政干预可能导致收益的不确定性,这使“混合”的民营资本面临收益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民营资本“混合”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价格改革支持体制改革。

  现阶段能源供大于求和低能源价格有益于能源改革。在能源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的能源管理职能也需要作相应转变。政府需要研究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能源管理体制,在强化政府能源监管的同时,如果有必要干预能源市场,则尽可能采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干预。政府在逐步放开能源计划约束的同时,需要加强能源行业战略规划。任何能源改革都必须将能源行业安全高效运行和可靠供应作为大前提,这个是政府能源管理职能的关键所在。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进程

  刘立峰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稳增长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必须发挥好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经济中两难甚至多难问题,投资需要权衡的因素更加繁多、复杂。2008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下滑,按照这一趋势,今年投资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探。

  在经济持续下行阶段,反周期的政府投资扩张政策十分重要。未来一段时期应更重视财政政策的主导作用,继续增加中央政府债务融资用于公共投资的规模,加大国债对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市场化的地方债发行机制,形成稳定、规范的地方建设性融资渠道。

  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民间投资困境是周期下行、结构转型、动力转换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民企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有恶化的迹象,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为民企创造发展空间,改善民间投资的发展环境。

  我国新动能培育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无法弥补旧动能弱化带来的缺口。新旧动能的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需要加快这一进程。

  经济增长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较大

  刘满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

  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仍较大,新经济动能快速成长,企业效益有所改善,工业领域存在补库存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下,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可期。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今年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去产能的长期目标和短期价格波动的矛盾。二是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一方面确实有利于消化库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价上涨,而且还推动大量投资性货币进入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这些预期上涨可能性更大的低库存地区,而原本库存集中的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进展缓慢。三是“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间本身存在一些不协调甚至冲突。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首先要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攻坚性任务的理念,不能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也不能因市场供需关系得到改善,或者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增多而放缓推进步伐。其次,短期内可采取如下措施来推进:一是转变政绩考核体系,推进政府简政放权,通过政府转型优化供给结构。二是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推进要素的价格体制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四是推进垄断领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激活民间投资是纲

  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做好今年乃至今后几年的经济工作,激活民间投资是纲,这既有利于“稳”也有利于“进”。

  2016年我国经济工作虽然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但矛盾和挑战也不容忽视,最突出的就是民间投资仍然没有明显回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六成,激活民间投资有利于“稳住”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态势,有利于稳定就业,巩固减贫成果等。

  激活民间投资还有利于“进”。“进”最主要的体现是产业和技术的转型升级,而这离不开物质资本投资,因此要让活跃的民间资本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地物化新的技术和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激活民间投资,一方面会扩大当期总需求,但同时会转化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高效率、高质量的供给。这种意义上的民间投资会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的规模。当然,激活民间投资,并不意味着放松生态环保要求、不加选择地发放信贷、增加土地供应,这方面的要求只能更加严格。

  激活民间投资,必须给民间主体的投资行为以安全性保证,让民间主体“愿意投资”。近期要只争朝夕,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在短期内有一些实质性进展,给民间投资主体以明确的信号。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房地产行业亟须建立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刘卫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无论是对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纾解民生住房难题,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支撑,都至关重要。在近期一系列调控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降温苗头,许多城市的新建住房价格同比涨幅收窄,二手房的议价空间在扩大。预计随着这些政策效应的持续发酵,今年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增速都将双双显著回落。

  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仅仅关注短期调控政策效应还远远不够,要想让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还须建立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当前,房地产领域的改革重点是抓住现在房地产调控初现成效的有利时机,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尤其要从金融、土地、税收三大方面发力,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在金融方面,要做到“疏堵结合”,一方面要管好房地产信贷闸门,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堵住违规资金通过一些渠道流入房地产市场,减少诱发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降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信贷成本。

  在税收方面,要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税收体系,降低合理的住房换购成本,提高炒房成本,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

  土地是调节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又一重要工具,对于热点城市不仅要人地挂钩,更要着眼于城市总体规划,实现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统一,加快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升级、改造,真正做到产城一体,从根子上缓解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

  基础性改革将取得重大突破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预计今年中国经济的总体格局将是稳中求进,GDP增速为6.5%—7%,CPI涨幅为2.1%—3%。

  首先,经过2016年的稳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好的缓中趋稳态势。其次,今年经济有稳定的基础,表现为供求关系改善,先行参数反弹强劲,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处于扩张区间,一些新动能和新业态表现好于预期。

  今年中国经济运行仍会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挑战。首先是债务严峻的问题。债务的可持续性会影响今年经济增长态势,影响新旧动力转换速度,影响国民资产质量。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升级,在实施过程中将会面临新的挑战。再次,振兴实体经济需要很多具体举措,如果没有很好的“抓手”,振兴很困难。最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新政”、美联储加息等外部风险,也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的经济工作将稳中求进上升为方法论,一些基础性改革将会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取得明显成效。只要坚持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制度红利,相信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终实现全面起飞。

  今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平稳

  罗建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本就处于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我国经济运行环境也将更复杂:实体经济受到前期融资成本高企、杠杆率水平较高、库存压力较大的影响,而表现出投资增速放缓的态势在今年前半年将继续延续;随着投资性需求的挤出和杠杆融资的控制,今年房地产市场的活力和空间明显受到挤压;总体来看,消费结构的升级仍是被动式的,基础不稳定;进出口形势总体将呈现改善趋势,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又带来一系列不确定的影响。

  此外,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运行也有一些不确定性,例如,随着房地产泡沫风险挤出进程的加快和投资性需求的控制,金融杠杆水平总体受到抑制,但债券收益率上行、债权价值回落等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部分地区采用变相举债、名股实债的方式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导致了政府实际债务水平显著增加,而资产证券化改革又迟滞缓慢,政府债务增长及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金融流动性速度放缓,形成新的市场风险点。

  综上所述,对今年的经济形势预测如下:GDP增速预计将在6.5%—6.8%之间,基本保持平稳。房地产的价格全年横盘,房地产投资增速保持在3%左右,甚至更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预期仍将低于10%,但民间投资的增速快于国有控股投资。消费的增速保持平稳,预期增速为10.5%左右。进出口形势将有小幅度改善。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CPI破3的可能性增加。

  既要追赶红利也要治理红利

  马涛宁夏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内生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与全球经济体系相互适应中开始进入深化改革和阶段转型期。如果将这个过程按“十三五”分成两个阶段,这种适应性在前半程中更多体现为全球经济体系对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单向输入,享受追赶红利的同时较少承担全球风险。在后半程中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挑战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治理需求共同涌现,呈现出明显的双向深化特征,通过创新来实现治理红利的同时,更需要防范技术助推下全球风险的快速扩散和重大冲击。

  建设国家信用树立全球预期,防范国内国外治理风险。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发展开始进入中后期,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进入了成熟期。中国生产要素与全球生产要素、中国市场规模与全球市场规模、中国市场组织与全球市场组织,都已经深刻地被中国治理主体和全球治理主体纳入到了自身行为的未来预期与现实决策中,要素资本化与预期全球化开始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中国内部治理主体多元化、利益化与全球治理环境资本化、技术化、政治化和风险化并存,要规避自身转型升级的决策风险、弱化全球挑战风险,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树立持续稳定的发展预期最为重要。

