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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率先走向强大的原因

作者:冯钺  时间:2015-08-11

    

  
 

  近代欧洲先于中国等东方诸帝国走向了强大,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比东方国家先进吗?是不是可以认为近代欧洲的政治制度是欧洲列强率先走向强大的保证?考察欧洲历史后,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一、频繁的战争导致欧洲军事强大

  考察近代欧洲强国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些国家当初也并不是因为采取了今天大家所见到的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而就自然获得了发展和强大的力量。熟知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历史上,自中世纪以来曾经历过多次大分化、大动荡、大冲突时期,经过无数次的战争和仇杀,好不容易才度过了那个时代,才在今天的世人面前呈现出当下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纵观西方发展史,尤其是中世纪以来近现代西方国家发展强大的历史过程以及后来建设自由民主机制的过程,与西欧内部的激烈竞争和战争有关。

  例如,在欧洲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曾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灾难。欧美历史学者曾这样描述: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在二十世纪之前,最具破坏性的战争。除去毫无纪律约束的军队杀人如麻,大肆破坏外,战争同时摧毁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导致德国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1.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itself was the most destructive European conflict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Quite apart from violence and brutalities committed by undisciplined soldiers, the war damaged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roughout Europe and led to the deaths of about one-third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频繁战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和强力政府的建设首先成为欧洲各国强大的基础。简单来说,就是残酷、频繁、激烈的战争促使诞生了近代军事上无比强大的欧洲。欧洲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与整个世界大趋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第一,经过中世纪几百年的积淀和持续不断的地理探索,这时的世界正巧因为地理大发现,开始进入能够直接联系的时代,使欧洲国家派遣军队到达地球上遥远的地方成为可能。

  第二,欧洲内部经过长期战争,塑造了各国军事上的先进和强大。这种军事上的强大、先进、现代化,使欧洲列强较其他国家而占据了巨大优势。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国相比,欧洲列强虽然国小、人少,但军事强悍、军力先进、作战水平很高。

  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老牌大国虽然富,但很少会经历像欧洲那样持续几百年的长期、激烈的战争。这些大国的战争理念、军队作战水平、武器水平等,几乎没有进步,或止步不前,或相对下滑。

  富而弱成为东方大国的普遍特点。盛世之下有隐忧的政治观点在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任何富而大的国家来说,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的保护,再富而大的国家也会被小而强的国家所打败。富并不意味着强,欧洲列强在开始掠夺世界的时候,几乎都不是富国,但都是军事上的强国。这一点欧洲国家自己也承认。它们依靠自己的强而变富。落后就要挨打,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如果说在近代西方走向强大的初期,政治制度并非是主要基础和起因,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近代西方军事力量何以后来居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欧美学者对此倒是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

  “频繁的战争和势力均衡的外交原则,导致欧洲各国资源枯竭,但却增强了欧洲社会的一体性,对外一致,对内争斗。欧洲内部的激烈争斗促使各国不得不追求一流的军事指挥和武器。对强大武器的需要,刺激了欧洲各国军工业的发展,军工制造水平不断提升。对欧洲各国来讲,没有强有力的武器和军事指挥水平,就意味着在战争中失败,就会丧权辱国。

  而对中国、印度、伊斯兰诸帝国来讲,则完全不用面对列强纷争的局面,只要维持一支差不多的军事力量,维护一下秩序即可。虽然也有一些战争和叛乱,但与列强之间的惨烈战争完全不是一回事。几百年这样下来,本来强大的帝国在军事技术层面大大落后了。欧洲列强一跃成为世界的新强势集团。”[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9. “Frequent wars and balance-of-power diplomacy drained the resources of individual states but strengthened European society as a whole. European states competed vigorously and sought to develop the most expert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eapons for their arsenals. …… Demand for powerful weapon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ophisticated armaments industry. In China, India, and Islamic lands, imperial states had little incentive to encourage simila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rmaments industry. These states possessed the forces and weapons they needed to maintain order within their boundaries, and they rarely encountered foreign threats backed up with superior armaments. In Europe, however, failure to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improvements in arms technology could lead to defeat on the battlefield and decline in state power. Thus Europeans continuously sought to improve their military arsenals, and as a result,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 armaments outperformed all others.”]

  在频繁战争状态下强大起来的欧洲,为应对对外战争,不得不对政治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于军事斗争和国际环境的需要,因此这些国家首先是在军事技术、军事水平、武器制造等有关军事的方面有了大规模、持续、长久、广泛、深入的提升,伴随着这种提升是政府能力建设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最终使西欧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应当注意到的是,这时的欧洲,并没有哪个国家采取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时期以及后来相当长时期内,西欧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基本分为两种体制,即君主专制和立宪制度,无论是哪种制度,这些强盛起来的国家在建设中央集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时的欧洲强国政府不再是以前那种松散架构的政府,他们的政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如,“无论遵循君主专制或宪政原则,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政府比它们的中世纪祖先时代的政府都要强有力的得多。这一轮的各国大发展导致欧洲内部冲突和战争不断,因为各国利益是相互冲突的。”[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7. “Whether they relied on absolutist or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European governments of early modern times built state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those of their medieval predecessors. This round of state development led to difficulties within Europe, since conflicting interests fuele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and war. In the absence of an imperial authority capable of imposing and maintaining order in Europe, sovereign states had to find ways to resolve conflicts by themselves.”]

