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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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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作者:金观涛、马国川  时间:2014-03-13

  一代人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你原来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是什么机缘使得你的兴趣转移到了人文社会科学?

  金观涛:机缘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青年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在自然科学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这正是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变动的大时代促使我开始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经济观察报: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你有时间思考这些吗?

  金观涛:1968年以后,北大的地下读书风气已经渐成风潮,但是在公开场合仍在搞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专业知识也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的“白专”。我却幸运地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和思考环境。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进了北大美术队。文革中,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和各种宣传画。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在参加运动,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和思考。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我在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这一阶段对我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当时,我读完马恩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我很痛苦地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批判。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断断续续把思考的结果写成哲学札记,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这份札记在美术队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以靳凡为笔名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的思考者的形象。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情书》1980年在《十月》上发表,影响非常大,这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金观涛:其实《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青峰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转到中文系,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清镇中学当教员。她根据与我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创作整理成了小说。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所以被人称为“小红书”,以后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间悄悄流传。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是“失落的一代”,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公开的情书》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过密切的通信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生动地展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

  经济观察报:当时条件下要保持这种近乎一天几封的通信实在不寻常。这种现象普遍吗?

  金观涛:在大学生中相当普遍。1970年至1971年我常是一天收到几封厚厚的信,邮递员都很惊讶。当时,一个个圈子都是通过书信来交流思想,特别是对重要政治理论著作读后的人生启悟,它是“文革”后期青年地下读书圈子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在1967年许多公开的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只是在很知己的朋友小圈子中,或座谈或通信。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塑料厂做工,青峰在贵州,我们的通信圈子有七八个朋友。1973年青峰调到郑州大学任教,我也调到郑州大学。1978年我和青峰调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第二年,《公开的情书》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民间油印刊物《我们》上,1980年1月在《十月》上公开发表。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提出了新时代应有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金观涛:《公开的情书》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呼声都非常尖锐。我认为,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刚刚从一个人性、人情、特别是爱情都受到压抑的时代走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把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诚和对理想的追求等同起来。直到近几年,我们遇到不少当年读过此书、现在已是大学教师的人,谈起书中高度的理想主义热忱,仍令他们激动不已。但是,在小说公开发表时,我们的写作已经告别了文学,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来源:经济观察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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