  国家信用建设应该成为中国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构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增长体系的治理核心。从追赶红利到治理红利,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与全球经济分工关系的历史性转型,也是全球经济面对空前的不确定性需要中国来主动给出预期和承诺的全球性责任。

  夯实经济运行由降转稳的基础

  孟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预计今年将延续2016年“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结构调整逐渐加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逐渐增强,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下一步,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由降转稳的基础。

  一是坚持以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改革思路。供给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要双拳出击,但应以供给侧为主攻方向。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紧抓结构性这一主要矛盾,尊重市场规律,矫正资源配置扭曲,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

  二是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避免将体制机制改革和配套政策相混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更多地落脚在中长期政策,把制度供给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三是持续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第一,以市场化的方式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拔掉“呼吸机”和“输血机”,严格监管,防止死灰复燃。第二,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核心理念,坚持分类、分城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库存过多的问题。第三,注意防范金融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泡沫化风险,逐步释放局部风险,避免市场过度波动。第四,继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今年要继续相关领域改革,特别是在产业政策、交易成本、各项费用等方面,要给企业稳定的预期,增强企业投资信心。第五,要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重要作用,补齐短板,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积极调控防范风险惠民减贫稳中求进

  彭刚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处于国际风云变幻中的中国经济,处事不惊,以“稳”应“变”。要保持稳健发展,就应该保证整个宏观经济的目标适宜、政策有力、重点突出、路径清晰。基于上述认知,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仍然以6.5%—7%为宜,这一增长区间目标的设定,其意义不在高限,而在底线,就是说只要能够实现不低于6.5%的增长,经济就是稳定的。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保证这一底线不能突破。

  稳中求进当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是包含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三去一降一补”所取得的成绩和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为代价所换来的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然而,从根本上来讲,这个“进”应该落实在对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接近。在2017年,1000万贫困人口的脱离贫困,通过各种惠民政策的实施,提高国民的收入与福利水平,使尽可能多的国民能够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红利,就成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也应成为稳中求进的最为重要的绩效指标。

  稳增长、防风险政策的现实基础犹存

  邱兆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稳增长的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纾解。就中长期而言,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已在一定程度上衰减,制度创新面临规模报酬递减,后发优势日渐式微,刘易斯拐点被超越的证据不断积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任重道远。

  从短期来看,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空前复杂等不利因素影响,外需年内很可能不会发生明显改观,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在内需方面,预期消费需求不会在年内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债务风险进一步凸显,房地产调控政策总体趋紧,制造业尚未出现具有支柱性作用的新增长点,所以自主投资需求有可能进一步萎缩。

  此外,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和汇率波动等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防风险的压力尚未显著降低。

  总之,从中长期和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动力非常有限,2017年GDP增速很可能继续维持在6%至7%的区间内,同时多种重要风险很可能以不容忽略的程度加大,稳增长、防风险政策存在继续实施的现实基础。因此,应在短期内镇之以稳,长期内积极进取,长短结合,稳中求进,并采取统筹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着力推进“去杠杆”,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和手段。同时,全面落实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优化企业融资环境等提升经济长期活力的政策措施。

  稳中有进、以进促稳

  沈明高财新智库

  2017年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10个年头,但全球经济复苏依旧羸弱、地域政治风险上升、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具体折射到中国经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2017年,为了稳增长,经济总体加杠杆难以避免。一个不加杠杆或少加杠杆的“低增长”好于依托于快速加杠杆的“高增长”。

  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今年更加注重以进促稳。相对于刺激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加法不但可以在短期内支持投资、达到稳增长的目的,更可以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改革做加法的实质是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有效需求。改革加法的路径已经广为人知,关键词是开放,重在下决心落实,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大幅度改善社会有关改革的获得感:一是全面放开服务业,包括放开电信、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健康和金融等行业,这本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

  二是推动城镇化、农地货币化进程,允许更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同时也改革现有农地制度,在允许农民进城的同时,使得城里人在农村落户成为可能,实现双向良性循环。

  三是推出负面清单,缩小准入管制的范围,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

  大力推进简政放权

  宋国君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重,难以转型。总体来看,税费负担包括管理导致的全部成本。建议尽快开展事业机构的改革,大幅削减事业机构,实现真正的简政放权。

  认真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严重不足,既降低了对政府的监督,也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极大的需求,但是由于政府的信息垄断,实际上是政府所属事业机构的垄断,以至于环境保护成本超高,既造成了极大的健康损失,又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如果能尽快和正确地推行国务院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环境保护水平,而推进这个制度的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公开。

  应实施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组合

  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继续加深,可能出现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并存的态势,宏观调控难度加大。预计GDP增长速度将在6.6%左右,CPI上涨率约为2.3%。

  一方面,尽管物价水平上涨率温和回升,但由于需求和供给“双收缩”的局面将大概率地出现,经济增速的重心将继续下移,经济整体运行依旧偏弱,下行风险犹存。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潜在风险敞口可能会扩大,将困扰下行压力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要素成本在短期内大幅上涨将对总供给造成收缩压力,加大经济的“滞胀”风险。同时,在相对较为宽松的货币条件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预期分化,廉价的资金在不同商品之间的转换造成金融市场震荡,推升金融资产泡沫。

  2017年,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在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特征的同时,应实施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组合,适度的需求管理,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的重点应是长期经济运行效率和解决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减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通过“债转股”减轻企业债务风险,同时鼓励竞争与创新、优化民间资本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社会政策托底推动过剩产能的有序化解,刺激优质投资机会,扩大有效供给。另外,还应进一步放开市场竞争、鼓励创新,激励与发展经济增长新动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

  孙剑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副编审

  由于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4万亿元,增速达6.7%,2017年在此基础上继续实现快速增长难度很大。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基本能够保持在6.5%左右的合理区间内。受稳增长刺激政策影响,财政赤字将会扩大,或将超出赤字率3%的安全线。地方融资平台不断扩大融资规模,债务风险随之加大。快速增长的货币供给也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在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受到严格管控下,超发的货币极有可能引发价格总水平全面上升。外汇储备流失将进一步强化人民币贬值预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去产能要与绿色发展理念结合起来,产能过剩且污染严重的企业一定要淘汰出局,为绿色发展扫除障碍,促使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去库存要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在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引导人口向三四线城市有序流动、定居是最优选择。去杠杆要与防风险结合起来,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时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降成本要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及各类交易成本,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补短板要与惠民生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补齐长期以来得不到彻底解决的医疗、教育等短板。

  今年PPP项目有望集中落地

  孙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公私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在复杂的全球经济背景下,2017年我国经济依然会保持去年的增长并略有上升的趋势。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持续的高投入,但在当前资源约束、环境约束、需求约束下,基本没有再度扩张的动力存在。通过技术创新替代高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并非一日之功,因此,2017年经济增长依然处在结构转型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从2014年以来,中央积极推动PPP管理模式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运用,很好地发挥了通过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虽然3年多的时间已经有1万多个项目,高达13万亿元的投资规模,但多数并没有落地,经过近3年的准备之后,2017年有望迎来集中落地,将为今年经济增长作出明显的贡献。

  为了阻止经济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综合问题,我仅从侧面来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不应当忽视的方面,那就是,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农村道路。解决农村交通成为未来的一个急迫问题,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加强农村道路的投资,这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

