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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眼里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上)

作者:陈晋  时间:2011-11-17

  《邓小平》一书是傅高义退休后的封刀之作,详述了他把中国引领上富强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包括不同阶段的国内政治斗争和中外关系互动变化

  9月26日,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附近的家中,就他的新书《邓小平与中国巨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接受采访。从20世纪6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执教到2000年作为社会科学教授正式退休(Henry Ford II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meritus),傅高义把毕生精力倾注在以现代中国和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研究中。他把帮助美国人了解并理解东亚发展作为己任,持之以恒,硕果累累,不胜枚举。在执教期间,他曾任费正清中心、哈佛美日关系项目、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及其他教学项目的主任,与中国和日本官方和学界都有广泛密切的接触。

  《邓小平》一书是傅高义退休后的封刀之作,正文长达700多页,外加150多页的注解和索引。这本书覆盖了邓小平的家庭背景、留学经历和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的革命政治生涯,详述了他把中国引领上富强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包括不同阶段的国内政治斗争和中外关系互动变化。对中美建交、大陆与台湾关系、收复香港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背景及演变,傅高义从多个侧面给予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不但让读者了解发生了什么,而且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傅高义的强项在于全面完整地描述领导人的处境和想法,让读者身临其境,视野开阔。

  就当前一些热点问题,傅高义如是回答:

  问:很多外国人,尤其是一些政治学家,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没有清晰产权,严格法治的情况下能持续增长这么快、这么久 你会怎样回答这些人的问题

  答:邓小平深信有组织、有纪律的计划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帮助。同时,他在基层允许相当大的灵活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由于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迫不及待地寻求工作。在这个时候,只要有领导带头,组织大家从事生产劳动,就会有很多人积极响应。

  邓小平急切地想从西方寻求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建议和帮助就有很大效果。邓小平把成千上万的学生送出去留学,并不担心他们毕业后不回国。他看得开,想得远。他说,即使一些人暂时不回国,长期看来,他们在海外也可能对中国有帮助。

  邓小平把近期的政策放在长期的目标和框架下思考设计。试点、试验、循序渐进是短期的策略。中国地广人多、差异巨大,这为各种试验提供了很大空间。试探性的尝试令保守派也难以拒绝。

  问:邓小平的成功与他的权威密不可分。他可以“拍板”,可以决定方向。他的话一锤子定音。与此相反,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才意见纷纷,千头万绪,国会成了水泄不通的大杂烩。邓小平是怎样获得如此高的权威和威望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能力,还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经历

  答:这些因素都有。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把邓小平考虑为可能的继承人之一。1973年毛泽东让他恢复工作。在1974到1975年间,邓小平再次证明了他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到1977年他再次上台主持工作的时候,他在领导岗位上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经历,经验丰富,所以他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另外在1969到1973年的下台期间,他深思熟虑,回顾共产党的跌宕起伏,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国家富强之路。

  从1937年到1949年正好是邓小平33岁到45岁人生成熟阶段。十二年的战场经验使邓小平养成了战士和将军的习惯:时刻在为下一场战役(下一次挑战)作准备,下一场战役会在哪里 在什么时候 会需要什么

  邓小平机智地运用格言警句,避免了很多严肃的意识形态上的纠纷。“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都是典例。邓小平有丰富的经历、经验和知识,所以在回答各种问题时,他可以放松,可以游刃有余,表现得机敏智慧而且诙谐幽默。

  问:1979年1月底到2月初,邓小平在中美建交后正式访美,会见各界要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Zbigniew Brzezinski为两国建交多次奔波往返,对邓小平赞赏有佳,以至于卡特总统回忆说,Brzezinski已经被邓小平“诱惑”了。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老布什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他们相互赏识,看好对方的前程。这种个人关系缓解了1989年六四风波后美国制裁中国的强度和时间长度。目前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有这么好的个人关系吗

  答:没有什么。邓小平在当时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都享有非常广泛的支持。他自信、放松,与美国各界人士都有非常好的互动。现在两国高层领导的人事与境况都不同了。

  问: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是否证明有“中国模式” 还是认为中国基本遵循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药方”

  答:我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权威模式”(an authoritarian model)与“自由发展模式”(a free-way to development)之间的选择。我更愿意用“东亚模式”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和台湾基本都是用同一个模式实现经济起飞的。他们都悉心研究外面的世界和海外市场,加强国民教育,寻求外部资金技术和帮助。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都很小;中国比他们大多了,人口和地区差异都很大。

  这也是利弊皆存的事。小国家在快速发展后,很快就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了,工资迅速上升,他们不得不在技术层面更上一层楼。而中国不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大西北等落后地区,还有潜力可挖。中国如此之大,一旦发展起来,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就非常可观,与其他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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