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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再友:时代最大的危局:公权侵占私权

作者:彭再友  时间:2012-04-07

  问题跌出的时代促使我们回想我们赖以生活的理想。

  我们的公共生活充斥着不满。选民甚至在他们尚未投出选票的之前,就已经被他们的代表忘记。不少人因此认为他们在如何被统治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也不再相信政府多数时候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就官方统计的数字乃至现实中的真实感受来说,三十年来,我们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穷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似乎比得到的要多得多。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力。

  我们的政治为焦虑和挫折困扰。政府日渐走向自我逐利,和失信的商人一样开始不守承诺,他们通过各种名义上合法的途径从社会网络和攫取更多的权力,梦想建构一个事必躬亲的权力架构,以便于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危机乃是在于以下两点:无论是个人抑或集体,我们日渐失去对统治我们生活的力量的控制;另外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从个人到家庭到邻里到整个国家,我们的道德根基与日瓦解。源于这两方面的担心,即自治的丧失和共同体的侵蚀一起界定了这个时代的焦虑和不满。

  最大的危险在于,面对这样的危局,当前主导的政治议程尽显其外强中干的实际,他们不能对这种焦虑作出合意的回应,更不要说予以妥善解决了。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如此虚弱?答案超越了时代允许我们争鸣的范围。不能说思想控制和偏好形塑是罪魁祸首,然而政治没有自信允许谈论或是让不同的声音谈论自治和共同体,这确实较为接近事实的现实反馈,真理藏身其后。而这也是真正关怀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们应该正面对视的焦点。

  无论是站在何种立场,我认为以下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公民拥有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国家应当保持中立,而不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形塑一种特定的良善的生活观,“使人们生活的更美好”,否则便是违背公众的意志,是‘恶’。这便是法理上所言的“公正的程序理应优先于特定的目标。”

  自由植根于我们自我价值实现的能力,这一观念,必须在政治和法律之中得到真实的表达。我们认为,选择以何种不违逆集体利益的方式实现该目标和拥有选择何种目标的自由同样重要。而反对和支持一样会得到接纳,自由横跨整个的社会族群。截然不同的声音可以在同一场合分庭抗礼而不会遭致源于任何一方的打击报复。比如公正和效率通常是矛盾的,但是我们允许富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向其征税来支付社会整体福利是强制仁慈,是侵犯了其财产处置自由的权利,唯生产论者也可以说这一政治行动是保护落后不顾效益的“恶政”;同时,也允许来自草根阶层的声音控诉富人享有更多公共服务并要求政府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这是自由的第一重含义。更高阶的自由表现在,人们不仅有争鸣的权力,而且还有采取行动,影响政治议题和政治过程的自由,即是共享自治。

  然而,最近几十年,我们政治生活中公民的或者塑造性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死灰复燃甚而卷土重来,那些未曾获取人民选择之道德和公民纽带正以“合法”的名义在人间大行其道,并日益束缚公众的自由。

  此种变迁清楚地说了我们当前所处的政治困境。尽管自由不乏其吸引人之处,但他缺乏公民资源来维持自治。这一几乎毁灭性的缺陷导致它难以处理困扰我们公共生活的无力感。我们据以生活的公共哲学不能在现实的政治背景下实现其允诺的自由,所以它不能激发共同体当中占据相当话语权重之个人或集团的认可以及获取此种自由所必须的公民参与。

  关于民主共和是怎样与日吞没个人选择之自由,这涉及两个要件。一个是54年社会主义民主意义上的宪政初兴到最近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争论;另一个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群众路线”的实际衰落。毋庸置疑,我们有过“全国人民一家亲”的“乏民主”黄金时代,而即便是公民最满意的时候,也同样存在着实际上不自由的因素。时至今日,由于户籍管制过分严厉造成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乃至此种差异在文化上投射出来的社会族群的分裂和互相歧视;由于精英政治导致的权力固化和阶层割裂;由于经济寡头化导致的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并因此而滋生的仇富心理;由于教育资源地区分异和阶层分异严重不均等,导致权贵精英和财富精英的集体世袭;由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层对社会普罗大众的实际排挤和形塑,致使普通民众的处境日益恶化……这一系列的问题,仍旧还在并将继续牵动着这个民族的神经。