  紧紧抓住全面改革的牛鼻子

  谈慧娟江西省委党校教授

  2017年的经济增速应继续保持在6.5%—7%的区间运行,但受房地产等投资增速有所下滑的影响,2017年经济增速较2016年回落的可能性较大,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等。继续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以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下功夫,尤其要加大去杠杆的力度,期待一系列改革新举措,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都是2017年可以预期的亮点。换言之,紧紧抓住全面改革的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动力,依旧是2017年的重中之重。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要处理好几层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减法和加法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其次,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因地因企施策,全面实施金融改革,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激发中小企业活力,鼓励银行大力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

  最后,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

  以简政放权和制度创新激发增长新动力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有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将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向纵深发展,精准扶贫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将有新的突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国经济发展将延续稳中向好、好中求进的大趋势。

  我建议:一是在2017年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简政放权,实现政府的扁平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通那些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最后一公里肠梗阻,使之真正付诸实施。二是产业兴,国家兴;产业强,国家强,政府要进一步减免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释放生产、消费动力和活力,在财政体制上支持实体经济稳步发展,同时政府要加大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互联网+”的发展,真正使以农业、制造业等为代表的中国实体经济在世界上有竞争力。三是要通过制度变迁方式,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尤其是要通过农村土地产权的深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释放7亿农民的消费潜力。更重要的是根据人的需要,在文化产业上有新的突破,大力发展符合人性需要、开发潜力巨大而又尚未开发的边缘性、革命性朝阳产业。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地方政府主管的一些国有企业,下猛药,刮骨疗毒,通过兼并、重组、置换、出售的方式,减少数量,发展出一些产值100亿美元以上的地方性大企业。

  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有待增强

  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2017年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但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新动能还不足以拉动经济整体反弹复苏,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有待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释放供给潜力,加快培育新供给、新动能,改变经济“L型”增长走势。仅仅把过剩产能或者老化的产能企业关闭或停产、限产,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关键在于引导生产要素向新供给、新动能领域转移。只有当过剩产业的生产要素,通过完善的要素市场,转移到新供给、新动能领域中,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贡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市场机制的“建设者”,更多发挥“孵化”、谨慎“规划”作用;做好转移过程中的社会保障和职工再就业培训工作;减少不必要的牌照管制、准入管理等行政管制,激发市场活力;降低石油、电信、教育等行业的行政垄断,促进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的配置作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深化劳动、土地、资本、创新和制度等要素市场改革,解除要素供给抑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还需中央、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方形成合力。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只要下定决心“啃硬骨头”“动奶酪”,并及时正确地加以引导,释放各要素、各地方、各行业的供给潜力,中国经济自然会焕发新的增长活力。

  “解放企业”应成为发展主题词

  田杰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2017年,国际贸易摩擦、金融债务风险、房地产价格波动等问题都将是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然而,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应对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些带有长期性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贯彻落实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环境,不断提振民间投资和创业的信心,是关系2017年中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通过改革和减负来“解放企业”,应作为2017年经济政策的核心着力点。只有把真正的市场主体搞活,才能打下宏观经济从企稳走向反弹的良好基础。“解放企业”首先要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深水区的改革。减轻企业的高债务,短期内可以靠适度增加政府部门杠杆水平来缓解,但是长期还是要依靠金融部门的深入改革,这也是激励企业根植实体经济的根本措施。通过资本市场的改革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的比重,通过银行体系市场准入和监管的改革来引入更多的民营银行,改善大银行攫取实体经济利润的不良局面,使金融体系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发展和创新。不断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改革,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当然,合理有效的监管体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改革和开放更多投资领域的必要条件。减轻税费负担也是“解放企业”的题中之义,尽管这不一定意味着降低宏观总税负。通过税收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征税系统的体制改革,无疑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国际经济竞争不仅是成本因素和市场规模的竞争,更是制度、政策等软环境的竞争。无论面临多么复杂的国际环境,只要“练好内功”,就一定能在2017年迎来良好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经济“L”型增长有望进入下半程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在经历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6年多的回调后,中国经济周期性下行的因素已明显减弱,而去年以来经济运行出现的多方面积极变化表明,经济增速由降转稳、确立中高速增长平台的条件正在逐步积累。

  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将延续缓慢回升态势,但经济复苏仍面临美国特朗普新政,德法等大国进入大选期,难民事件和英国脱欧等事件后续发酵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利率调整的外溢效应将继续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多年的低利率逆向调整,还可能引发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从国内看,投资增速有望筑底企稳,基础设施投资保持高位,制造业投资小幅回升和企业新一轮补库存周期,将对冲房地产投资回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高位,但增速将受到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双重影响,总体上保持稳定;外贸出口形势将有好转,受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和国际市场转暖的影响,出口降幅将有所收窄。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在2017年成功触底的概率较高,全年有条件实现6.5%左右的增长水平,“L”型增长有望进入下半程,“十三五”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有望基本确立。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企稳的基础仍须稳固,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仍然突出,潜在金融风险显性化的压力仍然较大,部分转型迟缓地区面临的困难仍在增多。要巩固经济趋稳向好的基本面,最重要的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的基础上,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下决心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补齐“软件”短板,通过“去降补”,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加快推进过剩产能有效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矫正资源错配,有效改善市场预期,为需求释放和可持续中高速增长打开新空间。同时,针对粮食库存压力不断增大,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农民增收难度增大等问题,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传统产业盈利水平下降和资金“脱实向虚”等矛盾,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针对金融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集中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要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作为重要任务。

  从中长期看,要更加突出创新在供给侧改革中的核心作用,着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通过创新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主要是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产业标准和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减轻企业家创新风险,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把握技术创新和商业变革方向

  王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商务与经济合作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宏观经济走势,不能简单理解为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的变化和形成的走势。互联网正在引发全球市场发生新的变革。应该看到,近年来,由互联网引发的消费市场的交易方式、产品结构、生产分工,以及商业存在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一次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影响的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人类的消费方式,未来更会影响到人类的生产方式。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必然会受到这个市场变革的影响。

  2017年,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关键性的一年。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过渡到新的发展理念,2017年可能是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一年。从市场变革的角度看,2017年也可能是一个经济起飞的前期。虽然市场变革在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上还有很大空间,加上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推动,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很多发展机遇。

  创新展现新动力开放呈现新格局

  王彤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在经济活动中,我认为,至少在创新和开放这两大方面,2017年将会展现出新动力,呈现出新格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发展的“牛鼻子”,五大发展理念第一条就是创新。创新是一篇大文章,其中科技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各类创新中最关键的创新。当前,我国已经跻身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前25强,这既是近几年我们全面深化、系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又为今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促使机构、人才、市场、资金都更充分地活跃起来,形成推进创新发展的强大活力。

  在开放方面也将出现令人欣喜的新格局,可喜的是,我国外贸结构调整优化取得了明显成效。预计未来四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而且,今年5月份将在北京由中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将是中国对外开放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节点和新的起点。

  中国将在大开放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将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在2017年,这种态势将更加清晰和明显。

  以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增强供给有效性

  王先庆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

  长期以来,我国将“需求侧”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供给跟不上需求”的矛盾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

