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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泽: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和深远影响

——在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新春论坛的发言

作者:江春泽  时间:2012-03-09

  

一、我所知道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具体背景

  中国经济虽然从70年代末以来已经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但到90年代初,改革还受限于维护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零打碎敲、放放收收。这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后果,陷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尤其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否坚持计划经济又成了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路线”与“方向”问题,主流舆论还是强调“计划经济为主”,把搞市场经济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形势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1990930日向中共中央上报过我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报告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20世纪近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报告的中心思想是:计划与市场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是区分社会基本制度特征。我提出的论据是:1,最早于1902年提出未来社会将用计划配置资源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它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还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见,讨论这个问题与捍卫或是反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由帕累托提出的命题所引起的西方经济学大论战,是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

  2,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以“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消亡“作为指导思想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3,正因为如此,从50年代初以来,对这种体制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但历经曲折反复,都没有成功,形形色色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内,在行政性分权上下功夫,没有涉及到要根本改变资源配置方式这个要害,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以致经济滑坡,民怨鼎沸。现在,大多数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正试图向市场经济过渡。            

  4,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普遍采用了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措施,实际上,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当代世界并不存在,“看不见”和“看得见”两只手协调经济的运行是当代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

  这篇报告经国家体改委上报后,适逢其时地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江泽民总书记当即批复:“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去辽宁出差也带着,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总理专门指示当时的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吸收有关内容。(见陈锦华著:《国事忆述》第五章;《新华文摘》2011年第x期)。

  1990123,国家体改委接着又上报了我写的一篇内部研讨会纪要,这是综合了长期驻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记者以及长期研究苏联东欧经济的专家们在座谈时提供的第一手实证材料,说明苏联几十年来像害怕魔鬼一样害怕市场经济,如若谈论市场经济,不仅理论是异端,人也是异己。正因为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国家计划无从检验其供求是否平衡,造成长期资源按主观意志误配置,导致长期体制性供应短缺,民生越来越困难,人民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东欧剧变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度市场化问题,而恰恰是否定市场经济的恶果”。这篇报告上报后,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宣读,以便中顾委的革命前辈们能得到准确的外部信息,正确解读苏东剧变的原因,这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对市场经济的恐惧。李鹏总理对这篇报告也曾批示:“已阅,写得不错”。(见国家体改委《大事记》档案)。

  从时间的衔接上,据吴敬琏去年在一个材料中点出:在国家体改委1990930日和123日上报了这两份材料之后,邓小平19901224日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说到“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1年春节,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又谈:“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谈话在上海小范围传达后,《解放日报》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促改革的短评。这时,高层又有了不同的声音,认识上又有反复,当时我在国家体改委机关内部听到传达,某高层领导人说“皇甫平此人很坏很坏”。这说明决策层对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还没有取得共识,还在摇摆。又过了一年,小平同志对改革停滞不前大概按捺不住了,1992年发表了春雷般响彻中华大地的南巡讲话,讲话的内容广泛丰富,但最重要的理论论断就是,公开明确地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首先,在实践上,小平同志这个重要论断,在中国改革面临继续前进到市场经济,还是倒退到计划经济的严重关头,再一次击退了来自“左”的思潮的严峻政治挑战,进一步消除了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特别是决策层的“市场经济恐惧症“,打开了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总闸门,坚定了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决心,促进决策层在以后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从而掀起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又一轮新浪潮。

  其次,在政治上,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重要论断,砸碎了一个世纪以来禁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流经济学家头脑的紧箍咒。使类似苏共的布哈林、中共的顾准、孙冶方、东欧的逃亡者(波兰国家计委主任布鲁斯、捷克副总理奥塔锡克等)的悲剧,不会再在中国重演。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公开宣称的这两个重要论断,眞很难设想中国会有多少改革者因“市场经济”之言行遭到政治上的横祸。邓小平为改革事业前进砸碎了枷锁,也就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以这一论断为核心的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有人把邓小平理论通俗化、形象化地比喻为“一个馍(摸石头过河)、两只猫(白猫黑猫)、三条鱼(三个有利于)、四只鸡(四项基本原则)”,这虽是玩笑话,也不够全面,但也说明邓小平不受什么教条概念的约束,一切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从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出发,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它开辟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新纪元。

  第三,从理论上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凡是没有经过证明的命题都被称为“猜想”,大家都知道,数学领域内有“哥德巴赫猜想”。在经济学领域里,1902年帕累托关于“未来社会由中央集体主义生产部用计划配置资源”的命题,虽然在1908年,由他的学生巴罗内证明是可行的,但那是纸面计算的证明。以后,有赞成者,如泰勒、兰格;有反对者,如哈耶克、米塞斯等,经过70年在人类大规模试验的结果,终于在中国得到了反证的答案。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仍然是市场,这个市场不是理论王国虚拟的市场,也不是计算机模拟的市场,而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统一开放的市场。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给出的答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中成功地兼容了。

  帕累托猜想的前提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是商品经济消亡的产品经济形态的设想。科学家可以大胆提出“猜想”的命题,革命家、政治家也可以提出美好的理想目标,但这种理想目标的具体蓝图也是一种没有经过证明的“猜想”。我们可以对美好理想憧憬,为之奋斗,但不可以把没有经过证明的“猜想”作为当前的行动纲领和判断当前实践的是非标准。我认为,我们几十年来一切极“左”的思想政策的理论根源就在于:把没有经过证明的猜想作为当前行动的纲领和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典型的例子是:“穷过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凡对人民公社质疑者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周有光老人有句话说得很实在:“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由此,我对有些同志常常引用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当前的要求,有些不同意见。“自由人联合体”也是一个没有经过证明的“猜想”。当然,“猜想”不等于“空想”。但是,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在1956年,资本主义还没有入门,就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科学态度。

    现在,要根据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继续消除民主政治的恐惧症,在制约公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平等的机制上创新,推动改革事业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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