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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南下广东:继续改革之路

作者:  时间:2012-12-16

  12月7日到12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广东考察。对于民众而言,这是近距离认识和感受党的新领导人的机会;对于习近平而言,这条路线可能有更特殊的意义。

  习近平一路走过深圳、珠海、顺德、广州,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20年前被冠以“92南巡”符号的考察路线,在中国当代政治环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自1992年再往前推14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起始年。这一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刚刚从16年的政治迫害中解放出来,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巧合的是习仲勋初到广东进行两个月考察,第一站也是当时还被称为宝安县城关镇的深圳。次年,习仲勋正式向中央提出,在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建立贸易特区。邓小平将贸易提升为经济,广东先行一步,深圳珠海先建立经济特区。34年后,习近平视察的深圳已经是一座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34年中,他从一个基层干部,逐步成长为党的领导人。五天的行程是父辈们敢为天下先,为中国杀出的一条血路,也是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道路。此行,睹物思人,个人情感上的激荡是避免不了的。

  改革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人习惯用代际划分人群,对于五六十岁这一代人而言,有着很多独特的代际符号。因为大多做过知识青年,被称为知青一代,又因为成长在红旗下,也被称为红旗下的一代。如果从更宽广的时间来看,这一代人在经历政治运动时代的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之后,真正安定成长的时代是改革开放时代。同样,在经历了播洒热血,奉献青春之后,他们真正辛苦工作,发挥作用的也是改革开放时代。他们是改革历程的见证者,也是奉献者,改革也是这代人的代际符号,也是迄今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这种重要性,习近平讲得很清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这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如此高度联系的国度里,改革开放也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一招。

  事实上,这种命运改变的体验是一个共同的经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指出,在中国改革之前,农民几乎没有决定自己生产什么、向市场提供什么的自由。这并不是来自于后来的学习,而是李克强自己亲身经历,“过去我当村长的时候,每天早上要指挥每一个生产队甚至是每一个农民,你干什么、他干什么。现在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没这个权力。”亲身经历的事件是最有说服力的,对经历改革的一代人而言,改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改革的艰难的体会更多则是来自观察。

  这种艰辛的直接体会者是当年改革开放的启动者们。34年前习仲勋来到广东之后,第一件要处理的难题居然是“逃港”。1979年,有谣言称为纪念伊丽莎白二世登基,香港将给非法留居者正式居民身份,导致广东省发生了偷渡潮,甚至有村庄一半的精壮劳力一夜之间全部泅水偷渡香港,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多,为历年之最。为什么抛弃家园,逃往香港,习仲勋在当时宝安的收容站里亲自与外逃人员座谈,随行的南方日报记者记录了这番对话。习仲勋问:“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而根据当时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吴南生的调查,当时深圳边境线宝安这边一个农民劳动日的工分收入约为七角钱,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元,两者差距悬殊竟达一百倍。现实的差距,比一切纸面上的优越性都要有说服力。这种差距,给执政者一种特殊的窘迫,民皆弃之的情况,在毗邻港澳,向来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更为强烈。见一叶落而知岁将暮,对于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习仲勋而言,国运将何,是让人忧虑的关键问题。

  那个时代这种忧虑感从上到下。如果翻阅历史的话,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有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这既是向世界传递“文革”动荡的结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一种焦虑建国三十年了,国家到底要走向何处,国运如何才能昌盛?后代人对于这个时期,总习惯使用改革共识的形成。但是客观分析可以发现,共识更多是结束“文革”,而未来怎么走,却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也正是基于此,先行一步,才显得那么重要。特区的实际作用,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得大,但是特区出现的意义则是巨大的,这是广东先行一步的象征,也是改革决心的表示。广东有自己的地缘优势,可以发挥,那么其他地区呢?资源优势,产业优势,都可以自我发挥出来。局部的突破带来的是全局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改革启动者所希望带来的变化。邓小平用“杀开一条血路”,来表示任务的重要性。这种嘱托的重要性只有经历过战争艰辛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是突围的重任。

