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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路社: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何路社  时间:2012-09-21

  目前我们面对国外势力的不断地挑衅,可以说已精疲力竭,若让人民再对党和国家离心离德,一旦外忧,恐怕就会同时出现“内患”,届时将悔之不及也。

  ——题记

  从古今中外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制度变迁的主角是政治家,而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最主要来自于作用、影响政治家对实践与理论进行判断和选择的三个因素:认知、利益与交易费用。首先是政治家的认知,因为对利益及交易费用的判断、选择都与认知相关。正如大卫 .休谟曾经指出的,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而凯恩斯也说过,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这即是说,人的行为都是由其头脑里的思想认识所驾驭,政治家更不例外。伏尔泰就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认知使人的利益不仅以个体、现实的形式存在,也同时以群体、未来的形式存在。比起思想的侵蚀力来,既得利益被过分夸大了,就会走向机械庸俗唯物论。如当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政党、阶级、国家、民族这些群体的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利益同一之人们的选择就也与认知水平相关,从而会做出相对不同甚或截然相背的选择,这用利益及交易费用都解释不了。而政治家不比普通民众,在这方面是专业、专家化的,有政治经验和操作条件。在西班牙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其政治家的信念、智慧和远见就至关重要,这便是一个案例。若细心揣摩,一个民族之饮食、服饰、建筑史很有意思,如古之早有秦砖汉瓦,万里长城,与西方相悖,中国却为什么一直不用砖石作主要建筑材料,反用容易腐烂的木材?不仅民居,包括皇宫也是如此!是战乱频繁,一定时间便改朝换代,一切均又推倒重来,使人们不愿作长远之计吗?而木材的寿命与中国一个朝代较长的寿命正好大致相近,但这仅仅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只有用“认知”才能科学解释:中国人急功近利,有经验主义倾向,参悟不透砖石建筑从长远功利言,比木材建筑更划算。再推而广之,中国有经验的中医、武术、手艺、权术……却鲜有科学的医学、武器、机械、体制……在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与会学者如蔡定剑、王长江、汪玉凯、吴稼祥认为阻力越来越明显,其就是党内既得利益。当前,更有一些人将极为复杂的、多因素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变迁阻碍,简单地归结于良知与勇气问题,如李钟琴先生发表的“威权与后威权时代政治家的良知和勇气 ”一文就是典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4月17日 ) ,据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还转播了这篇文章,但政治决策的过程实际远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之所以走到今天之地步,社会问题丛生,实属别无选择。因为至今国际、国内尚未有革命性、建设性的实践与理论材料,提供给中国政治家判断和选择。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决策确立的过程,邓小平的个人政治权威与政治韬略(认知)起了决定性作用。如他提倡“不争论”就是一正确的抉择,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无任何经验可借鉴,与其空泛争论,不如在大胆实践尝试的进程中,把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但他之所以“成功”地做出学习、借鉴“东亚模式”与“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判断和选择,却是各种国际、国内实践与理论方面的客观因素促成的。主要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斯大林、毛泽东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铁托的公有制市场经济三大试错结局,及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风景这边独好”。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试验失败,似乎堵死了公有制市场经济之路。

  上个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曾经在短时期中模仿过苏联,实行集中计划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但在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下靠集中计划来实行工业化的效果不好,加上很快与苏联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开始转变自己的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的根本改革建立了一个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南斯拉夫建立的新型工人自治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50年之后的20多年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西方国家的标准衡量是很高的,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国,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个人有更多的自由,使她周围实行苏式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羡慕南斯拉夫人。但另一方面,南斯拉夫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物价不稳定、生产增长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所有其它东欧国家,更仅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特别是市场化下,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巨型的生产贸易企业支配了大量的资本,垄断了全国的市场,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个人收入差距也更加因此拉大,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南斯拉夫有2%的人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约30%的人则接近这一水平,而约20%的人却仅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这些都表明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联邦德国研究经济体制的专家梯莫在1995年便断言:“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瓦解证明,由于其体制固有的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样在实践中都失败了。” 但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南斯拉夫堵死的只是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歧道。

