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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民:改革的历史经验

作者:周为民  时间:2016-12-16

  嘉宾简介:周为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教授,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总编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

  改革从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了。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改革,很需要认真地来回顾、总结和汲取改革的历史经验。而关于改革的历史经验,我感到有这样几点是尤为重要的。

  第一,破除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化观念,推动思想解放。

  中国的改革是怎么启动的,靠的是什么?首先就是在意识形态、政治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意识形态上的思想解放统领国内大局。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革,破除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重新认识并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等,改革就是从这样的思想解放开始的。1992年重启改革,同样也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和新的思想解放开始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了那种简单化教条化的“姓社姓资”的僵化观念,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样才维护了改革大局,实现了改革的继续推进。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的这句话不是就一时一事的问题说的,而是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来说的,这是邓小平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不被动摇而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随便就忘记了。

  刚才石小敏会长说,在中国的发展中,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的确是这样。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实质是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其中特别和意识形态有关。意识形态的状况如何,对全局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为什么?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预期。每个人,包括企业和各阶层的人,你的环境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以信任,你对未来能不能抱有信心,凭什么判断?凭意识形态的状况去判断。邓小平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推动思想解放,破除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种种僵化观念,人们由此形成了对环境和未来的良好预期,整个社会的活力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很欣慰地说了一句话,“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为什么中国能真正活跃起来?关键就在这一点。思想的解放带来人的解放,带来人的活力创造力的解放,也形成党与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良好关系。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是像邓小平那样,而是采取相反的做法,以至意识形态的状况使社会形成了相反的预期,那就是最大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一定会造成经济活力、社会活力的全面抑制,以至影响全局。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第二,纠正时代主题上的错误认识,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同样,就国际大局来说,邓小平纠正在时代主题上脱离实际的错误认识,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并据此来处理国际关系,其中特别是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这就从中国现代化的总目标出发,抓住了统领国际大局的要领,进而打开了新的国际关系局面,为中国现代化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出重大的战略机遇。

  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按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来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要把机遇理解成只是由外部世界、由别人提供的机会,应当看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对我们是不是构成机会,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应对。假如还是在过去那样一种对时代主题、国际环境的错误判断之下,即便是全球化已成天下大势,我们同样抓不住这个机会,因为你眼睛里到处都是敌人。但是,思路变了,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改变了,主动地去打开国际关系的局面,就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所以,机遇实际上是由你如何应对环境来决定的,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够创造机遇。

  近些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但不能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已经中断甚至逆转,不能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改变,更不能因中国的实力有所增强而认为“韬光养晦”的方针已经过时。应当看到,如果在这些决定全局和战略的问题上出现错误估计以至举措失当,就会损害、失去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所以我们总结改革的经验,首先应特别注意这两点,一个是以意识形态的解放思想来统领国内大局,一个是以和平发展的开放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来统领国际大局。 邓小平抓住这两条,就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就有了全局的主动。反过来,如果在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这两个要领上,出现相反的情况,那就一定会导致全局被动,使得各方面都会不断出问题。

  第三,大战略不可轻变,不能动摇。

  邓小平当年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在基本路线上、在大战略上发生动摇,所以他一再强调“一百年动摇不得”,“不能变”。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动摇,有可能变呢?一个就是在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有实力了,于是觉得可以变了。再一个,就是遇到一些矛盾、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时候,也容易变,容易动摇。而现在很需要注意的是,恰恰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我们都遇到了。一方面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另一方面又面对很多复杂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为现在既有条件变,又有必要变。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要说动摇基本路线,改变邓小平的大战略,什么时候理由最“充分”?那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时候,苏联这么一个老大帝国崩溃了,那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事情,何况国内还刚刚发生过严重的政治风波,那时候提出要变,理由好像很充分,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不变?在国内大局上你还不赶快“收紧”意识形态,转向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在国际大局上还不赶快准备展开国际阶级斗争?但是邓小平是什么态度?他怎么应对的?斩钉截铁一句话:“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动”!这才捍卫了中国的这条战略道路,维护了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更能体会到邓小平当时如此坚定维护大战略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远意义。如果当时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就乱了方寸,乱了阵脚,变了,国内要重提阶级斗争,国际要强行“出头”、“扛旗”,重新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对抗,那还有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吗?不可能有了。联系到当年因国内国际发生的一些情况而轻易改变了八大路线的历史教训来看,我们就能更深切地理解邓小平在那样一种惊涛骇浪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方向感和大局观是何等重要。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有需要认真注意的突出问题,但基本路线、大战略决不可因此动摇,也要特别注意不能在应对具体问题时一点一点地脱离了基本路线和大战略。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处理问题,而且本身适足成为乱源。应当看到,邓小平的战略坚定来自他清晰的方向感和杰出的大局观,来自他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反过来说,任何脱离、动摇基本路线和大战略的言行,都是缺乏正确的方向感和大局观的表现,实质都是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以至丧失信念和信心的表现。

