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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贡献

作者:段迎晖  时间:2011-12-05

  日本学者广松涉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做了如下断定:“且不说率先进行经济学研究这一点,从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管哪个方面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都是恩格斯走在前面并且起了主导作用。”[1]“恩格斯主导说”的提出,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文章拟从思想史的角度,通过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走向历史的深处”的思想历程的梳理与比较,对“恩格斯主导说”予以反驳,并对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中的独特贡献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理路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起步是黑格尔哲学及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大学时期,马克思强调自我意识的至上性和意志自由,运用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原则来批判宗教和封建神学。但他并不像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那样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本身,而是着眼于自我意识与外在现实的统一,强调“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统一。显然,此时马克思的思想中已然埋下了日后超越黑格尔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新因素。1842年1月至1843年3月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著名的“《莱茵报》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写下《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政论文章,从以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的抽象哲学宗教批判转向了以理性国家为出发点的具体政治法律批判。此时的马克思坚持黑格尔关于理性精神决定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的基本原则,认为通过理性批判的方式,以理性国家为依据对现实国家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进行调节和匡正,就能使现实国家重新走向理性化。显然,马克思所主张的理性批判仅仅是一种以不推翻现有国家制度为前提的合法批判,而他所强调的“现实”也仅仅是指现存的政治法律制度。这种理性批判道路很快遭到了挫折。一方面,在对现实问题的初步接触中马克思发现“私人利益处处占了上风”,这与他所信奉的国家理性原则发生了冲突,导致他陷入“苦恼的疑问”;另一方面,即便是这种不彻底的,以不推翻现有国家为前提的政治法律批判也依然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所不容,导致《莱茵报》终于在1843年3月被当局查封。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开始对原有哲学信仰以及原来的理性批判道路产生怀疑和动摇。

  1843年5月,在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从人的抽象本质出发,提出了通过革命推翻一切君主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恢复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同年9月写给卢格的另一封信中,马克思又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原则出发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的主张。这标志着马克思已迅速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哲学共产主义的转变。此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费尔巴哈确立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的启发之下,马克思于1843年夏天开始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该著作中,马克思紧紧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主线,揭露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同现实的尖锐矛盾,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关于“理性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颠倒的原则的“再颠倒”,从而站到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此时的马克思尚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学知识,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与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仍停留在哲学的抽象论证,缺少现实的经济层面的支撑和证明。1843年底,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阐明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即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存国家制度及其前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观点。此时,马克思对旧哲学与旧制度的批判已然达到了在哲学抽象的层面上所能达到的顶峰,并开始表现出寻求真实的物质力量支撑的强烈意向。

  就在此时,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便是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由对哲学的批判转向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著作。《手稿》在异化劳动、私有制、共产主义等历史观的重要问题上取得了理论突破和创新,是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著作。马克思从“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类特性”出发,对异化劳动做出了深刻剖析;马克思以劳动实践为中介,把人与自然、人类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视为有机整体,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从而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马克思还指出只有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才能最终消除异化,恢复人的本质。不可否认,《手稿》中许多地方仍使用了费尔巴哈式的语言,但马克思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现实经济生活,从人的社会关系对立的角度来理解异化,从生产活动的角度来考察实践,并从人在劳动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这标志着他已从根本上突破和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同时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844年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会面,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40年之久的合作。不久,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揭露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批判”的历史观的思辨性质,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总的清算。其后,马克思又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标志着他与旧的哲学信仰彻底决裂的、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3]的著名文献。在《提纲》中,通过科学实践观的确立,马克思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与以往一切旧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并终于找到了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构筑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详细地、系统化地阐明了他们的新世界观。

来源:《兰州学刊》2008年第8期总第179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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