  毛泽东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则认为,在南斯拉夫有公营企业蜕化变质问题。这些公营企业名义上是工人自治,实际上却被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所占有。生产资料实际上属于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掌握着公营企业的财产和人员,并从中攫取好处。他说:“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对毛泽东的误读——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保罗?希利 ,新英格兰大学人文学院,阿米代尔,澳大利亚;乌有之乡网2009年4月24日)其实,毛泽东这些判断和指责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实际铁托在这一问题上恰恰同毛泽东一致,而且都是错误的。毛泽东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铁托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失败都是同一原因,即将权力道德化,不主张权力优越,不允许权力竞争,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权力者之创造活力与积极性,使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理应比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竞争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一样效益不好,其与我们是同一根源,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道德化则如我“权力唯物论”一文所指出:“在权力优越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务实的灵活态度。在利益机制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体竞争。于权力道德化与权力优越问题上,自然也是一以贯之。资产阶级表面上虚伪地宣扬、主张权力道德化,在实际中却承认和给予权力很大程度上的优越,并进而正大光明地实行权力公开竞争。诚然,权力竞争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初创立到不断发展完善,其间也曾经经历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并且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虚伪、不公正不公平之处。然而,这种机制为资产阶级统治选拔、造就出了大量的杰出政治家与优秀政治人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错误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从非唯物主义的权力道德化角度认为国家(其实质上就是权力)“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去争取阶级统治的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马克思语),其存在的时间将极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铁托领导下的南共联盟正是据此认为,国家应当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开始消亡。在消亡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和职能减弱的同时,各个下级的“社会自治”的集体的作用应该增强。财产不应归“国家所有”,而应归“社会所有”。否则,就会蜕化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则会脱离人民,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所操纵的国家垄断。以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为根本动机,南共联盟才主张实行经济上的工人自治,使工人参与没有官僚主义的民主政治活动,并由此成为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中心。

  我曾早就(1998年)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公共权力代表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利益,否定权力优越,在权力上企图实现一种权力道德化式的平等,受到损害的更最终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自己。权力者是社会的公仆,只有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权力义务与责任,没有与非权力者不同的权力优越权利。这种虚伪的公正平等,在现实中要么不可能真正实行,要么实行了也不可能真正的公正平等。现实中正是二者兼有之。”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工人自治制度在法律上将企业的权力置于工人集体手中,但在实践当中却无法充分地运行;因为工人自治制度下产生一种利益冲突,冲突在于企业有不同类型的员工,它们对于一个给定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的决策结构真正是在其全体成员之间实行民主,就出现一种“投票悖论”,使得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无法形成一种理性的、内部具有逻辑上一致性的目标函数,导致企业行动上的混乱或无所作为。于是南斯拉夫企业的领导和经理们就成了企业中互相分歧的利益集团的中间调节者,他们由此而实际上具有了支配性的作用,进而造就了所谓的“技术管理阶层”和“中产阶级”,国家放弃的经济权力并末落到工人集体手中,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转移给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们。“经理阶层”截留了很大一部分工人自治的权利,他们不仅脱离劳动群众、侵犯工人的自治权利,而且利用自己的职权非法致富。按自治制度的规定,企业的基本业务政策由工人集体决定,经理的职责只是执行有关日常工作的决定。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工人并不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实际上经理阶层垄断了管理的职能,使工人处于低下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经理管理企业的实际权力没有受到什么限制;而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所行使的决策权也往往要比一般工人大得多。另外又吊诡的是,工人自治制度下由员工集体掌握企业的最高决策权,还倾向导致工人自治企业行为短期化与内部个人收入趋于均等化及有一些经理的权力却很有限。在一些企业中,特别是在那些平均收入很低的企业中,这种情况的确出现。1968年,南斯拉夫全国约70%的工人的收入都在偏离全国平均工资的差距不超过20%的范围内。因此,工人之间工资差别过小,对个人的努力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此外,企业太政治化,以致其员工花在企业政治上的时间比花在生产上的还多。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在公共权力领域必须强调、肯定客观利益机制;权力唯物论,包括社会主义权力优越、社会主义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权力竞争,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及社会公共组织的圣经。反之,在公共权力领域本末倒置地强调、肯定主观道德机制,则必然只会是将社会主义制度引向死路。其一如我在“权力唯物论”一文中所指出:“按照这些结论,目前社会主义的困境,原因不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在于经济体制,而也许更主要是在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为了摆脱困境,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或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而不突出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其无异于头痛医脚。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密切联系,社会主义病在脚上(经济),根却在头上(政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不是由于道德性,而是由于客观性。权力道德化过去使社会主义公有制陷入困境,现在仍在使她陷入困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至所以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也未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领域权力体制上的权力道德化,否定权力优越,否定权力竞争。在计划经济下,她使我们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在市场经济下,她又使腐败始终困扰我们。”权力道德化正是权力“潜规则”之父:道德化使利益界限模糊不明晰,权力之边界不规范,反而利益的驱动下权力必然会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边界;在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政治市场交易中,正好“浑水摸鱼”,有能力算计加害对方。权力“潜规则”正是应道德化之运而生。趋利避害为人之本能,利益左右下,正可谓“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权力道德化的功用虚伪有限得很。写到这里,我重复一则幽默笑话:一位顾客在吃羊肉面时,发现一根羊毛,便把老板叫来,不料反被训道:“混蛋,两元钱的羊肉面,你还想吃出一床毛毯来?”其实,这个老板还很有点“阿凡提”的智慧,话里包含着上面那个深刻的哲理,即“一分钱一分货”,利够高就不会有这种不卫生的“潜规则”了。我历时二十余载完成的《论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从公有制、公共权力和反腐败的视角提出了一种新科学社会主义,期待其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出的革命性、建设性理论,能引起中国当代政治家们之注意,以判断和选择离开目前的“东亚模式”与“欧美模式”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回到科学的、权力唯物论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道上来。

