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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爱林:中共领袖思想理论研究(上)

作者:姜爱林  时间:2011-07-18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本刊特刊发中国著名党建战略理论家姜爱林教授的力作《中共领袖思想理论研究》。姜爱林博士即将出版的这部力作主要包括党建理论、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民主法制建设、刑法与经济法、经济与管理等部分内容,计有十四个专题。中国共产党领袖思想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研究门类,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党政部门、学术理论界高度重视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充实、提升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系。限于篇幅,本刊摘发其中部分专题,分上、中、下三次刊发,以飨读者。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袖;思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研究

[中图分类]E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535(2011)04-0004-032

[作者简介]姜爱林男,汉族,1964年10月生,湖北襄樊人,中共党员,著名党建战略理论家、经济学家,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评审专家;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兼职教授。主持或参加省部级课题20多项;出版个人专著2部,参编合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多篇论文被《求是》、《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转载。研究领域:党建战略理论与经济学。E-mail:ailinj@sina.com

引言

研究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理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百年名校武汉大学素有研究领袖人物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与持久氛围。特别是对孙中山、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研究颇有见地,成果卓著,为学界、政界所公认。

武汉大学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传统。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就开始着手研究、阐发与宣传毛泽东思想。李达同志先后写出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一系列优秀论著,在全国思想界、理论界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李达同志的倡导与组织下,武汉大学不仅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而且还努力培养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骨干,由此形成了一支优秀的研究队伍,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邓小平力挽狂澜,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这一优良的传统很快在武汉大学又重现生机。

基于此背景,本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怀着崇敬和忐忑的心情走进了这个研究领域。浓厚兴趣使然,于是本人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政治、民主、法律、哲学等论述入手,先后斗胆撰写了一批粗浅的学习体会性的研究论文。日积月累,一篇又一篇。这便成就了《中共领袖思想理论研究(1988-1993)》一书。

研究无止境,研究正当时。试看当今理论界有一大批研究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的大家、专家与理论家。他们是: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金冲及、邢贲思、陶德麟、李景田、李君如、冷溶、郑科扬、何毅亭、朱佳木、李慎明、沙健孙、李忠杰、江金权、卢先福、王长江以及姚有志等。这些理论家的研究工作及其研究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对中共领袖思想理论这门新兴的学科门类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1 论毛泽东的干群观[1]

毛泽东关于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的论述,是我们党行动工作的指南。这一指南的作用越来越获得了实践的证明与认可。时逢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之际,重温其关于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的光辉论述,对于我们党今天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战胜和平演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地位与作用

如何估价人民群众的作用,不是一个枝节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述,科学的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但是不论在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我们说人民群众创适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可是,近些年来,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吹什么“个人政治”、“精英政治”等论调,其实质就是否认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还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不首先取得生活资料,就不可能从事政治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劳动者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创造出物质资料,而且不断地改善工具,积累生产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我们取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唯一源泉,是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正是根据对人民群众这样的认识来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政治、经济的全部活动之中,才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二、“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

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我党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者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这一论述表明,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特别在今天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之时,显得尤为突出。所谓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是一切党员干部都必须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轻视乃至放弃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说:“要了解人民群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2]相反,“如果我们连群众的情绪都不十分清楚,不善于跟群众打成一片,不善于发动工人群众,就根本谈不到发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列宁语)。”[3]因此,我们应该经常和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党同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毛泽东还指出:“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着那个水。”这里毛泽东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干部即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水与鱼的关系。毛泽东接着指出:“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这就是说,我们的领导者即干部对待人民群众不能采取骂的态度,那是骂不得的。其正确的方法是与群众打成一道,对犯错误的群众要进行耐心细致、恰如其分的说服教育工作。要好好讲道理,决不能急于求成。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也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这里,毛泽东又从刘备得孔明的故事在更深一层次上阐明了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领导干部与群众“鱼水关系”的重要性。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该决定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4]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弊病,大力加强党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争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这对于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工作态度与方法

毛泽东指出:“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行。”这里,毛泽东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工作方法。虽然这一方法是就合作化而言的,但在今天对于我们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正确处理好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仍具有指导意义。“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毛泽东又指出:“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5]这一光辉精辟地论断,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所写的题词。所谓深入群众,就是深入群众之中,与群众结成联盟,建立血肉联系,就是面向群众,面向大多数的群众,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所谓不尚空谈,就是办实事,求实效,不徒形式,不徒虚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决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可是,现在有些社会风气和领导作风令人担忧。表现在: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满足于发号施令,工作飘浮,不务实事;有的对党的决定敷衍应付,只做表面文章;有的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听喜不听忧;有的精神不振,无所用心,不去了解基层情况,不关心群众的疾苦。这些不良风气,严重脱离群众,贻误党的事业,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变。

毛泽东还指出:“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说,要获得真知,必须深入基层,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否则,就不可能解决问题。我们党三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突出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这一思想或设想,在今天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很多机关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而且还选派干部到基层锻炼工作,真正了解基层情况。目前,全国广大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成为一种时尚。这是一种联系群众的有效良方,应长期坚持。领导干部下基层锻炼,要注意到艰苦的地方、困难的地方和问题多的地方去。大中型企业领导干部,要经常下车间、班组和职工宿舍了解情况,听取生产第一线职工群众的意见,采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当然,干部“到下面去研究问题”,务必要讲求时效,“不尚空谈”,切忌形式主义;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如实向上反映;不许弄虚作假,遇事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多办事实,关心群众疾苦;宣传党的政策,做思想政治工作;适当参加生产劳动,不许用公款吃喝,不许收受礼物,不许增加基层和群众的负担,并且要及时发现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总结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教育、鼓舞与引导群众前进。

四、“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中立场与路线

毛泽东多次指出: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团难,一步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党与苏区的广大干部正是遵循了这个真理,才建立起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才渡过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当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毛泽东作了分析,在他看来,抗美援朝的胜利主要靠两个因素:一个是领导因素,另一个是依靠群众。他说:领导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他进一层又说: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依靠群众,就必须首先相信群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此,毛泽东作了多次论述。l 9 4 7l 2月,毛泽东在谈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19577月在论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又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则。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9557月针对夏季的形势,毛泽东又一次地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这就说明:“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就会犯错误,就会使党和国家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江泽民强调:“我们要在全党形成坚决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良好风尚。”[6]

虚心向群众学习,就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毛泽东还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调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里毛泽东指出的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的工作方法,这个观点,也就是虚心向群众学习。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活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讲到这里毛泽东进一步说:“要做这件事(指农村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晴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没有满腔的热忧,没有眼睛向下的头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指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毛泽东强调:“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既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

五、“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树立群众观点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地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就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这里毛泽东从中心任务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性,论述了军队干部,包括地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及其为什么与怎样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谋利益。不难看出,假如我们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那么要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革命斗争,要群众热烈地拥护我们去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是不可能的事,也办不到。

毛泽东指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该时刻注意的。”[7]这实际上是要求干部与群众紧密地结合。毛泽东还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的情绪,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先用百分之九十的辛勤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而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染上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官僚主义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这样,毛泽东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关心基层群众的更为具体的问题。他说:“我们应深刻地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油盐柴米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我们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革命任务,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注释:[1]初稿于1991年9月;发表于《云南改革》1995年第2期.[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5页.[3]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25页.[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1990年3月12日通过).[5]见中国青年,1950年,第47期.[6]江泽民.为把我党建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求是,1990,(13):1-6.[7]1943年1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

参考文献: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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