  今年的供给侧改革,应当从供给一侧着手,改善供给的有效性,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增强医疗、养老、教育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消费新热点、新模式不断涌现,教育、健康、文化、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强劲增长,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发展空间巨大。适应新消费,打造新供给,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供给也要创新。通过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协同推进,积聚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通过改善供给环境增强供给动力、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进而促进经济更加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增长。当前,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着力推进去库存化解风险和危害

  王小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要砍“三大斧”:一是继续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努力做好“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一步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更多的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重在“治本”。二是加强推进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三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2017年至2019年,主要调整压力来自房地产,房地产深度调整将意味着中国经济调整接近尾声,房地产不调整则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始终得不到解除。

  2017年还有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作需要着力推进,那就是去杠杆、去库存,抑制资产泡沫,使房地产回归本位(落实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本定位)。我国住房库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房价无泡沫下的高库存,以三四线城市为代表,另一种是房价高泡沫下的高库存。就风险和危害而言,一二线的房地产高泡沫才是真正的难题。就三四线城市而言,库存就是绝对过剩,是看得见的,需要长期消化,新增投资就应减少,要靠真实的住房需求来慢慢消化。而一二线城市的高库存是与高泡沫共存的,只要高泡沫破灭,库存就显现出来了,因此,去库存与去泡沫是紧密关联的。这是两者的最大不同,政策必须对症下药。一方面,对一二线城市,去库存必须重点抑制投机需求、“去泡沫”;另一方面,对现实库存压力大的三四线城市,重点要把去库存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推进体制改革实现结构再平衡

  王小鲁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只有推进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结构再平衡,才能使经济增长恢复动力。当前结构改革在某些方面进展迟缓,2017年任务仍然艰巨。在我看来,以下几项应成为结构改革的关键。

  一是落实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厘清政府职责,凡市场能发挥作用的竞争性领域,各级政府应减少干预,特别要减少对投资的干预。二是让货币政策切实回归中性。建议2017年先将货币和信贷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经几年的过渡,扭转杠杆率持续攀升趋势,转向去杠杆进程。三是财政政策以民生为先。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行政性支出,转向以改善民生为中心,加快推进市区人口1000万人以下城市的户籍改革。保障性住房政策向新城镇居民延伸。四是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国土规划与市场相协调。产业政策要转向以普惠政策为主。科技政策应转向重点组织和扶助市场难以完成的重大项目研发攻关。国土规划和城市规划应把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趋势作为规划的重要参照系,与市场调节互相协调补充。

  此外,还应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减轻企业负担和推进国企改革方面,建议将企业社保缴费费率从工资总额的40%左右下调到30%以下,不足的基金以国有资产抵补。可以直接划拨,也可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出让部分国有资产股权。除个别特殊领域外,国企股权改革不需设置保持国有绝对或相对控股的限制,而应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效率为基本目标。

  加快股市监管改革助力经济结构调整

  王尧基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2017年将是外部风险显著增大、国内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一年,也将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年份,而经济结构调整迫切需要股市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现阶段我国股市的最大问题是对上市公司进行外部治理的市场环境存在“短板”,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因此,至少应从如下方面加快股市监管改革:首先,健全对造假行为的严格问责法规,让严重危害投资者利益的人倾家荡产并承担刑事责任。其次,健全并实施严格的退市制度,加大退市力度,要让那些业绩太差或有欺诈等问题的公司批量退市,且要赔偿损失。第三,要建立集体诉讼以及民间举报奖励机制,允许投资者通过集体诉讼索取赔付,使上市公司受到无处不在的监督。第四,对于长期合理回报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应在再融资等方面给予优先、优惠;而对于多年不回报投资者的,要对其公开谴责、取消再融资资格,甚至停牌、退市。第五,监管部门应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开展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等市场参与方的相关教育,尽快提高其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及专业素养。

  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能力

  王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教授

  2017年,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速稳定增长,预估经济增长率将在6.5%左右。从需求来看,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基础设施投资仍将高速发展,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从经济政策来看,未来政策改革重点将以经济放权为主轴,并可能对经济下行风险容忍度提高。面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压力,货币政策难以宽松,而受举债成本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的制约,财政政策趋于稳健。

  今年政策重心将以持续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从顶层设计全面进入贯彻落实阶段。今年中国经济的风险较可能来自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预期政府将更注重通过体制改革和宏观审慎监管来增强系统性风险管控的能力。未来在振兴实体经济与经济转型升级上,可能加大政府支出,但因融资成本增加可能带来政府债务风险,而适时通过放松信贷和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将成为振兴实体经济的主要策略之一。此外,融资成本增加的风险则来自于美国今年进行三次升息的可能性高,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产业成本的增长压力将可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但整体而言,稳健依旧是今年经济主要的目标与策略。

  关于供给侧改革,建议除了侧重“两高一剩”行业的去产能,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除通过技术升级、品牌国际化等产业升级手段以外,还需要大力促进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缓解去产能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提质增效为导向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的矛盾。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即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政策将由增产导向型向质效导向型转变。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应该坚持质效导向,把降本提质增效作为农业改革的核心任务,当然重点要从供给侧的角度进行展开。

  深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降成本。自2004年以来,我国三种主要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平均成本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在生产成本上涨中,有44.0%是来源于人工成本的上涨,虽然土地成本上涨的幅度比较大,但其对生产成本上涨的贡献要低于人工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32.4%),贡献率是23.6%。在人工和土地成本中,虽然雇工费用和流转地租金上涨的速度都很快,但是其对生产成本上涨的贡献率还是比较低的,其中雇工费用只有2.8%,流转地的租金只有4.4%。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的供给质量。接下来,要树立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理念,推动化肥、农药等从零增长向减量使用转变,实现我国农业的绿色转型。

  要持续深化金融改革

  温彬中国民生银行办公室副主任兼首席研究员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部分金融重点领域的改革仍须持续推进。

  一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我建议下一阶段应加快形成基准利率体系并完善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实现货币政策从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变。

  二是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要改善金融供给提高效率,发展民营银行是必由之路。目前民营银行的设立已进入常态化阶段,获批的16家民营银行中有8家开始运营,总体经营平稳,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显现出积极效果。下阶段,要鼓励民间资本扩大投资,增加民营银行供给,积极探索差异化和特色化的经营道路,特别是利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切实降低运营成本、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

  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大体分三个阶段:引入民营和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完成股改上市;采用员工持股、期权等方式完善激励机制。对银行业来说,前两个阶段基本完成。下阶段,应加快实施金融机构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等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稳定骨干人才和核心团队,更好地推进银行战略转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温来成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

  2017年我国财政经济,仍将是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下深化改革、奋力前进的一年。2017年宏观经济增长率预计在6.5%左右,政府财政收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状态,公共财政收入预计增长4%左右。而财政支出压力较大,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财政赤字可能有所扩大,预计在3%到3.5%左右。