  毋庸讳言,目前大多数人都持一种权力道德化观点,2009年6月12日出版的《杂文报》刊登了一篇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室副主任张召忠少将对我国之公务奢华进行了猛烈批评的文章,就很有代表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先说公款吃喝。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再看楼堂馆所。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而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都比人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都豪华。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再说公务车的使用。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这样大大减缓了城市的交通压力。然而,在我国,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他这里推崇肯定的西方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正是我们所应放弃和超越的。我在十几年前写下的“权力唯物论”一文中就已经说过:“对于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其根本利益所在,这种由资产阶级垄断的经济权力私有上的优越,必然要排斥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的优越;否则,国家公共权力的优越势必损害或影响资产阶级经济权力私有的优越垄断地位,资产阶级理所当然要将权力道德化,使国家公共权力者真正成为为资产阶级利益忠实服务的‘公仆’,对权力优越采取各种措施手段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对于无产阶级,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根本利益所在,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如前所述,其于社会公共权力有着一种天然的渊源和联系。可以说,没有一个强大的、优越的公共权力,就没有公有制、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一切。”

  其次是利益,政治家对现行制度的态度不是道德使然,而是经过算计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其个体利益最大化依赖于制度结构,或也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收益水平。因此,利益可致政治家“激进”,也可致政治家“保守”。俗话说“利令智昏”。如上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建立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至今20多年几无结果;再如我国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也进行20多年了,同样是“分开”和“转变”如此之难?如果说,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带综合性、全局性的问题一时半会儿难以理出个头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这样相对单一的“简单问题”就不应也如此。反之,一些涉及普通民众的教育、医疗改革以及管理收费事项,政府部门决策则何等果断、快捷。这是因为那些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其背后有既得利益群体阻挠。而“既得利益”是一种不合理却合法的“制度定息”,意味着由于既有制度结构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掌握着利益实现的制度化手段,能依据此配置权力及社会资源而获得制度外的溢出利益。其利益对立面有二:一为被剥夺利益,一为非法之利益(腐败);前者是其存在的前提,后者则使其有丧失之危险,但由于孪生关系,却又“投鼠忌器”。谁是这种既得利益的拥有者?有各种各样的群体或集团。权力阶层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或集团,而其他的既得利益者则往往与这个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为何难?就难在这里!改革不是革命,它是自上而下的,其主导者与实施者是权力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原本可以得到的将不再可以得到了,已经得到的也极有可能会拿出去,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改革实在是难啊!改革以来,我们至少曾把党政分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党内民主、村民自治等选择为政治改革突破口,可事实证明都不成功。党政分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均涉及优良政治资产,触及既得利益,遇到的阻力比想象的大得多,突而不破,推而难动。连邓小平在谈到政治改革时也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村民自治因涉及的是不良政治资产,则长足进展,却由于政治活动的分层性明显与其社会政治资源贫乏,难以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相反其处处受制于县、乡。总之,想要权力阶层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是困难的,可不进行主动的改革又是十分危险的。在貌似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已变得日趋尖锐,普遍的积怨与愤懑如地底下炽热的岩浆在奔突着,随时都有轰然爆发的可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便是社会危机总爆发前的危险信号。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了,“秦(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但是,既得利益问题其实并非像人们想象那么简单。