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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西: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及其若干思考(一)

作者:李晓西  时间:2009-02-27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改革的起步”、“改革的初步进展”、“改革的全面推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四个阶段为脉络,回顾与评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再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的重大政策安排、重要会议以及重要事件。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0个年头。其中,市场化改革日益推进。按照历史的脉络,可把30年市场化改革历程划分为“改革的起步”、“改革的初步进展”、“改革的全面推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四个阶段。笔者长期关注中国市场化研究,下面就市场化改革的各阶段作一回顾与评述。

  一、市场化改革的起步

  市场化改革的起步在改革开放初期,时间为1978~1984年。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时期特别值得回顾的是农村的改革突破、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和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

  (一)改革从农村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1978年春夏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背着公社和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实行“包产到户”一年后,小岗村生产队大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公斤猛增到6万公斤,1979年卖给国家粮食1.2万多公斤,超过政府计划的7倍;卖给国家油料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这个“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包产到户”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是“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更为详尽的界定。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以家庭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改革的突破口,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5.4%,粮食产量增长33,6%。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显著增长,1978~1983年人均消费额增加了108元,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二)企业改革尝试: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

  1978~1983年,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开始了初步探索。对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使国营工业企业得到了初步的自主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此前,政府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统管,政府直接决定企业的生产规模、经营管理、收入分配和产品销售。企业的盈亏由国家统一负责,财产由国家统一处理,收益由国家统一分配,资金由国家统一调拨,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统管体制,使企业缺乏活力和自我发展的动力。

  为解决国家同企业以及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增加财政收入,改革之初开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79年(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制定补充计划,允许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自行销售,实行企业利润留成,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制度;企业有关新产品试制等费用,可以从实现的利润中留用;企业有权申请出口自己的产品,并取得外汇分成;企业有权按国家劳动计划指标择优录取职工;企业在定员、定额内,有权按照实际需要,决定机构设置,任免中层和中层以下干部;减轻企业额外负担等。1981年以后进一步改革,重点是实行责任制。1983年开始实施企业“利改税”改革。所谓利改税,就是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利改税”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国家财政收入并稳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这让企业有一定的税后利润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但“利改税”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用税收分配代替价格分配,并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

  (三)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城乡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也出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后,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集贸市场开始出现繁荣。其中,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为城乡商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动力。

  (四)尝试市场新体制:经济特区设立与初步发展

  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认识到对外开放是改革的必然要求,而建立经济特区正是改革的重要突破口。1978~1983年,中国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完成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中国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其目的主要是引进境外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并进行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改革试点。基本特点主要有:一是特区企业的进口均免征关税,同时享受较低的所得税政策;二是对于国外某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允许内销,以市场换技术;三是拥有较大的经营活动自主权和管理权限;四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五是市场调节的范围和覆盖率更大。

  1979年7月,国家批准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之后,中央进一步提出特区不但要办出口加工业,也要办商业和旅游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要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

  总之,成立经济特区是当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也是实行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自建立以来,经济特区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特殊政策和自身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外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排头兵”、“试验田”和“窗口”作用。

  二、市场化改革的初步进展

  市场化改革的初步进展时期从1984年10月开始,直到1991年底,可称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农村改革继续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一个高潮,生产和流通领域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取得改革经验的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

  (一)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令人瞩目。这源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促使原先社队办的企业迅速发展壮大。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并出台一系列政策。1984年,中央四号文件中,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意义。乡镇企业在1984~1991年的8年时间里,总产值、利税总额都增长了十几甚至几十倍,但其增长率波动性较大。

  关于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199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改粮食统购为粮食定购。合同定购的出发点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以定购取代统购。定购是一种向市场调节机制的过渡形式,从形式上看,定购比统购进了一步,但实质上未能完全摆脱统购的框子。因为一方面没有根本改革收购体制,另一方面却让农民有选择余地。定购价格是按三成统购价七成议购价算出来的,即所说的“倒三七价”,由于议购价高于统购价,议购价比重高当然定购价格就比统购价格高,决策部门认为这样的价格水平是对农民的保护价。但由于种粮亏与卖粮难并存,“倒三七”合同反会促使农民选择少种和少交粮食。发展和依靠粮油公司,变“倒三七”定购合同为随行就市的议购合同,以议购议销为主进行粮食的购销活动,将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二)企业改革的推进:承包制的普遍实行

  承包经营责任制最初推行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基础上开始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企业“两权分离”后就有了更快地发展,1987年在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迅速推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包上缴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包固定资产增值,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采取的形式有: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上缴利润定额包干。

  实践证明,承包制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它只是一个历史性产物。实行企业承包制,只是在政企职责尚未分开、竞争性市场尚未形成、企业组织制度还未根本改革的条件下,给予企业一定自主权的过渡性办法,而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

  (三)流通领域改革: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

  1984~1991年,中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并尝试进行价格闯关。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即“扩权十条”),标志着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政策的出台。1985年1月,国家又进一步取消了原来规定的计划外价格不得高于计划内价格20%的限制,标志着这一政策的正式实施。

  生产资料“双轨制”实施后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价格体系中市场调节比重上升,二是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定价权,三是对促进生产结构调整有一定作用,四是有助于扩大短缺产品生产以平衡市场。

  但双轨制价格的实施也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和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两位数。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又回到了稳步推进的道路上,以有步骤的、稳妥的价格改革取代了较为激进的“价格闯关”。

  总的来说,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30年来,中国通过稳步的“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统一定价向市场价格的转变,为此后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比较当时提出的以调为主、以放为主以及价格双转制的改革思路,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是在计划价格的大框架内进行改良的思路,有一些困难解决不了。比如,要调整价格,首先要提出合理价格水平,但离开市场,如何能行?尽管当时在借助影子价格或最优计划价格在做计算,但算出来的价格不能反映真实供求变化,价格水平偏离实际,不能为实际部门接受,因此,这种计划价格优化的思路在实际中难以行得通。价格以放为主,方向正确,但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放开价格,可能欲速则不达。而价格双轨制一方面冲击了传统的计划价格体系,另一方面也开始形成新价格机制。后来,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因此,就首先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搞起了双轨制。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与双轨制思路的关系。价格双轨制对计划价格体系产生了有力的冲击,计划外价格对调动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也发挥了作用。但是,由于这是制度化的双轨制,其影响之大,已经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料。它“破旧”可以,但规则的双轨也是它的弱点。因此,应通过市场化,把规则统一为市场规则。这样,由计划一轨到计划内外双轨,再到以市场规则为主线的一轨,就应成为改革的必然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改革越来越深入。到底以后价格模式是什么,已成为决定价格改革措施和步骤的关键问题。郭树清最早提出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受其观点启发,统一的市场价格目标模式于1986年提出。在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前加上“统一”,主要是想强调,未来通过政府的三种行为即参与、干预和监督价格的管理,将形成计划价格为主导、自由价格为主体、多种价格形式并存的价格目标模式。指导性的计划价格和市场自由价格将构成不完全竞争的统一市场价格体系。计划内、计划外市场应具有同一基础——即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一致性。

  (四)对外开放的扩大:14个沿海城市开放及海南建省

  4个经济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道窗口,取得了巨大成绩,也为以后的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础。1984年5月,国家正式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经济权限、给予外商优惠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全面铺开。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设立海南省,同时,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将整个省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来试点。海南建省后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来源:国研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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