  走向民间重温改革起点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本身的政治内涵与“杀出一条血路”基本等同,14年后邓小平南巡到深圳清楚地讲出,中国如果不搞改革开放,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这是他个人对改革的肯定,他身后则是千千万万人潮奔涌到南方,这是亿万民众对于改革道路的选择和肯定。在这里,道路本身不再是重要的问题,解开束缚是最为重要的。邓小平将其凝练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能够做什么,对于前行者而言,这是比各种理论体系都有意义的东西。蛇口工业区将其立在码头之上,意见总是有的,但是没有什么比成绩更重要。走过20世纪80年代的大胆假设,先行一步,90年代的改革则是全面而统一的。这种潜能的释放是惊人的,逃港成为一种记忆,中国崛起才是主旋律,口岸不再是中国偷越国境的目标,而是世界奔涌到中国寻觅财富机会的标志。对于改革的启动者而言,这无疑是成功的,他们担负了艰辛,也应得到这样的赞誉。

  今天习近平视察的广东,不要说与34年前,哪怕与10年前比都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 .5万多亿元,超过亚洲四小龙。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拥有的执政基础无疑要比父辈好得多,但并不意味着就轻松得多。光阴荏苒,习近平已经从一个决策的执行者成长为一个决策者,担负起政治艰辛。他选择以朴素的、轻装简行的方式来到广东,没有红地毯,没有庞大的车队,也没有封路。其中的政治内涵与作用,自然会引起各界的思考。但是如果稍作回忆的话,他的父辈开创这一切的时候,红地毯、豪华车队乃至星级酒店都是没有的。没有庞大的调研机构,领导人必须亲自到田间地头了解情况,没有文山会海,省委书记可以有机会直接参加县级党政干部会议,也没有高楼大厦与成群的护卫陪同,领导人可以直接和民众见面。虽然有各种不同意见,但是如果有改革的决心,行动起来,自然会凝聚力量。

  伴随着改革进程,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庞大,领导人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被这个体系本身所放大。甚至于献花、走访都成为了一种仪式,改革所具有的冲破束缚的本能在逐步弱化。十八大之后,中共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改进。此番习近平视察过程中所显示的这种低调亲民,既是践行这八条规定,也是打破这种改革仪式化的闷局的某种表态。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他的父辈以何样的方式开始了改革,今天他也以相同的方式回顾。

  改革不进则退没回头路

  我们回顾过去,必然希望要给今天带来改变,而改变对谁而言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事实上,与父辈相比,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更多,机遇也更大。父辈们担负着杀出一条血路的重任,只能义无反顾的前行。邓小平、习仲勋、任仲夷都不同程度地直面过姓资姓社的问题,兴建特区的方式也被质疑过。而今天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价值皆已多元的中国,一个利益日益分化的中国,反腐败进入深水区,民众的政治意识又日益清晰的中国。于中国而言,过去取得的成就是应有之义,未来需要达到的高度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这注定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能站在父辈的肩膀上去谋求更高的高度。

  整个广东之行,“改革”是他反复说的内容。他说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同样他也明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他指出改革要面对利益固化的藩篱,必须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他强调改革不进则退,没有回头路可走。措施可以探索,但是道路不容模糊。

  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而言,所要带领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要领导的党则堪称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改革已经进行了34年,初始的改革远远比后来改革要容易,改革启动要比改革继续要容易。后来的改革者注定要面对更大的改革艰辛和风险,也可能收获更大的政治荣誉和历史功绩。一个对自己有着充分政治信心的人,也一定会有充分的政治判断。这值得期待。

  陪同习近平一起向深圳莲花山公园邓小平塑像献花的人中有四位老者,都是随同他的父辈一起创立深圳这座城市,开始一个历史篇章的人。曾经的改革先锋,而今已经垂然老去。而他们身后,改革一代真正走上了改革舞台,这座城市再次见证了改革过程的交接班。或许今天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悲壮,但是依旧有着一种凝重,凝重来自于期望,它体现在国家领导人的脸上,也埋藏在民众心中。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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