  鉴于此,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思考类似于此的问题:政府对于良善的生活问题是否应该保持中立?什么样的经济安排是与自治相适应的?公民的话语权如何正视而不是把道德和宗教观念带入公共领域?多元的社会如何培育和保有公民参与政治所必须的扩展性的自我理解,被控制的主流思想是否应该给公民思考留存一点空间,以回想起民主和自由在这个国家诞立之初,我们的先辈是如何放心的思考和深刻的阐释这些问题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应该更倾向于扬善而不是惩恶,法律也不应该只是“人们互不侵犯对方权利的保证”,否则犯罪和触犯法律的活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将弥漫整个社会。所有的政治过程都有一个最高目标,即是良善的生活和道德卓越。然而,此种论调一旦推行,却可能会导致政府以善的名义行“恶”的政,打着“公众意志”的大旗,‘合法’侵犯个人的自由。况且,良善的生活标准究竟由谁来制订和评判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府还是集体乃至社会个人?是密尔不加价值评判和不能把高贵追求和基本欲求区分开来以及不能防范以多数的名义剥夺少数的自由,因而屡遭诟病的以“全体福利最大化”为原则的效用主义,以及该理念下孕育出来的“政府不能以任何善的名义把自身偏好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公民,即便是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也不该”——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整体福利最大化”为思想核心的效用主义也许在理念上遭受强烈批驳,然而在现实的制度设计和公共决策之中却并非全无用武之地——还是康德的“正义优先于价值,权利优先于善”的选择?

  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拥有源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单位也不能凌驾于其上,这些权利并不取决于所维护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政治谈判或者社会利益的计算方法上”。因此,只有一种在价值取向上保持中立的辩护才能维持真正的自由。即不偏爱,不强加。个人利益不能为了普遍利益而牺牲;且规定正义的原则也不能以任何特定的善的观念为前提。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任何以国家或是多数人的利益为根基建构的法条和规制都是‘恶政’。如果把“孔融让梨”上升到公众意志,甚至在文化理念上认同此种现象,把类似受到偏爱的善的观念强加于人,从而未能尊重人民选择自己观念的自由,都是‘恶’的表现,因为其前提始终是建构在剥夺他人的基础之上,都是侵犯个人的权力的

  因此,我们有权利不完成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目标,而无论此种目标是基于家庭、民族、文化传统的成员而获得的身份所赋予的还是自然或上帝所赋予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是我们自己选择之目标的强有力的解放愿景,并为尊重个体生命偶然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我们可以忽视我们与生俱来的的东西,并且重新选择而不是继承上辈人的信仰和适宜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政策和法律也不能以任何人或任何生活方式内在地比他人或者其他生活方式更道德为前提。尊重人,并维护他们的选择。

  然而,这又会导致一种政治困境:政府无法以公众的名义从单个的人那里获取资源来维护单个自由人的权利。在向富人征税以建构财富较为均等和公平的福利社会的时候,它需要回答富人们都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是我的(我有义务帮助穷人吗)穷人吗?同时,某些普世的价值理念可能会因为具有对公众形塑的性质而遭受大规模的抗拒。

  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对康德式自由主义的修正。

  因此,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它认为,对于那些基于自然或是自愿的公众性质的基本义务的履行,是不与我们的自由选择发生冲突的。同时,我们不被侵犯的权利,也被修正为基本的权力而不是所有的权利。即是说基本的权利不可侵犯,而基本的义务也必得履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划分基本的权力和义务?又如何保证基本的权力和义务不受共同体的侵蚀?

  困惑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之中得以明晰。学者们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有些东西是人类的最基本的公共资产,比如,追求自由及其追求自由的能力,我们视其为基本权力;而与之相对的,有些则是我们共同的义务,比如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称之为“命运共享”。因此,有时候,我们应该根据与选择无关的道德或宗教义务行事。只不过,为了避免在政治参与之中出现“只为自己说话”的政治困扰,每一个参与投票的人都必须要从道德束缚和宗教教义之中抽离出来,理性、公允地作出有利于形成“利于所有民众基本福利而制约共同体对个人基本权力之侵蚀”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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