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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到底有没有逻辑:读周其仁

作者:任孟山  时间:2014-04-27

  摘要 : 汪丁丁:我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要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经济的。

  《改革的逻辑》之书名看上去好像是讲改革遵循着一套既定的逻辑规则,其实不然;假若如此,不至于产生改革过程的曲折与风险,以及当下继续推进改革的艰难。由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在这本书的“跋”中写到:“改革的逻辑,与前不久张维迎一部作品的标题‘市场的逻辑’,两相呼应。……这两部作品的标题所称‘逻辑’,是口语意义上的类比,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自洽体系。”也就是说,无论是“改革的逻辑”,还是“市场的逻辑”,都与学术意义上的逻辑无关,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出版社卖书的噱头。因为,严格来讲,改革没有逻辑,或者说,改革没有既定的逻辑,大抵只有邓公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件相当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不知道石头会有多小,行进过程中还能否摸得到,也不知道要过的河有多深,会不会突然出现大风浪。换言之,在这种背景下的改革,并不知道往哪里改和怎么改。在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行动,是不得不做出的举动,所以邓小平讲“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不过在经过多年的改革之后,人们开始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周其仁先生总结出的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的问题。”

  这是对推进改革多年之后人们回望改革的解释,符合经济改革层面的彼时情景。正如周先生发明且常常提及的“超级国家公司”概念,即计划命令体制实际上是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意味着下达命令者能够知晓并掌控国民经济运行的所有信息,审时度势地以命令调整其中的所有细节,但实际上,这完全超出了任何一个人或者所有人的经验,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结果就是,改革之前的短缺经济另国民备受煎熬,必须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来改变一个大国的窘状。

  《改革的逻辑》由于是一本论文集,虽然算得上都是与改革相关的文字,但其中涉及的领域并非只是宏观意义上对改革的论述,还包括重新界定产权、土地制度改革、货币制度改革、私人资本与国资转让等具体议题。难得的是,即使这些让普通读者看上去很专业的问题,周先生还是说得深入浅出,不会有经济学学院派文字的艰涩和令人眩晕的模型。看过他另一部著作的朋友,应该不会反对我这样的看法。那本著作的名字叫《病有所医当问谁》,讨论的是有关医改的问题,是几十篇专栏文章的结集,是基于可观察经验事实的分析和解释。当时专栏连载的时候,我就基本每篇都读过,对一个经济学家下这么大气力去研究和讨论这样的具体问题而且又写得颇有意思,很是感到服膺。后来阅读到周先生的人生经历,才明了他有勇气身居象牙塔却不甘专做高深学问的原因。

  在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周先生在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之前,曾在黑龙江完达山狩猎七年。这种人生体验形成的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日后深入其治学骨髓,并使其乐在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虽然那差不多是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原因是“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也正因如此,周其仁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超过了很多在专业更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学者选择远离社会专心治学或治学同时介入社会,哪种方式更具价值或更有意义,是自大众媒体产生以来就被争论的一个话题。比如,在中外都曾热烈讨论过的“知识分子与报纸”、“知识分子与电视”,等等。报纸遵循的是版面逻辑,无论你是多长的文章,版面上只能呈现三五千字,其他的都得删掉;电视遵循的是时间逻辑,无论你有几个小时的宏论,电视只能给你五分钟的画面,其他的只能割舍;其中的矛盾一目了然。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接触就要冒被断章取义的风险,这也是我们为何经常会看到媒体上爆炒某某教授如何出惊天之语。其实,细读之后,可能发现题目与内容南辕北辙。实践发展的结果就是,有人躲在象牙塔,不与媒体结缘;有人愿冒风险,与媒体熟稔。我曾在媒体工作,现又在大学教书,我尊重每一种选择的知识分子:这个世界总要有人玩点高智商的艰深学问,也总要有人愿意通过媒介给公众提供比一般人高明的解释。周先生显然是后者,而且做得相当好,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写像周先生这样的人所出著作的书评。

  由于周先生是位经济学家,《改革的逻辑》主要讨论的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或者从经济出发旁涉到其他领域的改革。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他的观点是“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自转型中国的宏观视角而言,历经30余年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改革之后,中国必须直面继续为经济与社会改革提供动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完全同意汪丁丁先生所言“我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要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经济的”。当下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在政治领域并延伸至其他所有领域的限权与分权,这就是世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强力推进反腐和李克强总理高喊“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资深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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