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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老人杜润生和他的门生

作者:  时间:2013-12-19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人,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
  “农民利益代言人、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

  101岁的杜润生如今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几乎没有了听力和视力,外人的探视和来访已经基本上无法打扰老人宁静的世界。站在病房里,看着安详的老人,让人不禁想问:"无声的世界里,老人是否会想起当年他带领一批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挥洒热情和智慧,把包产到户推向全国,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九号院往事"。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年和他一起书写历史的年轻人没有忘记。"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有关杜润生的采访,翁永曦从这幅杜润生生日时他送的对联开始说起,认为曾经的领导和老师在这两个方面有过人之处。这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曾经的改革四君子之首,告诉凤凰财经,"当时对联送过去挂在宴会厅里,大家都说概括的好,王岐山去了一看,就说老翁这是你写的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时曾经和杜润生密切接触,并被他推荐为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说,杜老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显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领导艺术。"他想出'责任制'这个词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用责任制这样一个非常中性的名词,把反对的赞成的不同意见逐步地趋向一致,居然就把当时整个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撬翻了,这是不得了大智慧,是杜老的过人之处。"

  习近平、王岐山都是他的门生

  杜润生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认为,"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

  "1981年2月,北京大学招待所召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大会,邓力群﹑杜润生到会致辞。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一群'蓝蚂蚁'白丁。"多年以后,中国税务杂志社研究员王小强回忆当年围绕在杜润生周围的年轻人成立著名的农发组的情景时如此表示。他感叹,论官阶,除了陈一諮当过公社书记,连比科长还小的股长都没有一个;论学历,除了罗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过大学本科在读。当时,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中央核心智囊高官亲自出马,大张旗鼓,支持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也绝无仅有。

  
  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
  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现已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变成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

  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的意见直达高层。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1982年的某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已被中央任命为农研室的副主任了,就这样当年只有34岁的翁永曦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翁永曦认为,在鼓励和起用年轻人方面,杜润生主持的九号院在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做到像杜老那样大胆、放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反复强调,当时他只是那个团队的一般工作人员,和杜老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说起当年的工作他仍是如数家珍。他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润生对农村调查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人,不论是当年的精英骨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你下乡了,调查研究中你认为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杜老去谈。

  他说,八十年代在九号院形成的这种从上到下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乃至于造成当时中央组织部,包括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都会把各地准备提拔的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成批的送到中央农研室,分插到各个组,跟这一帮年轻人一起搞调查研究。"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很多当了领导干部,当年是跟我们一起调查研究,没有大小之分。"

  当年杜润生创造性地在九号院采取了小组制的安排,组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年轻人可以当组长、副组长,局级的老同志可以当组员,各地的这些准备提拔到省级岗位上干部也被安排到组里边跟大家一块搞调查研究,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间所有人发表意见都是没有任何级别概念的。翁永曦告诉凤凰财经,对这些桀骜不驯的、自命不凡,充满激情、胸怀天下的年轻人,杜老不靠封官许愿、物质激励,而是给他们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在变革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个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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