  具体而言,在财政收入方面,首先,受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制约,税收收入等增长幅度有限。其次,受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影响,政府税源有所减少。最后,受房地产业调控的影响,地方财政来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难以有较大幅度增长,“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在财政支出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财政支出格局未进行根本性调整,面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加。面对较大的收支矛盾,提高财政赤字率后,就需要通过发行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来弥补赤字。与2016年相比,预计国债、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将有所扩大,政府债券成为债券市场的重要品种之一。此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投资基金等财政政策工具,在保增长、惠民生、调结构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财政经济形势,2017年我国各项财政政策的选择,需要破解诸多难题。在财政收入政策方面,首先,积极组织税收等收入,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保障公共管理需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次,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首先需要保证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保障人民生活;其次,继续支持供给侧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完成去产能、去库存、节能减排等任务;最后,增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此外,还需要安排部分支出用于解决国民经济运行已积累多年的财政金融风险。在管理政策方面,做好财政收支平衡及债务工作,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蔓延;同时,做好国际财经政策的协调工作。在财政改革方面,按照国务院财税改革方案,完成本年度财税改革重点任务,如税制改革、预算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等。

  今年应关注有效投资和汇率风险

  吴麟章湖北工业大学教授

  2017年可能存在的经济运行风险将主要来自于国内的投资效率和国际的汇率风险。

  投资既是稳定和刺激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塑造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既要着力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也要着力加大有效投资。但是,在投资方面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在传统惯性思维和刺激增长的冲动的鼓动下,人们依然会受到传统GDP主导的思维诱惑;另一方面,受总体经济下行压力影响,目前民间投资以及实体经济和相关制造业投资增长太慢,长此下去,势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何有效提高投资的战略价值和投资增长率,这将是2017年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美国长期凭借其扮演国际规则制定者和拥有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势,在特朗普时代,这些传统手法将如何上演?将有哪些新的手法上演?中国将如何回应?我们在倡导全球一体化和“一带一路”的同时,除了要积极、主动、精准,还要严格控制资本财富的流出。这将是我们在2017年要面临的考验。

  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夏汛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2017年,为理性延续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稳中求进”的政策定力,持续实现我国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的新常态,继续扩大供给弹性、提高供给质量,稳步增加投资、积极鼓励内需,依然是改善供给侧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的基本选项。

  需要警惕和避免的“政策误区”或许在于,在强调遵循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乃至供给与需求等重大关系的同时,政府与企业都可能忽略或放松对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总量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关系的共同研判和协同治理。若矫枉过正,将可能有碍于坚定不移向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治理,都将在“改善供给侧结构”的总体政策导向下,从生产端入手,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振兴实体经济,做强中国制造,将提升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竞争力。然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制造业升级换代。如何补生产性服务业短板、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事关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布局。在国务院强调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工作的重要背景下,要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行业发展。例如,国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中基础设施领域之一的公路港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相关具体政策实施,迫切需要参照更为细化的标准和措施,并相应地及时废止过时、重复的政策条文,才可能更好更快地实现政策落地。为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或第三方智库机构,开展一次全国公路港建设专项调研,提出综合治理顶层设计措施。

  为改革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夏义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经济仍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美国政府可能会对中国采取严厉的贸易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在新的一年,我国经济面临上述不利的国际环境、困难和挑战。

  为了顺利完成2017年经济发展任务,我们在外交上要做好两件事:一、尽力为经济发展、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延长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我国经济发展至少在10年至20年内不致因战争而中断。在大国关系中,我们要特别重视同美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二、坚决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路线,重点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

  经济企稳的势头在巩固

  项安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主任

  2017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年、经济转型的关键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年,一些关键改革进入“窗口期”。尽管还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经济企稳的势头在巩固。在这一关键年,中国经济能否稳得住、调得优、进得好,有赖于政企共同努力,有赖于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加快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建议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技术更多地采取“放水养鱼”态度,以培育新兴动能。

  二、并重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要重视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支持那些仍然存在较明显比较优势和较大发展空间的传统产业加强技术改造、设备更新。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清理体制障碍,向企业释放实质性改革红利。一是更好地简政放权、激发企业内生发展动力,重点是放管结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规制方式,关键是约束部门利益、破除地区壁垒,避免既得利益的纠葛。二是完善营商环境、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重点是构建“亲清”政企关系、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和强化公平有序竞争。三是进一步减税降费,重点是整治乱收费和清费立税,为企业减负纾困并降低对企业长期经营行为的影响与扰动。四是国有企业改革在施工年需要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重点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特困企业改革和僵尸企业退出;结合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推进七大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化选聘改革,以激发国企经理层的积极性;将完善国家所有权政策体系和改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形成国民共进、协调发展的良好经济格局。

  要用好宏观调控杠杆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016年,宏观调控杠杆并未有效利用,利率基本未动,税率基本未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杠杆,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年初动了一下,后三季度也没有动。汇率确实动了,引起人们较大关注,但汇率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并不大,人民币贬值也未带来出口的较快增长。宏观调控必须利用经济杠杆,杠杆不用,杠杆就没有用。当然,调控的方向也非常重要。

  我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是宏观调控最有效的杠杆,对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前几年,运用比较充分,从8%到20%以上,调控幅度很大,抑制了通货膨胀,后来逐步下调。根据我的判断,调控方向仍是抑制通货膨胀。

  我到地方调研,了解到很多企业的情况不令人乐观,企业效益不好,投资意愿不强。一些人认为,市场资金量很大,也就是说市场不缺钱,但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有多少进入到生产流通过程,并不是太多。如果资金大量在中间盘旋,没有进入到企业,未来的经济动力靠什么。

  我最担忧的是实体经济得不到资金的供给。如果不发展实体经济,而是搞虚拟经济,就会走到2008年以前美国的老路上去。

  对2017年的经济走势,我表示谨慎乐观。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谢士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沿线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还心存疑虑、过剩产能不愿退出和简政放权继续遭遇“中梗阻”等各种问题,致使2017年中国经济仍然不容乐观,低位徘徊不可避免。为此,要全面深入理解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结合国内外发展实际抓紧推进落实有关要求。

  在“三农”方面,要继续坚持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城乡一体、协同发展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推动主要交通网点附近的中小城镇健康发展,抓紧推进落实农民进城落户放开政策。要继续创新精准扶贫方式,不断加大社会环境整治力度,着力优化生态环境整体布局,组织开展各地发展的专业化顶层设计,努力推动农村全面健康发展。要就农村土地、农村技术、农村资本、农村产品、农村市场、农村需求和农村人才等各种问题继续深化细化研究,着力制定推进有效对接方案,不断促进城乡融合、产业融合、人员融合和资本融合等各种融合。

  在工业方面,要充分发挥落后动能、加快培育新型动能、着力优化一般动能的基本思路,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加快整合钢铁、煤炭和化工等传统行业,并通过降成本、减审批、促创新、补短板和抓亮点等各种方式,继续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业态和新产业等各种新型动能。更要紧密结合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各种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优化其空间布局,防止出现国内产业空洞化。

  在对外方面,要针对国际市场不同需求状况,并结合我国产业发展实际,继续制定优化分类之策,对于欧美等高端产业市场,要抓紧制定进口替代、外资引进和技术创新等鼓励政策;对于非洲等低端产业市场,要继续加大产品出口甚至产业转移的政策扶持力度;对于其他中端产业市场,要注意统筹兼顾,有保有压,并密切监测,适时调整,以确保我国对外贸易投资稳步健康发展。

  在供给侧改革中促进企业管理升级

  熊胜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从企业微观层面看,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引导企业适应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破解要素资源束缚和成本上升的难题,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达到这一目的,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当引导企业向内挖潜,强化管理创新和升级。

