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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淮:解析全面小康的主要内涵

作者:  时间:2003-01-16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什么是“全面的小康”?人们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两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等指标来说明,也可以用平均工资水平、人均住房面积以及家庭机动车拥有量等指标来描述。但仅有这些量化指标还不充分,联系十六大报告的基本精神,就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方面说,“全面小康”的内涵还应当包含以下方面内容:
  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更多表现为发展需要的满足
  改革开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国已经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但这个阶段的“小康”是以温饱为主要参照物,以“衣食有余”为基本体现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明显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以生理意义上的需求,也就是生存需要得到越来越高程度的满足为特点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人们在吃、穿、用、住等方面的物质消费状况,在量和质上都普遍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人们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仅以城镇住房为例,我国2001年末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使用)面积为15.5平方米,比1980年时的5.0平方米增长了两倍还多。要知道,同期我国的城镇人口从1.91亿人增长到了4.81亿人,增长了一倍半还多!
  但人毕竟不只有生存的需要,还有发展的需要。全面的小康,就应当是人的发展需要不断得到更高程度满足的小康。人的发展需要不仅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需求延伸,例如健康、休闲等;而且包括社会意义上的需要,例如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更多社会竞争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等。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所揭示的就是“全面小康”的这一内涵。
  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将更多表现为私人资产的加速累积
  在过去20余年中,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上。
  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而在1980年、1990年和199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478元和191元、1510元和686元、4283元和1577元。我国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1980年相比,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增长幅度也在300%以上。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目前的小康水平是指从社会整体看,人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能够保证人们温饱有余。
  符合规律地,当人们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私人财富就会不断实现累积。通俗说,就是人们的“家底”会变得越来越厚实。在过去一些年中,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不断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反映的就是这种私人财富的变动趋势。从国际经验看,在社会收入增长的过程中,不但一部分收入会沉淀下来实现为私人的存量财富,而且当这种累积达到一定量时,其构成还有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早期的私人财富以金融资产为主,以后不动产的比重不断增加;二是,早期以满足远期消费为主的储蓄为主,以后为获取更多收益的投资部分会不断增加。
  事实上,在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和股市、债市的不断扩张中,我国社会已经明显出现了私人财富资本化的趋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私人财富的资本化 ”并非仅仅是发展私营经济、产生更多私人老板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要让社会大多数人都成为“有产者”,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有机会分享投资收益的概念。十六大报告中不仅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目标,而且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些重要认识,并非仅仅是要证明一个少数群体利益的合理性,而是要证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合理性。在今后20年左右周期内,我国人民的富裕程度将更多表现为私人资产的累积规模而不仅仅是收入水平。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风险将获得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任何意义上,小康生活都和安居乐业的状态密切联系。而“安居乐业”不仅和富裕相联系,而且和安全密切联系。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风险会明显加大。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各种资源成本上升,天灾、疾病等自然属性的风险单靠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承受;另一方面,失业、养老等社会属性的风险也需要依靠社会化的方式才能抵御。收入、财产、保障和环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国民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全面的小康社会,一定是一个依靠社会化的力量、制度的力量来抵御各种风险的社会。社会化、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保障体系是发达国家在其200余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始终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社会难题。迄今美国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欧洲的“高福利”社保体系早已骑虎难下,日本养老保险的负担是其目前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现在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真正为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回答这项制度挑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人头上。
  社保体系不仅是一项用社会化的统筹方式抵御各种风险的系统工程,而且是实施财富再分配、贯彻社会公平原则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保体系是一项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是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时最基本的战略与政策输入点。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要让人们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靠、难有所帮”,而且要实现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的充分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实现这些协调,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保体系的完善。在一定意义上说,完善社保体系将是我们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最大的制度创新任务。
  当然,我们所要建立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目前看,有限的社保资源将重点配置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二是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四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是在上述目标实现之后,我国的社保体系也仍然是以“有限标准、广泛覆盖”为基本特征的。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更大程度的调整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工业化真正起步的时间还不长。由此造成目前国民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等诸多方面的明显不平衡。
  2002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可超过1400美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超过了3000美元,而西部九省区的平均水平还不到600美元。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309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还仅为1741元。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使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更大程度调整的过程。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调整和缩小发展不平衡差距的努力规定得相当具体,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发展,要“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三是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来抓;四是救助弱势、困难群体,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以此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使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全面小康”是和“共同富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但应当强调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不可能消除这种差距。不平衡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如同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一方面,我们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但另一方面,在未来2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们所能作到,仍只是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更加协调
  全面小康社会一定是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协调的社会,惠及子孙后代和长远发展的社会。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要充分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相处。
  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高资源指向性的工业化阶段。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在我国格外尖锐。以能源为例。我国的资源禀赋并不丰饶,而且资源的品位不高。在我国的一次能源中70%以上只能靠低热值、高运输成本和高污染的煤;我国的水能资源大都蕴藏于开采 、利用成本极高的西部与西南地区。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构成中,液体、气体能源资源严重短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资源,而且涉及环境。从历史上看,如果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端于工业文明的出现,那么在我国,人类活动对可持续性发展条件的破坏早在农业文明推进过程中就已经大规模开始。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超过土地承载力的人口繁衍造就了几千年来对土地、对环境的反复过度索取,造就了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造就了对长江中下游众多河流、湖泊水系的不断围垦,造就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和林木资源不断消失,造就了西北地区沙化侵袭的普遍存在。
  可以说,我们要还的环境“债”可迁延上溯的时间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长得多。
  从现实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一般保持同步。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建国后的前30余年,工业生产力主要向少数超大型城市聚集;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余年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政策又造成了大量乡村工业的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缓慢和城市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使我国克服工业文明负面影响的难度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大得多。大城市工业治理和分布极广的乡村环境治理,我们面临的重点是难度最大的两头。
  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迫切之需。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因为“全面小康”之路应当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发展之路。

来源:国研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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