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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任伍:习近平改革战略思想特征

作者:唐任伍  时间:2013-12-16

  习近平改革战略思想产生的背景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2005年的5.0%上升到2012年的9.5%,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但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潜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社会矛盾多发,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催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创新动力已经惯性疲劳,无法创造出“红利”。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

  习近平作为新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深知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和艰难。他居安思危,以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用改革的思维来治国理政。2013年8月22日习近平在接见牙买加总理辛普森·米勒时说,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建设,很不容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正是在不断迎接挑战、克服困难中向前迈进。9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他在一系列讲话中,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路径、过程、重点、核心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系统性、规律性、整体性的战略思考,力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获得发展的“红利”,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战略的起点:问题导向

  习近平在对《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习近平反复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将改革红利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启动中国的全方位改革,明确指出改革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改革战略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因此,必须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尽管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占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成长中的烦恼”。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基于这个基本国情,制订改革措施和政策,一定要立足于这个总依据。

  改革战略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梦”

  改革战略目标模式设定能够凝聚人心,明确方向,激起人们为之奋斗的热情和力量。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设想,振奋人心。

  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完善。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进一步完善中国制度,重树中国制度文明。

  改革战略重点: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正如习近平在《决定》的说明中所说,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习近平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其改革战略重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是适应形势变化、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引领其他领域改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的客观要求。因此,要使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今后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决定》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布局,包括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革、金融外汇体制改革等,紧紧地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政策、新举措。

  改革战略路径选择:立足国情与汲取人类成功经验有机融合

  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板,必须在学习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既要不断改革,更要不断创新。习近平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注重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项改革,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中国改革的路径,一要坚持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须是自主创造的,是战胜并超越自我。如果改革创新所导致的结果是丧失自我,便不是改革创新,而是自我毁灭;二要坚持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特征,虽然要借鉴学习别人的东西,但其结果绝不能与任何已有成果雷同。因此,照搬照抄即使行得通,也不是改革创新,而是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三是注重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应符合世界文明潮流、体现时代脉搏,能够独树一帜、开创未来。中华民族具有海纳百川、改革创新的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改革创新,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模式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一条捷径,但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简单地移植政治构架、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等大多是不适宜的。

  习近平的改革方法论:改革战略“五大关系”思想

  习近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战略“五大关系”思想,全面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如习近平所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因此,《决定》围绕改革这些重大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关键问题,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既着眼宏观全局又涉及具体工作,既有很强的思想性又有明确的针对性,非常符合我国当前改革发展的实际。这是为中国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定位导航,为开拓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认为,改革要处理好的第一大关系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就会僵化,思想僵化就会教条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就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才能既警惕右又防止“左”。当然,解放思想必须立足实际,科学地研究新情况,灵活地解决新问题,绝不能头脑发热、空想蛮干,更不能“打擦边球”、“闯红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关系的思想,是与邓小平思想一脉相承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决定》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要围绕老百姓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待。

  改革要处理好的第二个关系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一方面,要通过试点摸清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在坚持正确方向,充分论证后,就要敢于打攻坚战,整体推进,就像习总书记提出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决定》完整地体现了习近平这一思想,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整体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要重点突破,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核心,最后达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

  改革要处理好的第三大关系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习近平认为,只有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才能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因此,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不断推进改革,不断加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的典范。在进行顶层设计过程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进行了精妙的顶层设计和合理布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反复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各种试点、探索,成熟了就果断推开,一步一个脚印。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已被3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方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习近平再一次强调这一方法,意义重大。

  改革要处理好的第四大关系是“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习近平认为,只有处理好这一关系,改革才能事半功倍。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敢于试验,敢冒风险,开拓前进。就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决定》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出台的很多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改革气魄和胆量。步子要稳,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步骤上要循序渐进,谨慎从事,注意选择恰当的方式和时机,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避免犯大的错误。习近平认为,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这一论断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大踏步前进的保证。

  改革要处理好的第五大关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最可靠的保证;稳定则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要求。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是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具体地讲,就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最终目标、最高检验标准。通过改革发展,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认为,只有处理好这一关系,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改革之路从无坦途,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习近平关于“改革战略五大关系”的思想,是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关键时刻,“改革战略五大关系”的思想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战略总内容:五位一体、六大方面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走过了35年极不平凡的历程。要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习近平改革战略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即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具体落实到“六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三是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像习近平所指出的,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四是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五是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六是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一年多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雷厉风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深入思考,初步形成了改革战略构想。其改革战略思想归纳起来为:一个起点——问题导向;一个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总目标——实现“中国梦”;一个重点——经济体制改革;两个路径选择基本点——立足国情与吸取人类先进经验相结合;路径选择三个特色——自主性、首创性、先进性;策略选择——正确处理五大关系;五位一体总布局;六大改革内容。习近平的改革战略思想,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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