  “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欧洲君王们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力图重建国家。欧洲各国在两条道路上发展。英格兰和荷兰的君主们与代表体制分享治权,建立了立宪政体。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和俄罗斯走了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5.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s they sought to restore order after the Thirty Years’ War, European states developed long two lines. Rulers in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shared authority with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and created constitutional states, whereas monarchs in France, Spain, Austria, Prussia, and Russia concentrated power in their own hands and created a form of state known as absolute monarchy.”]

  近代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政治制度进行不断调整和改革并非偶然,但无论进行哪种调整和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西方学者自己也认为“(十七、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国家权力的扩张。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采用加强独裁的方法以利重商主义政策,确立国家需要必须摆在个人利益之上。”[ [美] 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西方文明史》,翻译:王觉非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545页。]

  至于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形式的民主制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封建社会特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只不过是二十世纪的事,而且最早的这一类国家并不是出现在欧洲或美洲,而是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李普哈特认为,“十九世纪时,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民主国家,直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才在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里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民主的政权牢牢掌控了政府机制,并且建立了普选权。”[ [U.S.] Vernon Van Dyk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Nelson-Hall Publishers, Chicago 1988, page 105. “In Arend lijphart’s view,‘not a single democratic government can be fou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in two countrie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fully democratic regimes with firm popular control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al suffrage were established.’ ”]

  因此,近代西方的强大和后来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先因后果的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倒置,如果倒置,则容易推断出是政治制度导致了西方在近代走向强大的结论,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适合当时形势的政治制度有利于国家走向强大

  中国古语说,好战必亡,在一定范围内,好战必亡有其道理。但这个词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总是打仗、作战、对外侵略的国家往往因消耗不起战争的沉重代价,导致国内生变,政权发生改变。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处在周围都是好战国家的生存环境中时,往往会导致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竭尽全力研制开发新型武器,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改善战略的艺术,革新战术水平,要是不这样做,就有被灭亡的危险。在一定时期内,军事斗争必须会导致一些较弱的国家被吞并,但经过长期的战争,必须会有一些国家能够脱颖而出,这些国家必然是军事力量更加强大的国家。这一点在欧洲近代得到明显的反映。由于欧洲存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当剩下几个较强的国家且力量比较接近,任何一方都难以占据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时,为防止一国独大,势力均衡政策便成为欧洲几大强国之间心照不宣的普遍规则,这一原则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提高军事水平仍是欧洲各强国的首要主题。

  为了维持战争,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不断走向适应和有利于战争的形态。战争要求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对财政有强力的组织和调控能力,能够有效、有利的调动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西方国家对于财政的组织能力不断提高和强化,对军事、经济力量的集中和使用远胜于看似中央集权,实则相对松散的东方帝国。

  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国家由于战争导致军事上的不断强大过程正好与近代地理大发现的脚步有所契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来说,欧洲内部的好战促进了欧洲相对与其他国家在军事上的强大。近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强大也并非是由于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先进,而是出于国家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随着欧洲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其内部也在发生变化,最为典型的是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封建制里就有关于贵族拥有“古老的自由特权”的传统,这种传统导致贵族有权参加国王的大议事会,参与政府决策。后来,随着城市有产者阶层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大,这一阶层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要求不断增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在这长期的过程中,不断修正,逐渐具备了今天形态的雏形。

  现代意义上的对于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在西方强大之后出现的。在西方走向强大和繁荣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各个阶层、阶级对自由民主的要求逐步走上了前台,经过上百年的斗争和演变才形成了今天大家所见到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在维持具有相应民情基础的国家和社会稳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不以这样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历史上西方走向强大的“因”,而是后期伴生的“果”,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传统、社会条件下,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符合西方的国情和历史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根据东西方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通常需要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化基本完成,社会物质财富比较富足,社会保障机制比较完善,社会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基本稳定并得到认可,各种根本性矛盾不是特别激烈,而且各阶层逐渐养成通过协商式民主并能够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政治制度的运行才能基本趋向稳定。所以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第一要务,政治稳定是一切发展的保障。这是在深刻洞察世界历史的大势上做出的高远战略决策。

  现在不少人认为我国因为发展太快,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应当减缓发展速度。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回想那时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世界的差距,回想那时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心态,哪一个又不是急于求发展呢?现在之所以能够提出减缓发展速度的意见,正是因为有了长期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实力,才有了可以稍缓一缓的底气。

  不发展,就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谈要缓一缓发展速度的资本。

  现在经济发展成就巨大,社会条件的建设却还差距很大,我们的盛世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将来即使处在盛世时代,更要居安思危,更要战战兢兢!因为稍不注意,盛世易衰。关于这样的例子,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五代后唐时期明宗李嗣源与宰相冯道的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李嗣源:“近年连续五谷丰登,四方无事,可谓天下太平。”

  冯道曰:“臣尝记昔在先皇(李克用)麾下,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及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覆。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

  居安思危,既富且强,国家不仅要得到发展和繁荣,而且能够保住发展和繁荣的果实,否则就会重复历史上的老路,前车之鉴尤在眼前。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信息资料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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