  首先,要引导企业强化战略与创新管理。要引导企业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优化企业的战略定位,鼓励企业走差异化、高端化、融合化的发展之路;要引导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主动融入全球价值网络,走全球化发展之路;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防范企业形象危机。鼓励企业学习和推广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创新管理经验,营造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加强研发团队建设与管理;建立和优化技术创新投入增长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研发平台;强化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

  其次,要引导企业优化生产运作管理。要鼓励企业不断优化生产工序和作业流程;鼓励企业将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提高生产的智能化水平;发展物联网式制造工厂,推广智能制造、协同制造和绿色制造模式,加快发展柔性制造系统;优化产品的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制造、包装、检验、库存、运输、销售、服务等全过程管理;鼓励企业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提升合格品率。鼓励加强生产现场管理、全面质量管理(TQM)、全员设备管理(TPM),全面提高企业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再次,要引导企业提高管理信息化水平。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政策制定符合实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确立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政策框架: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为经济平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需求保持相对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将平稳增长,预计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左右;消费需求保持相对稳定,预计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以上。外贸进出口好于2016年,对外贸易与跨境双向投资相互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第三,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效果显现。“十三五”期间,以信息、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同时,我国经济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亟须依靠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构建竞争新优势。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聚焦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充分激发创新潜力。

  总之,2017年中国经济将延续2016年“缓中趋稳,稳中向好”趋势,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不低于6.5%。

  制造业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徐征北京交通大学发光与光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2016年6.7%的经济增速值得称道,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仍然会放缓,未来的三年到五年内经济适当的调控能够促进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服务业和金融业将崩溃,未来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版图和竞争力的,仍然是制造业。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需要做到:发展实体经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消灭资本运作大鳄,还正常经济运行机制于民;加强对金融业的限制和监管;缩小贫富差距。

  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其去年出版的著作《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兴衰》中谈及财富和大国兴衰的规律,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前途的绝不是华而不实的大数据、互联网等风靡一时的东西,而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制造业。

  基础设施投资会再次成为引领增长的主引擎

  许正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2017年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中国化新纪元的元年。美国战略全面内敛,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时空机遇,也为中国引领世界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国总进出口额仍将为负增长,但增速较2016年略有回升。中国出口商品要向质优价适的价值链竞争优势转型,但外在因素也会不同程度地削弱中国企业出口增长力度。

  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替代进入了关键期。同时,中国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原油均价预计反弹到50美元/桶以上,CPI全年约上涨2%以上,PPI和PPIRM全年分别上涨2.4%,三四线城市将会因为库存压力而降价,一二线城市将会因为缺乏新增买房资金而进入房价平台期。

  宏观经济政策稳中求进,受国际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震荡。人民币贬值长期化趋势显现,人民币资产投资回报率下滑,人民币直线贬值可能性不大。终端需求仍旧疲弱,失业压力将会加剧,工薪增速降低,通货膨胀不具备持续高涨的基础。2017年财政支出增速或不低于2016年,财政收入增速则可能继续降低到个位数,财税制度的重塑会在下半年或党的十九大之后开启。财政政策会以保稳为主,同时注重对经济的刺激功能。以PPP为特色的投资势头已经形成,基础设施投资会再次成为引领增长的主引擎。

  宏观经济有望企稳回升

  杨驰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研究室负责人

  坚持稳中求进,化解高杠杆、高库存、高产能、高成本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贯穿2017年的宏观政策主基调。宏观经济有望企稳回升,结构调整将取得明显进展,但各项挑战与困难仍不容忽视。

  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运行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呈“L”型走势。传统产业进入转型升级阶段,《中国制造2025》战略深入实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投资、进出口的经济贡献度下降,消费的经济贡献度上升;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创新驱动,更多的轻资产行业取代重资产行业成为增长的新亮点。

  二是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复杂严峻。实体经济需求疲软,传统行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企业不景气导致行业风险上升,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企业”经营困难,导致金融业不良资产压力加大。银行业盈利增速下降,高增长已难以为继。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行业在服务模式、产品创新以及风险防控领域面临较大冲击。

  三是市场化竞争将成为主流发展趋势。各行业的发展将产生分化,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将成为2017年的最大亮点。差异化竞争将取代同质化竞争,风险管理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科技实力成为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将与传统行业加速融合,信息科技将成为企业拓展客户、抵御风险、增强竞争力的关键。

  投资将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力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2017年,整体来看,我国投资增速将有所回升,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力。

  出口方面,全球经济的复苏使得净出口的提升有较大预期,但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同时净出口也依赖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预计人民币汇率会在2017年小幅贬值。

  政策方面,一方面会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等改革措施;另一方面会严格控制金融风险。

  煤炭、钢铁等工业品价格连续上涨的空间有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关注周期行业的供需状况,防止出现供需失衡。

  货币政策会是中性偏紧。在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金融风险。其中首要调控的就是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实体经济的复苏将使债券市场在2017年继续下行。房价会稳步向下调整。

  去产能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同时也有减税降费的预期。国企改革、混改也会加快步伐。“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步入快车道,PPP的落地率及规模均超预期也会带来政策红利。

  有稳定业绩的蓝筹股将会是2017年投资的重点,而估值偏高的中小创则会继续调整。

  2017年将是改革深化之年,实体经济将有所改善,去杠杆也是重中之重,资本市场会发挥其积极作用,蓝筹股将带领大盘走出慢牛的走势。

  推进全面市民化双向拉动供给和需求

  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在高端产业发展中,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全面市民化正是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全面市民化可弥补技术工人队伍短板,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产业效率,增加中高端产品的有效供给。全面市民化是指我国各级各类城市都需要全面推进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特别是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必须承担起市民化主体的历史责任。

  根据我们广泛的调研,我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先进制造到现代服务业,各类富有竞争力的企业面对的第一难题无一不是技术工人缺乏,从高技术人才到熟练工人的稳定供给普遍短缺,资金、市场难题全都排在人才之后。全面市民化,不仅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健康资本,而且唯有以此为基础才得以进行广泛培训积累智力资本,一般劳动力得以广泛地培养成中高技术产业工人。

  全面市民化将持续促进有效需求。全面市民化将使数亿流动人口、1亿多家庭相对稳定地生活在城镇,回归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和消费行为,消费倾向将大幅度提升。更加重要的是当广泛培训和终身学习成为常态,全体新市民伴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收入水平将稳步提升,这是铸就中国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完成我国工业化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根基。

  “以人为本”的全面市民化政策着眼于未来,成为撬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有效战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之路在经济领域之外,在社会、在市民化。

  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易鹏盘古智库理事长

  2017年国内外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显著增多。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寻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实现第二次跨越性发展,要做好以下四点。

  一要继续加大开放,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要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贸易协定,扎实推进经贸合作,有序推进产能及制造领域合作,加强资源互补,鼓励企业“走出去”。

  二要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通过不断深化金融、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改革,充分调动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促进要素向朝阳行业有效集聚,进而通过多领域改革的协同,让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

  三要继续促进“双创”发展,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通过鼓励创新、创业的制度来调动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改进公务员人事考核制度,调动各级政府的创新积极性;积极引导舆论,提升全社会积极创新、包容失败的氛围。

