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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立平:城市新移民的“中产焦虑”

作者:仇立平  时间:2014-05-23

  与普遍焦虑相伴随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社会因此变得非常浮躁,就如处在青春期的青年。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青春期”里,如何尽可能将青春期可能发生的“逆反心理”降到最低程度

  最近几年来,有不少人产生所谓的焦虑感。穷人有穷人的焦虑,富人有富人的焦虑;老人有老人的焦虑,孩子有孩子的焦虑;群众有群众的焦虑,官员有官员的焦虑;当然依靠自身努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一员的新移民更有不同的焦虑。

  社会素描: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

  刚富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产生的焦虑可能更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努力,改变了原来贫困的状况,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焦虑主要是两个:第一,能不能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要在市场化过度竞争的环境下,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强度;另一方面,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他们面临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城市中产阶层难免阶层下移的焦虑,即沦落为“下流阶层”。第二,即使勉强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社会地位,他们的另外一个焦虑是,下一代能不能像他们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继续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于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教育的社会里,家庭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事情就是子女的教育。虽然很多人都明白,这样的教育十分不合理,甚至是很残酷的,但是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下,大家都不得不纷纷竭力投入于一件被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中。

  未成年人教育的焦虑不仅存在于城市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城市的焦虑,几乎所有的家庭只要有未成年孩子,哪怕是刚刚成立的家庭,都会将子女未来的教育作为家庭最重要的决策和大事。

  深层分析:社会阶层流动的状态导致地位焦虑

  改革开放以后,不同阶层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提高或改善,因此这些普遍性焦虑被“美好”地称为“成长的烦恼”,但是与普遍焦虑相伴随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社会因此变得非常浮躁,就如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如何正确认知这些焦虑应该是每个人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青春期”里,如何尽可能将青春期可能发生的“逆反心理”降低到最低程度?

  首先,如何看待所谓的“地位焦虑”。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保住已经获得社会地位,并且希望还能更上一层楼,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地位越高获得的资源也越多,生活水平越高。但是高阶层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因此,地位上升总是有限的,而且阶层地位越高,上升越难,会受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的约束。有些学者将此称为“社会固化”或“社会定型”,即因为制度的不合理压缩了了人们的自由流动空间,最为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以及附加于户籍的各种社会保障或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等。而另外一种观点将此现象称为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社会阶层分化更多地呈现出阶层的自我复制,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从原来的阶层中脱颖而出,一步一步慢慢地上升,并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阶层。

  其实,社会阶层流动存在两种模式,即跨阶层流动或长距离流动和台阶式(渐进式)流动或短距离流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到底处在哪种状态,取决于当代中国社会处在哪个阶段,即如韦伯所说的,是处在技术革命或制度革命阶段,还是处在财富分配模式相对稳定的阶段。只有在技术革命或制度革命阶段,才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跨阶层或长距离流动,在财富分配模式相对稳定的阶段,社会流动是渐进的或短距离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制度革命阶段,因此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是跨阶层或长距离流动。但是,自十六大提出要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后,虽然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还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但总体上已经开始进入财富分配相对稳定的阶段,或者说进入常态社会的阶段,社会流动自然就进入短距离或台阶式流动,即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虽然,社会流动还存在不合理的制度性障碍,但即使得到改变,社会流动已经不可能回复到制度革命时代的跨阶层流动。即使如美国这样的社会,在布迪厄看来还是属于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

  其实,地位焦虑引发的不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稳定制度。比如,对于中产阶层发育和壮大来说,国有经济要退出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产业领域,使之成为中产阶层发育和壮大的重要平台;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收入,要重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重要作用,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对于富人来说,要保障他们的合法财富,对于“原罪”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不讲法律地一味追究,将会使社会动荡不安;对于官员来说,要严格界定“腐败”的法律界限,超越底线将严惩不贷。

  理性探讨:风险社会焦虑如何消弭

  人人都在承受工业化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建设,但已经过早地进入贝克等人所说的“风险社会”。中产阶层也有着深刻的风险社会焦虑。

  在我国,风险社会焦虑既来之工业社会的非预期性后果,又来之制度失控和道德失序。以生态危机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是一个悖论,即如贝克等人揭示的那样,风险社会的因素内存于工业社会的制度之中,只要有工业社会,就必然会有风险社会。只是在我国,风险社会似乎来得早了一些。人类面对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选择实际上是很无奈的:是要青山绿水的贫困社会,还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用工业社会的“机器”向自然索取更多的资源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尽管理论界对于先发展后治理,还是生态原则高于一切的争论纷纷不休,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先发展后治理的轮回。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生存和工业社会制造出来的欲望,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人类开始向自然开战,最后导致自然的报复,然后又不得不将工业社会积累的财富用于对环境的治理,从而进入青山绿水的富裕社会。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实现青山绿水的富裕社会,也因为能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问题在于,我们能吗?

  风险社会的焦虑还在于我们的制度不完善甚至制度失控,监管不力,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相对于生态风险,制度失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个不遵守制度,不讲道德的民族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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