  所以,大战略不能轻变,不能动摇,不能脱离,这是又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就以上三条经验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认真郑重地来学习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第四,力戒与民争利,坚持富民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富民思想,他用“小康”概念来重新定位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也是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以富民为目的的。从被旧体制束缚的农民冒死分田以求温饱开始,中国改革在鲜明的富民目标下展开,它是十几亿中国人奋起反贫困的历史活动,是为民众自主创造财富、自主获得并支配财富提供制度条件的深具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富民是改革的目的,同时也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条件。回顾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企业“松绑”,放开搞活,放权让利,多种所有制经济生长发展,都鲜明地体现了富民目标,都让民众从改革中普遍受益,而凡是像这样认真贯彻富民目标的时候,改革就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动员力量,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并激发起民众参与改革的主动精神、热情和积极性,改革就顺利展开,一路推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改革措施出台以后,在实践中窒碍难行,引起或加剧了矛盾,而且招致民众的广泛不满甚至怨愤,为什么?要害就在于这些措施脱离以至背离了富民的目标,往往只是从政府的财政目的出发,或者为了尽可能多地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为了尽量甩掉政府的财政包袱,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仅仅出于这种目的来进行的一些所谓改革,脱离了富民目标,不仅不能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且加重民众的负担,直接侵蚀、损害民众的利益。此外还有一些做法,在改革、国家利益等等“政治正确”的名义下,实际是垄断和特权强占那些获利丰厚的领域,并不断向种种利源扩张,放手地与民争利,以至加剧分配不公,拉大社会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背离富民目标因而是背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众的不满,削弱改革的正当性和改革动力,而且授人以柄,被人作为否定整个改革的借口,更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若干年来,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了。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地、大幅度地、远超过GDP增速地在增长,国家财力雄厚,政府财大气粗,国内国外都可以大手笔地用钱,但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还持续下降,这种状况固然不是民众之福,其实更非国家之福,如不能尽快有效改变,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曾一再说过,不改善人民生活,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能否不只是在口号上而是切实地、正心诚意地坚持改革的富民目标,能否尽量戒除与民争利而更多地向民众开放利源,能否让改革举措实实在在地带来宽民惠民富民之效,对能否按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对改革的成败,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官府不能与民争利,古有明训,也有殷鉴,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第五,克服机会主义,坚持市场逻辑。

  中国改革实际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并在实践中一步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达到这个目的,在改革中需注意防止和克服机会主义的倾向,始终不渝地坚持市场的逻辑,这同样是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式和途径,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应当继续坚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更好地推进渐进式改革,我们也要注意渐进改革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局限。所谓克服机会主义倾向,就与克服这些局限有关。

  一个需注意的问题是,因为改革是渐进的,不能一下子达到目标,所以会出现很多过渡办法和过渡措施。这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搞过渡措施的时候,容易对旧体制做过大的妥协、退让,以至于旧体制的不少因素变换一种方式继续起作用,这样就使我们的一些过渡措施本身因背离了市场的逻辑而缺乏向新体制过渡的能力,往往变形和异化为一种反市场的体制因素,且很容易因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而固化起来,结果弊端丛生,而且成为阻滞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使得市场体制的完善长期难以实现。股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一个问题是,一些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因为困难多、阻力大,这时容易出现的又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就是总想回避、绕开实质性的改革,总试图用别的招数去替代它们,以至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口号多变,招数叠出,但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应当看到,实质性的改革是回避不了的,老想回避它,绕过它,那些招数表面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其实适得其反,往往治丝益棼,不仅老问题解决不了,而且还制造出新问题,使改革在“制约中国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面前长久徘徊,师老兵疲。想一想,国企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不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现象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有些方面,改革的目标、任务已很明确,也一再宣示了改革的决心,但容易为短期问题和一时困难所干扰,往往为了应付眼前的困难而搁置改革,而沿袭甚至强化旧体制的方式和手段。这实际是用势必造成更大困难的做法来应付眼前的困难。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变革的问题上,就屡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凡此种种都说明,既然已明确了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那么,在改革进程中的每一项措施、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遵循这个方向,都必须符合市场的逻辑。所谓坚定,所谓毫不动摇,就意味着不能遇到问题和困难就轻易“变通”,轻易搞违背市场逻辑的权宜之计。一定要破除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可以甚至必须先用反市场的办法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再去推进市场化改革。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其实是幻想,因为第一,具体的问题和困难总是很多的,是会不断出现的,第二,那些反市场的做法本身也是有逻辑的,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下,你原本以为只是应急措施和权宜之计的做法会让你一步一步、越来越远地背离既定的目标。

  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民众自主创造并获得财富的制度条件,所以坚持市场逻辑和坚持富民目标,二者是高度统一的。实际上,凡是背离富民目标的一定同时背离市场逻辑。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背离市场逻辑也一定背离富民目标。

  第六,防止错失时机,坚持推进改革

  在改革过程中,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些改革主张、建议,大家都认同,都接受,但迟迟不能付诸实施,理由是“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只能以后再说,什么时候再说呢?不知道,没有时间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反复提供过这样的教训,那就是,改革越拖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就越流失。自以为日子过得还不错,还能过下去的时候,不想改,没什么积极性去改,等到哪一天发现不改真不行了,这个时候想改恐怕来不及了,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没有了,那个时间窗口过去了,现在面对的,已经是崩溃的、革命的形势了。这是就大的局面说的,而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改革也是这个道理,越早改越主动,越拖越被动,拖得越久,改革的困难就越大,代价就越大。所以,改革同样有一个要及时抓住机遇而不能丧失机会的问题。一定不能以所谓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为托辞一味拖延改革。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现在尤其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因虚骄而错失时机,延误改革。由于几十年来发展成就显著,在社会心理中逐渐滋生出一种虚骄的情绪,以至出现了这样的倾向,把一些本来是改革对象的旧体制因素重新肯定为是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对于正处在紧要的半途上的中国改革来说,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应当特别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以免贻误大局。

  以上六点,我以为是改革以来非常重要而又深具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研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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