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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尊重”让城镇“望山见水”

作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时间:2015-05-11

  制定城市风貌的管控规划必须遵循“三个尊重”的原则:一是尊重历史环境,二是尊重自然环境,三是尊重人文环境

  和谐、有序、多元的城乡风貌的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形象的直观展现。人们往往根据城乡风貌判断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的发展质量。近年来,我国城市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在高速增长的建设体量面前,街道建筑尺度过大、城市景观失控、历史风貌断裂的现象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围绕如何塑造城市风貌,各界人士既有共识,也有不少争议。

  如何在规范与创新之间求得平衡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认为,城镇风貌的塑造有多种途径,但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现阶段,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通过时间的累积去沉淀特色。在这种背景下,对城市风貌的适度规范与引导就显得尤为必要。

  吕斌说:“在什么样的区域建什么样的建筑,至少应该有程序性规定,尤其是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地标性建筑的建设都要规范起来。”

  宝鸡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副局长付菊芳认为,多姿多彩的建设形态共同构成一个丰富的社会,她赞成对城市建筑的形象审批进行程序规范,但目标不应设定为把设计管死。

  长期从事城市设计研究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建国说,强化城市设计、讲究景观控制对城市风貌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但限定到什么程度合适、什么地区要严管、什么地区该放松,却是个需要斟酌的问题。

  一些人士担忧,城市的发展有很多不确定性。过早、过于具体地确定未来场所的空间形态,容易抹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中国作为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应该让风貌控制法规既不成为什么也管不了的空规定,也不成为什么都管的死规定。

  以哪个层级作为规范主体

  本刊记者在全国多个地区调研发现,为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很多地方城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探索。

  比如,安徽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特色塑造的意见》,就明确特色定位、保护特色要素、开展城市设计、加强规划管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苏州市出台了《城乡规划若干强制性内容的规定》,要求“水巷两岸新建临水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36米”,“建筑色彩应当以黑、白、灰为主,体现淡、素、雅的城市特色”。

  为进一步彰显革命圣地氛围,延安市于2012年开始委托全国知名设计院组织编制了多项规划,确定了中心城区整体风貌特色。

  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树隆认为,城市风貌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也是城乡规划中应该包括的内容。从法理上看,城市风貌单独立法是可行的。由于各地城市风貌特征不同,保护与管理的要求也不同,建议城市风貌的立法工作应主要以市、县地方立法的形式进行,不宜在全省范围统一开展。

  有专家认为,城市风貌与地域特色联系密切,不应在国家层面“一刀切”管理。同济大学规划系教授唐子来说,涉及文物保护的问题具有普遍共性,可以在全国分级管理;但地方风貌涉及历史和发展特色,更应该鼓励差异。

  对此,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罗震东认为,由于各地普遍存在的情况是规划部门相对弱势,控详规中虽有城市风貌的控制内容但难以落实。从这个角度说,高层级政府进行必要的约束可能效果更好。

  如何立法保护风貌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在塑造城市风貌的过程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个人审美直接决定“城市基调”,“建设性破坏”等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这一情况,专家认为,对城市风貌的适度规范与引导需要提升到法律层面。吕斌说,发达国家有不少对城市风貌的法律规定。比如,日本《景观法》开宗明义指出,本法之目的系以促进都市及农山渔村形成良好景观,具备优美风格之国土。吕斌建议我国也应考虑出台一部风貌法。

  苏州市规划局总工室副主任朱锋说,我国目前针对风貌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城乡规划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如果要出台风貌法,首先要考虑清楚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此外,目前很多规划的控规、详规里都有涉及风貌的内容,地方也有很多对风貌控制的探索,这些内容与实践如何与风貌法协调也是必须考虑的内容。

  唐子来认为,控制城市风貌、规定新建建筑与历史建筑相协调的内容,在现行的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中并非无迹可循,目前最急迫的工作是加强现行法规的执行、处罚和监督。

  延安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郝生富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风貌的塑造与保护有很多规定,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完善,深化地方文化特色等方面内容,并上升到保护法的级别,即可起到风貌法的效果。

  受访人士均认为,城市风貌是审美层面的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最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应深思熟虑,在深入调研、广泛征询民意的基础上推行。制定城市风貌的管控规划有些原则必须遵循:一是尊重历史环境,认识城市是发展沉淀的结果,维护风貌绝不是简单地将建筑风格回归某一时代;二是尊重自然环境,比如,让行道树等自然色彩发挥景观作用,而非一味强调物质性建设;三是尊重人文环境,创造符合人居的生活空间。

  此外,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参考。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都有视觉控制专家委员会,负责城市的长远规划控制。委员会在保护和塑造城市整体原则下,指导各城市管理职能部门的发展建设,避免奇形怪状的单体建筑或景观影响城市整体环境。

  实现规划观的“三个回归”