  四要加强预期引导,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切实服务好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环境,进一步做好产业升级,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应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加强预期引导,让投资者与大众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与韧性,坚定全国上下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民间投资增速触底反弹需要切实呵护

  殷剑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在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和生产性服务业依然不理想,例如,科教文卫等现代服务业的改革任重道远,阻碍发展的事业单位体制需要彻底破除。

  增加居民收入以提高消费率要求政府部门减税费、强化再分配职能,同时打破垄断。投资和净出口下降过快,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自2013年以来急速下降到个位数。不过,2016年9月份后,民间投资增速触底反弹,然而反弹力度尚弱,需要切实呵护这种反弹。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突出表现为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其一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在2013年超过美国,2014年超过7%,2015和2016年连续两年保持超过8%。其二是金融部门内部融资,2016年已经超过90万亿元,在全社会信用总量(债务融资规模)中已经高达1/3。在金融业“脱实向虚”的背后是货币和信用的分化。应尽快改革目前分业监管的体系,建立央行牵头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金融业的膨胀以及金融内部非银行金融部门快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杠杆率的持续上升。非金融企业的杠杆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中,突出问题实际上是国企、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过高。如果负债集中在那些能够高效利用融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较高的部门,则杠杆率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即使杠杆率不高,但杠杆集中在低效的部门,则经济下滑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风险和危机。

  2017年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研究员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已达6年。原因主要是投资增长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出口增长的下降。

  学界有观点认为,本轮经济调整已经完成,经济运行已接近“L”型的底部。从表面上看,2016年各季度GDP增速稳定在6.7%左右,由降转稳、稳中有进的特征十分明显。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主要由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难以为继,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为弥补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下降形成的缺口,从而稳投资、稳增长,近年来在宏观调控中,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基本思路和主要手段。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保持在20%左右,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设施项目内部结构中,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日渐减少。现在,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与改造,农村道路、上下水、垃圾处理以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均以社会效益为主,难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和投资回报。因此,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5%,其中中央同口径仅增长1.2%,地方同口径增长7.4%。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必将推动政府债务水平不断提高,扩大财政赤字率,积累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总体上看,2017年,经济趋势性下降的空间有所收窄,下行压力仍然主要来自于投资增长。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高位下行,制造业投资增速大体稳定,房地产投资增速震动回调,整体投资增长略低于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放缓,消费增长延续下行态势;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出口增长低迷的状况难以根本改变。预计全年GDP增长6.5%左右。

  经济增长速度中位运行含金量明显提高

  张春晓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咨询部部长

  2017年中国经济在调整中发展,经济增长进一步趋稳,增长速度中位运行,增长的含金量明显提高。区域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财政手段强化,货币政策稳健。创新空间继续拓宽,创新力度持续加大,市场开拓稳步增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现代农业框架搭建,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现代服务业快速推进,出口增长低位企稳,需求增速大体平稳。

  在经济增长上,6.5%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贡献率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效率因素。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激励下第一产业的贡献率将会明显提高;在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引领下,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将会重点发力;在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第三产业贡献率将会快速提升。

  在结构调整上,一是“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稳步实施。二是“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三是要素投入结构重点优化。在宏观政策上,在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引领下,资本支持实体的状况会明显改变,制造业投资增速止降回升。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国有资产区域跨区域优化配置将系统跟进,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在多个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国有资产证券化、资本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将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重点发力,风险管控将全面强化。

  以“宽、放、投”推动“稳、进、好”

  张建君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仍然不容小觑。2017年我国经济将仍然处于整体偏紧的下行探底区间;经济虽然不会大起大落,但“稳”仍然是指增速在预期幅度,而“进”和“好”还缺乏显著的亮点支撑。

  立足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回调的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大上述各项政策举措的落实转化过程中,还要进一步突出做好“宽、放、投”的工作,从而以“稳、进、好”的态势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宽”,就是要用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创造更为宽松的经济运行氛围。以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偏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消费上升为增长第一动力的背景下,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更有利于激发消费潜能。毕竟,宽是稳的基础。

  “放”就是要继续加大“放、管、服”的改革力度。“放、管、服”的改革就是要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进入中高收入的中国经济,最终要靠科技创新赢得未来,这就需要政府切实从体制内研发创新的主体改起,用“放水养鱼”赢得中国经济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

  “投”就是要持续稳定好投资的增长动力。近年来,我国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出现了不断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的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不二法门。

  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主要是简政放权和行政改革

  张建平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市场需求趋于更加复杂和更加不确定,国内企业和地方的高负债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化解,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培育。2017年经济有望继续稳定增长,但下行压力和通胀压力需高度警惕。

  对2017年经济形势应持谨慎态度。鉴于过去三年经济增速年下降幅度逐渐收窄,2017年取得6.5%至6.7%的GDP增长幅度可以预期,也可以接受。2018年至2020年之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6.5%—7%之间波动。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主要是政府简政放权和行政改革,以及市场不断创新和市场机制完善。2017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和挑战,包括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地方债和企业债风险,以及房地产泡沫和民营企业发展动力削弱。

  2017年的供给侧改革应当在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体制机制改革,并与稳步扩大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体制机制看,自贸试验区的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到更多的省份,鼓励企业用好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平台上配置资源;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简政放权、资本市场监管改革迫在眉睫。应加大减税力度、降低利率、鼓励技术创新、强化法治,用新的市场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初步进入中高速平稳增长轨道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总体将呈疲弱和不稳定状态。全球经济正在遭遇“去全球化”逆风,各种贸易保护、贸易壁垒趋向增强。综合看,2017年中国出口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但考虑到基数较低,稳出口的多项努力效果逐步显现,转型升级带来的出口竞争力提高等因素,预计2017年中国出口将呈现低位企稳的态势。

  2017年中国投资预计将呈现平稳增长态势。首先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的布局,重大工程项目已经有较多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地方债置换、地方发债、PPP等资金配置模式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在此基础上,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其次,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逐步改善房地产发展环境,并将持续提供需求支撑。考虑到房地产建设规模的恢复明显弱于市场销售的恢复,热点城市存量房持续减少,房地产企业资金比较充裕,热点城市的土地供给力度会加大等因素,预计房地产投资总体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受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的带动,制造业投资在2016年已经止降企稳,预计2017年将呈现增速持续恢复态势。综合看,2017年投资将保持平稳增长,水平不低于2016年。

  尽管住房、汽车相关需求的变化可能对消费增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2017年消费总体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会比较稳定。

  综合以上分析,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水平与2016年大体相当。从市场需求恢复和供求关系变化看,价格水平会有所提高。CPI涨幅预计在2%-3%之间。

  进一步理清思路聚焦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

  张俊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有关部门在推进全面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有一些方面的进展并不是很理想,还有一些关键问题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这是导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热点”频出,有关部门疲于奔命的重要原因。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把工作重心转到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上。

  1.从“能实现的经济增长”转向“能忍受的经济增长”,维持宏观经济“紧运行”格局。实践证明,经济增长指标定得过高,“稳增长”任务绷得过紧,会迫使地方政府把大量的精力放到协调微观经济运行上。这反倒是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

