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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中国改革“总体乐观,问题多”

作者:周项、陈霄  时间:2014-01-26

  谈及当前与1978年改革面临的不同形势,傅高义指出,经济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都有影响

  对傅高义(Ezra F.Vogel)的专访安排在临近晚饭时分。窗外暮色四合,台灯扭开,桌面上散放着各种语言的书籍和书写整齐的笔记。83岁高龄的傅高义略微起身,对笔者的到来示以欢迎。

  “在你身上我深切感受到了全球化的烙记。”

  “怎讲?”

  “你身为一位犹太人,拥有德语姓氏,这意味着你的家族源于欧洲,你出生、成长在美国,又相继学习日文、中文,潜心东亚研究,七十岁退休后又以他者视角着笔刻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舵手邓小平。”

  爽朗的笑声打破了略微沉闷的气氛,专访由此顺畅展开。同许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一样,傅高义的语速不太快,但逻辑清晰分明。他于1958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耶鲁、哈佛执教东亚研究与美日中关系,期间写出多本中日以及东亚其它国家发展路径的研究专著。1993年,他甚至暂时离开教职,为美国政府担任东亚情报官一职,亲自参与对中日关系的协调工作。在哈佛1997年成立亚洲研究中心时,又担任首任主任。

  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一次与友人偶然的谈话给了他想法,他决定写一本书,通过对邓小平时代的叙事,揭开中国的改革路径。经过十年潜心研究,2011年他出版了《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3年以《邓小平时代》为题名在中国大陆发行简体中文版,当月即登上新浪好书榜首。短短一年里,这本书销售出71万册。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35年后,中国再次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你认为两次改革面临的形势有什么不同呢?

  傅高义(以下简称傅):不同太多了。最主要的不同在经济上:35年前,当邓小平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政治一片涣散,经济极度贫穷,庞大的人口还要考虑如何生存的问题;今天的中国有着世界第二的GDP,人口素质、教育水平都比以前提高许多。

  不过更好的经济条件并不一定意味着改革更轻松。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贫富分化,与八十年代那种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相比,遇到的阻力会更大一些。

  而且,当人们生活水平已经相当高的时候,很难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能从改革中获益,也就更难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是中国目前很现实的两点问题。

  记:曾有人断言中国的改革是互联网逼出来的。信息化对中国改革有何影响?

  傅:这是又一个根本的不同。我们今天处在网络时代——与1978年相比,人们今天拥有了互联网。

  普通人在公共事务中话语权的增强正迫使国家改变其社会治理的形式。决策者在制订公共政策时要极端谨慎,因为任何纰漏都会被放大,从而导致威信的丧失。留给政策制订者的空间将更小,因为他们需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信息化的浪潮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美国也同样——围绕在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辩论让美国政府认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任何试图操纵舆论、控制信息的努力都会失败。这个教训值得全球的政府学习。

  记:国际环境有什么不同?

  傅:国际环境上的差异主要在美国。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与发展中,美国几乎提供了全力支持——当然,这也有着时代背景:美国的劲敌苏联还存在并与中国交恶;中美差距巨大,即使加以支持中国也很难赶上更不用说超过美国。

  但是今天美国面对的是一个综合国力仅次于自身的中国,在各方面已经显露出了竞争者的潜力。美国是否会继续提供支持、能提供多少支持,目前还不明朗。

  记: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来缓和中美之间的对抗态势。

  傅:这正是要点。“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很明智的建议,因为它说明了中国是不愿意与美国对抗的,这对减少常见的大国间互不信任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是新型大国关系更多的是原则层面,还需要许多具体的落地举措,才能在互动中消解中美之间可能的对抗。

  我想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对互信产生较大的作用。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对外很坦诚,特别是去年6月加利福尼亚的习奥峰会,中国领导人在向世界展现自己的诚意。这样的举措应该更多一些。

  记:那您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呢?

  傅:总体乐观,问题多。(注:采访以英文进行,但谈话至此,傅高义忽然用中文说出这七个字。)

  记:为什么乐观?都是哪些问题?

  傅:新一届领导人展现出了足够的政治凝聚力,自信、平和、开放的个人风格加上果断的反腐败行动也凝聚了更多的共识。但是问题多多,不解决好的话也会影响中国的改革前景。

  比如腐败。与法律传统悠久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漏洞——有权力的人甚至可以不用违反法律,只需要用影响力就能获得很多利益,也会有很多人在他的影响力下给他提供便利。相比被审判的贪污犯来说,这种“合法”的腐败更难根除。

  再比如,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在我的书里,我曾说过邓小平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对于1978年经济贫弱的中国是急需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这种差距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很高兴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推广社会保险、发展落后地区等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需要做的还很多。这也对新领导团队是一个挑战,当然,我还是对他们的能力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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