  借鉴近现代城乡规划思潮变迁过程中的共性规律,宜明确我国城乡规划的价值取向,加快城乡规划理论、思想的“中国创造”进程,进一步实现城乡规划观的“三个回归”——回归民生需求、回归持续发展、回归民族文化

  当前,我国城市面临着被全球化同质性迅速抹平个性差异的风险。如何构建基于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符合本国国情的城乡规划理论,进而塑造更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不仅事关城镇化进程,也关系到民族历史文化持续发展和文化自信。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借鉴近现代城乡规划思潮变迁过程中的共性规律,宜明确我国城乡规划的价值取向,加快城乡规划理论、思想的“中国创造”进程,进一步实现城乡规划观的“三个回归”——回归民生需求、回归持续发展、回归民族文化。

  民生是规划之本

  虽然流派多样,但近现代规划理论的出发点基本没有离开人的生存、生活、生产需要。

  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推动高速城市化。为了美好生活,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进入城市,但等待他们的并不全是美好。“今天我们纠结于交通拥堵,无奈于脏乱差,当年英国人进入城市后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说。

  由于缺乏应对城市化的思想准备,当时英国没有任何对建筑及其环境进行控制的规章制度,城市变得拥挤不堪。在这种背景下,规划师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倡导空间布局的城乡交融、群体组合。

  20世纪规划界诞生的两大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大伦敦规划”、“美国田园城市和区域规划运动”也都是“田园城市”理论的实践。

  近年来,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广为我国各界接受。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更是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鲜明主题。这些理念如何贯彻实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很多城市的规划更多是关注物质环境、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对人自身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关怀。

  “我们只顾低头拉车往前冲,冲政绩、冲形象、冲GDP,现在是反思的时候了,不能只把以人为本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要有落实。”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吴唯佳说。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说,韩国首尔用4年时间实施“女性幸福城市计划”,政府投资落实各种便利女性的措施,如改造卫生间、抹平地砖缝,将斑马线与两侧人行道的连接处改造为坡形,方便母亲推婴儿车过马路等。“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之善,在其美好;城市之美,在其养民。一切为了人的美好生活,这是城市规划最根本的伦理追求。”

  生态是规划之基

  “一片树林已不复存在,一只小鸟永远失去了歌唱;一个现代化的下午,一柄电锯夺去了它们的栖居之所;一个个树桩连着树桩,一幅幅年轮图连着年轮图”,这是一位广西诗人描写城市化进程破坏生态的诗。

  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全国很多地方出现资源枯竭、土地紧张、环境破坏等生态问题。严峻的城市环境现状迫使人们反思以往的城市发展理念。“满足人们的需求是规划的出发点并没错,问题是‘以人为本’要有个前提,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说。

  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罗震东说,在资源约束越来越紧的形势下,如何探索基于我国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规划策略,真正成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之路,将成为本土城乡规划理论构建中最迫切、最现实的环节。

  在这方面,比我国更早进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有着很深刻的教训。受生态危机所扰,20世纪60年代以后,探讨“生态城市”理论的作品、书籍不断涌现,全球掀起生态城市的研究热潮。

  世界很多城市先后开展了这方面实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明确的生态建设目标和指导原则,重视公众参与。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于1975年创建了“城市生态学研究会”。该组织在美国西海岸的伯克利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城市建设活动。在其影响下,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生态农业和建设生态工业园,这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伯克利也因此被认为是全球“生态城市”建设的样板。

  国外生态城市规划在确定整体目标外,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集中力量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巴西的库里蒂巴市,从解决交通问题入手进行系统的生态城市建设。日本的北九州市则是从减少垃圾开始,探索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

  目前,生态学原理与规划学科的结合,已被认为是建设可持续城市的重要途径。与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相比较,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多学科专家的积极参与,并力求理论和实践的新突破。

  文化是规划之魂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城乡规划思想与理论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息息相关。“文化是贯彻城市发展始终的终极竞争力。城市发展越到高级阶段,文化贡献越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说。

  以上世纪规划界诞生的《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为例,它们分别以“雅典”和“马丘比丘”命名。雅典是西欧文明的摇蓝,马丘比丘则是南美洲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的象征。两大纲领性文件的背后是两大洲的文化根基。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主流的规划理论几乎全来自前苏联、欧美。这些理论对我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洋郎中治不了中国的本土病。无论多先进的外国理念,其指导实践也需要过程。”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规划师王春说。

  而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看来,我国在借鉴西方相关成果的同时,更应该探索基于中国现实环境和本土文化的规划理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国丰富的规划实践提供了完成本土理论的机遇和可能。”

  多位专家表示,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底蕴、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淡忘了许多源自传统文化的规划理论与方法。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武廷海说,文化流淌在血液中,建筑师、规划师应发掘历史文化,激活文化自信。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我国的城乡规划已成为当今国际城乡规划的前沿领域。罗震东等专家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弘扬倡导本民族文化,我国城市就面临着被全球化同质性迅速抹平个性差异的风险。如何构建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城乡规划理论,进而塑造更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关乎民族历史文化延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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