  2.关键领域的改革要抓紧抓实,尽快取得突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企稳”迹象,原因是中央财政(大规模国债和特别建设国债)的强力扩张,而不是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只有牢牢抓住关键环节,特别是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地方融资平台升级、政府职能转换,尽快取得突破,才能构建起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新机制,才能建立起“稳增长、调结构、促稳定”的动态平衡,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依法行政,推动建设规范高效透明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市场运行规范透明高效,是政府职能得到有效发挥。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波澜起伏,市场化改革(自由化改革)与市场监管能力滞后激烈冲突仍然是重要原因。需要把转变政府职能的重心放到提高政府执行力上,放到依法行政、推动建设法治社会上。

  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经济风险点。

  “十三五”电子商务“行稳”方能“致远”

  张莉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

  “十二五”以来,我国电子商务经济快速壮大,新型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成长的烦恼”。

  一是电子商务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二是电子商务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尚不健全,电子商务的监管需持续推进。三是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电子商务人才普遍缺乏,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有待完善,物流配送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不足。四是电子商务发展不平衡有待改变,中西部地区的在线销售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中小城市、农村电子商务的应用能力仍需提升。此外,市场信息的可信度、支付交易安全性、交易索赔与纠纷解决、企业融资难、盲目投入建设交易平台等都成为影响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

  因此,“十三五”时期电子商务的发展应立足于新形势、新问题,准确把握电子商务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开放性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充分认识全球化深入推进背景下电子商务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电子商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形成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共识,着力解决电子商务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升电子商务市场效率与质量,培育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抢占全球电子商务发展的先机和制高点,促进电子商务推动供给和需求升级、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破解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这里提出了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靠什么办法来破解呢?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如何把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根主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三个重要方面,其一,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其二,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其三,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我们理解,把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根主线,应注重三个层面的供给,一是好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供给。二是鲜活的要素、有积极性的要素、可持续支撑的要素供给。三是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供给。就是要加强激励,提高供给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也就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7年是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破解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经济工作有四个重点: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需要下大的决心和气力,把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解决好。如果政策落实得好,改革有突破,经济增长有动力,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好四则运算

  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2017年的中国经济将继续过去几年来的结构调整进程,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稳中求进”。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变量不会有特别的变化,但投资、消费和出口几个短期宏观变量均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投资上,重点要关注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等正向力量和产能过剩领域、房地产领域等负向力量;在消费上,要特别关注新的消费热点;在出口上,要特别关注外部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变化。总之,2017年稳增长不会有太大压力,调结构仍然是核心任务,防风险会上升到比过去更加重要的地位。

  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所谓“加法”,一是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要素短板;二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质量短板;三是适应经济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制度短板。

  所谓“减法”,一是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让市场真正而不是名义上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继续降低全社会的营商成本,给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三是去掉拉低经济增长效益、加大经济金融风险、扭曲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存量生产力,包括去产能、去库存。

  所谓“乘法”,一是新产业。二是新空间。三是新动力。

  所谓“除法”,一是下大力气治理多年来形成的对经济生态的污染。二是下大力气除掉一段时间以来的干部不作为,继续整治腐败,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制度力量。三是下大力气除掉生产要素跨地区和全球流动的各种障碍。

  2017年中国经济将继续领跑全球

  周德文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

  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仍然很大,金融风险凸显,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增强,房地产业持续调控,国际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新上台的总统特朗普,有非常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可以预见,中美贸易关系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表明我们传统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经济结构在优化,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经济形势总体上缓中处稳,稳中向好。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小幅回落,但结构亮点较多。外需方面,全球经济改善有限,加上“反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影响中国进出口增长。内需方面,消费增速难有大的提高;制造业投资将在低位企稳;房地产投资受调控影响将回落,所以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的重要措施。经济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二孩”政策带动相关消费、新能源汽车等都将成新亮点。预计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增长1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5%左右;GDP增长6.5%左右;虽然增速继续小幅下滑,但仍在合理区间,处于全球领跑地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提供三种供给

  周宏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表现为由原来的“以建设为主”向“以生活为主”转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清晰、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升级;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调整、增量优化并存,增长动力从传统的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首先,创新增长方式,告别“竭泽而渔”的做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其次,发现新的投资机会,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总体判断,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差距就是发展的潜力,也是投资空间。

  再次,转变管理思路和模式,从供给侧管理转向以需求侧管理为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要提供三种供给。一是要素供给。从过去的粗放式供给转向集约式有效供给。二是产品供给。从过去以中低端为主,转向中低端产品和中高端产品的优质供给。优化产品供给结构,提高产品供给质量。三是制度供给。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新制度供给尤为重要;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结构性矛盾,实行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支撑,实现中国供求的有效对接,实现经济增长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今年中国经济总体将保持平稳增长

  周景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研究员

  2017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的一年。预计中国经济总体将保持平稳,增长稳、物价稳、就业稳、政策稳,经济形势大起大落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工业生产将更加依赖科技创新和效率的提升,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新动力不断壮大;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升;受盈利增长、综合成本降低等影响,投资增速开始企稳;进出口受低基数影响或将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7年GDP增速与2016年基本持平。

  但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将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显著增多:一是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贸易投资政策变化、英国脱欧进程、各国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不同步等,都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对中国对外贸易、“走出去”以及人民币汇率等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保持高增长,“新政”之后房地产投资回升势头能否持续的不确定性较大,而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房地产投资回升是2016年稳定经济的重要支撑。三是制造业去产能、PPI上涨的可持续性,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和积极性。四是人民币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资金“脱实向虚”和居民部门过快加杠杆等金融风险犹存。

  尽管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了企稳趋势,但由于不确定性还在增多,经济减速的压力依然存在。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加关注稳增长、抑泡沫和防风险三大重点。财政政策将保持积极取向,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将保持中性适度,大幅放松的可能性不大,将把抑制资产价格泡沫、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供给侧改革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更加注重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更加注重政策间的协调与配合。

  实现中高速增长基础仍在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2017年,需要增强人们对中国经济基础、优势和条件的自信。由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增长趋向于超低、零乃至负增长,企业成本高企,对外经济增长动能漏损可能大于流入,并且居民消费额占GDP比例较低等问题,致使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下行的压力较大。但是,中国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制造业基础、交通体系、大国规模、最大市场等优势仍在;财产权改革没有到位,一些行政管制仍然存在,许多行业开放不足,增长动能新领域没有拓展或拓展不够,如果加以改革,会释放活力和得到动能。因此,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优势、基础和空间仍然存在。

  2017年是大力度改革的共识年。“十九大”后需要大力度、突破性和整体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动能,启动新一轮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应当成为共识。

  然而,未来能不能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最大的动能来自于切实推进大力度、突破性到整体性的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能否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关键看新经济

  朱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基本和世界经济同步进入下降通道,对于何时我国经济能企稳回升、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社会各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危机经常成为催生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肥沃土壤,历史上三次经济危机之后都出现新技术和产业的崛起,拉动经济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我国2000年左右开始的那一波增长周期,主要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房地产和汽车拉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随着我国汽车普及率的提高和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对住房和汽车的需求逐步下降,加上重化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瓶颈约束进一步凸显,国民经济已经难以延续过去的高速增长,迫切需要转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样,发展以“互联网+”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关键看新经济能否脱颖而出、担纲大梁。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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