如我国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提是权力必须优越(西方国家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如前所述,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下实际承认和给予权力很大程度上的优越),否则,其会像我在“权力唯物论”一文中所讲:“在这种权力道德化而非客观化的反腐败思路指导下,我们对权力的要求上道德化,而处理权力越轨上却不得不客观化,实行双重标准;因为若处理权力越轨也道德化,则会导致整个地否定权力。”这正是我国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一再难产的根本原因,按照现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之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标准,严格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整个官场在道德上都要全军覆没。试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者,在比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更虚伪的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之下,真正又有那一位实权者没有享受到或多或少的权力优越?他们之待遇、收入不稳居于当地社会顶端或上层?但要撕下权力道德化的虚伪面具,让民众直接面对和接受这权力优越的客观现实,就必须使权力的取得要通过公开、自由、平等地竞争,才可能让人们口服心服。这是一个当局者两难的窘境:权力道德化要掩饰权力优越,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则要撕开这一掩饰。其一如南京政治学院的肖余根先生所言:“在外国元首因多吃一道菜可能被迫向国人道歉的时候,我们还在为‘政府招待费’是不是机密、能不能说而争论不休。”可这一两难也并非无解,只须当局者痛下决心“刮骨疗毒”,在权力竞争的前提下而权力优越,即可治病救党、救社会主义。我这里有必要再重复“权力唯物论”一章中的一段话:“权力要求优越,这是权力本身客观或必然的要求;否则,权力就不将成为权力。权力道德化不要优越,只能是虚伪的。权力优越在权力系统内是由于领导与被领导,在社会系统中,则是由于管理与被管理,并最终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重大责任价值这些客观存在所决定的。权力本来就是追求一种等级秩序,而不是绝对平等。权力象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一样,追求优越。因为权力需要优越才能有权威,使人们尊敬服从;权力也需要优越才能有效率,以吸引有才干之士。将权力神化,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必然引起权力者的暴政专制;将权力道德化,要求人民自觉服从,则必然引起权力者的虚伪;只有恢复权力本身的客观存在,将权力客观化,才会使人民自然服从,也才真正有可能避免在权力道德化的遮羞布之下,必然滋生之腐败。”

  制度变迁之既得利益阻碍其实质是路径依赖,或换言之制度变迁之路径依赖其实质也就是既得利益阻碍,除非选择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如棋局,政治家是棋手,对手是历史客观自然“程序”,且“棋手”与“棋子”之间是互动的,因而更错综复杂。任何政治家、任何时候与任何制度变迁面对的都是一盘历史“残局”,这就是路径依赖。其“残局”即“现在进行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既得利益则依附于上。除非发生革命性的“突变”,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变迁到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变迁到社会主义制度。要破解依附于路径依赖之上的既得利益阻碍,先必须通过政治家自身的认知这一关。当然,权力者必须慎重算计,要充分考虑现实利害得失;还须善于人事上的瞻前顾后与“左、右”周旋,要维持深厚广泛的政治人脉……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不会仅凭借思辨与推理,特别是不会停留在主观感受和愿望上面。但真正的政治家则不然,他们具有远见卓识,能抛开一时的、个体的利害算计把握历史。如华盛顿、毛泽东、邓小平、蒋经国……诚然,他们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认知上的观念非常重要,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认为民主比君主更科学。毛泽东晚年以“准备跌得粉碎”的政治勇气,另起炉灶发动“文革”,去寻求一条社会主义“大民主”之路,虽后果另当别论,但相信历史不会全盘否定其试错意义。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理念而非利益(不甘安享高官厚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毅然顶住“凡是”派的巨大压力,奋勇推动国家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政治新局面。更现实的有温家宝总理最近直言:为推进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真正的思想家也如此,少了一些利害得失考虑与人事干扰,唯真理与国家、人民利益是从。我真诚的奉劝与呼吁执政者向他们学习,为了中华民族的安危与福祉,放弃一点个人的、小集团的甚至是整个阶层的利益,主动地开始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兴败存亡的十字路口,希望执政者能有一份道义的担当,能有一份历史的责任感。我仅一介书生“位卑未敢忘忧国”,除了呼吁、论述、上书,实在很难于此事关国家、人民之利益的天大问题上,有什么更多、更大的贡献,但也时刻准备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言尽于此,望在上者明鉴。可这个问题,看来单是学者呼吁、论述、上书,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动人民公开签名、请愿等等,总之付诸行动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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