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区域发展
当前位置:中国改革 > 区域发展 > 城市 > 改革实践

任远:由“进城”和“返乡”共同构成的城市化

作者:  时间:2010-10-25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我国宏观上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在微观上则是人口“进城”和“返乡”两个过程综合的结果。因此,努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城乡结构的重新构造,也需要从流动人口行为模式中进行深度的考察。本文讨论了四方面问题:一是流动人口“进城”和“返乡”的综合过程对城乡发展的影响;二是城市部门如何引导流动人口的“进城”,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三是城市部门如何适应流动人口的“返乡”,通过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进入农村带动农村发展;四是为建设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通道和机制,努力探索和推进相关的综合改革。

关键词:进城;返乡;城市化

任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与社会融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也得到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和“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状况研究”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日益增多,从已有的研究看较多地关注城乡与地区之间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发生,这并不能说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完成。而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行为模式看,其中部分流动人口逐步在城市沉淀下来,融入城市社会,与此同时,多数流动人口则逐步返回农村或者流向其他城市,形成一种非永久定居的移民(李春玲,2007)。非定居性移民和非终生性迁移,成为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它表明我国在宏观上是人口城市化过程,在微观上则是人口进城和返乡两个过程综合的结果。因此,努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城乡结构的重新构造,需要从流动人口行为模式中进行深度的考察。

本文将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流动人口“进城”和“返乡”的综合过程对城乡发展的影响;二是城市部门如何引导流动人口的“进城”,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三是城市部门如何适应流动人口的“返乡”,通过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进入农村,带动农村发展;四是为建设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通道和机制,努力探索和推进相关的综合改革。

一、进城和返乡的综合过程及对城乡发展的影响

从流动人口的行为模式上观察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乡城迁移和流动,即流动人口象潮水一般涌入城市,又不断地退出。其中部分人口在城市中不断发展、逐步沉淀下来。从农村部门的角度来看,在农村生产率压力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共同作用下,农业剩余人口不断外出就业,同时外出的流动人口又不断返乡和周期性地回乡。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那些在城市中继续居留的往往被视作“成功者”,而返回农村的则被认为是“失败者”(谭深,2005)。

因此,真实的人口城市化并非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样的简单过程,而是在乡城之间不断发生着的进城和返乡的总和。这使我们对每个时点的流动人口数量背后的人口迁移模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例如,上海的流动人口数量从1983年的50万人增加到当前的700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2%.而进一步看,每年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也是持续增加的,1983年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约35万人,1988年为72万人,1993年受浦东开发的影响,年新进入流动人口达到178万人,1997年为114万人,2000年为164万人,2003年为176万人,当前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约为18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每年又有150-160万左右的流动人口离开这个城市,其中当年进入城市,又当年离开的人口大约有90万人,而另外的一些则是以前各个年份中来到城市然后又离开的。

因此,每年的流动人口集聚数量在增加,同时流动人口总体上在城市沉淀下来的趋势在加强,使城市中外来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

这种进城和返乡共同发生的过程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产生了新的判断。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是36%,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46%,考虑到1.4亿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多数是并非在城市永久居留的“暂时居民”,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可能还没有这么高。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每年约增加1%,这个速度是非常迅速的,但如果我们去除非定居性移民的数量,我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不仅落后于世界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落后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原因。相当大程度上,“民工荒”表现了我国城市化过程的相对滞后。

这种进城和返乡交织的过程给城市和农村带来不同的影响。对于城市而言,这样的非定居性移民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对流动人口灵活性的吸纳和非正规的用工形式,形成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还可避免经济风险对城市发展的冲击。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东部沿海地区出口经济遇到困难,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而通过流动人口的返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这种非定居性的不利影响则在于:流动人口对在城市发展有着不稳定的预期,流动人口难以转变成为现代产业工人,使熟练性的技术工人无法成长,从而削弱了制造业得到内在强化的能力。劳动密集型的短期用工对于生产加工性的制造业生产是有效的,而现代制造业需要的熟练工人却不能依靠一年一度的短期招工得到满足。另外,当企业工人没有对企业和城市产生归属感,这样的劳资关系也很难形成高质量的生产,难以针对流动性很强的短期雇佣关系来实施企业的质量管理。就业的不稳定性,限制了企业对流动人口进行职业培训的动力,而流动人口经济收入相对较低,和流动人口自身对城市预期的不稳定性,使流动人口本身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和能力都不足。从城市管理者来说,流动人口的非定居性,使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数量判断也是非常模糊的,并且对流动人口究竟是否会在城市生活及要停留多少时间也是无从知晓的,因此城市部门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决策。

进城和返乡相交错的过程对农村部门也会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人口流动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生产率,也提高了流动者自身的视野。但是流动人口外出对于农村部门也形成精英人才的流失,农村公共积累能力被削弱,留守儿童的教育弱化和中途辍学的情况有所增长,使新一代的农村劳动力又继承父辈的经历再外出打工,使农村发展存在陷入不断循环的长期性贫困的风险。进城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在年龄较高以后返回农村,反而增加了对农村养老的压力。与此同时,实证调查也发现流动者在城市部门的产业经验和知识也并非完全对其返回农村有积极作用,因为在农村地区,有很多城市部门的知识和技能并没有用武之地。

这样的进城和返乡交错的过程,表现出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性制度体系对流动人口生活和发展的不同影响,也反映出流动人口与城市和农村制度体系互动的模式。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他们是从自己的预期收益、发展目标、生活安排等出发,有差异地选择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当对城市不满意,或是能够寻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是自己的生活目标发生改变时,就会再次流动或者返回农村。而城市部门也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对不同的流动人口选择差别性的接纳态度,城市管理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政策,通过政策屏蔽或者政策选择,将迫切需要的流动人口按照某种办法“吸收”、或者“收割”进入城市体系,同时也将部分流动人口排除在城市以外。因此,这种进城和返乡,反映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期望,也反映了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态度。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中国改革论坛 中国改革论坛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 0898-66189066 举报邮箱:info@cird.org.cn 技术支持:0898-66189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