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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

  时间: 2011-04-08    已有人阅读过

“十二五”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发展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已成为基本趋势,结构调整不进则退。由于内外环境变化的约束,初步实现“突破”是有时间要求的,这取决于“十二五”能否在发展方式转型上取得重要突破。从这个角度看,“十二五”是调整结构的关键5年,是社会转型的关键5年,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5年。适应二次转型的大趋势,“十二五”需要尽快形成“以消费为主导、城市化为载体、低碳为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新格局。

过去30年,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有效解决了我国私人产品短缺的问题。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无论是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环境看,还是从中长期发展的要求看,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十二五”时期,只有推动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才能有效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才能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一、投资与出口主导模式难以为继

1.投资与消费失衡是现行增长方式的突出问题

(1)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消费增长的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的速度,导致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

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投资率由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9年的47.7%。有数据显示,同期世界投资率总体上稳定中略有下降,从1978年的24.2%下降到2006年的22.4%,其中,高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2%,中等收入国家为28.1%。在“金砖四国”中,2008年巴西、印度、俄罗斯联邦的投资率分别为18.9%、39.2%、25.3%。可见,我国投资率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国家。

另外,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前几年,我国净出口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加入WTO后增速加快,2005~2008年分别高达5.5%、7.5%、8.9%和7.9%,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略降至4.4%。

(2)同国际上比,我国消费率相对偏低。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0%,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20多个百分点。

1978~2005年,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从75.6%上升到78.8%。2006年,美国、日本消费率达到86.2%和74.8%,2007年,英国、德国、法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4.8%、74.7%、79.8%。同为“金砖四国”、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联邦2008年消费率分别达到80.9%、67.1%和63.7%。

(3)与历史相比,当前我国消费率处于改革开放以来较低的阶段。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消费率呈逐步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2000年为62.3%,2009年急剧降至48.0%,9年中下降了14.3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最为突出,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大的同时,居民消费占比却不断下降。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0年为46.4%,2009年下降到35.1%,成为历史最低点,9年时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

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十分突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2.1%急剧下降到2009年的23.8%。这一方面和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农村消费能力相对下降、消费信心严重不足。

(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内生增长动力相对不足。1979~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长分别为7.3%和7.2%,同期GDP年均增长9.9%,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1%。城乡收入增速比GDP增速慢2.6~2.7个百分点,仅为财政收入增速的一半。在社会消费能力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年均18%左右的增长,但消费依然不足,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失衡。

我国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如表3.5所示,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2007年的39.2%,而同期出口的贡献率有几年达到15%以上。

从拉动经济增长来看,2000年以后,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2003年投资对经济拉动6.3个百分点,而同期消费拉动3.6个百分点;尤其是2009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8.7个百分点,同期消费拉动4.1个百分点。

与各国相比,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偏低。例如,2008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6%,而同期印度为66.6%、俄罗斯为82.9%、澳大利亚为73.8%,均远高于我国。

2.新阶段投资主导模式不可持续

(1)我国投资产出率持续下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成本逐步上升。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生3.17元GDP,到2009年只能产生1.52元GDP,10余年里投资产出率下降了近一半。这表明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正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趋势。未来要想保持同一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相应需要成倍增加,有可能超出经济社会承受能力。从这点来说,随着投资产出率的逐步下降,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2)资源要素价格持续攀升是一个长期趋势。仅以土地要素价格为例,2000~2009年,我国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即使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土地交易价格也没有和其他要素价格一样下降。在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中,尤其以商业营业用地价格上涨最快,居住用地其次。由此看来,资源要素价格持续攀升是一个长期趋势,势必对投资主导的模式带来重大冲击。

(3)“刘易斯拐点”临近,劳动力成本加快上升。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型人口国家。200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8.5%。同时,15~64岁劳动人口比重开始逐步下降,这意味着人口红利正在递减,充足供给的劳动力格局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例如,过去几年中全国各省、市、区均不同程度地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到2010年底全国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市为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11元。最低工资标准的调高,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从企业工资总额在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中的占比变化趋势分析可以看出,2003~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占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6.77%下降到5.76%;但从2007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反弹,到2009年上涨到6.16%。初步表明,企业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很可能呈现触底反弹的态势。

(4)投资主导模式容易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当前的投资主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由于第二产业能给地方带来更大的GDP和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投资主导极易造成三次产业比例失调,各地支柱产业趋同。进入新世纪以来,服务业占比长期在同一水平徘徊并逐年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的贡献率(45%)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巴西(71.8%)、印度(75.6%)和俄罗斯(69.2%)。

3.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造成系统性风险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时,世界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其“牵连其中”,小则“伤风感冒”,大则“伤筋动骨”。尤其是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部需求基础之上,依靠出口驱动,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1)经济增长依赖外需导致经济风险增大。依赖外需主要表现为外贸依存度过高。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升高,2007年更是高达65.02%,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比别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初步稳定后,各国宏观政策就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过热的问题,而欧美等国仍然面临需求不振的挑战。不同国家宏观政策的不一致,加大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难度。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传统的出口空间在逐步缩小。一个基本判断是,即使全球市场需求能够恢复,也不是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的简单恢复。比如,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但其多采取出口导向模式,生产成本较低,将对我国出口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再比如,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高碳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将面临冲击。

(2)经济增长依赖外需容易带来社会风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东部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大量兴起,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国接近1亿的外经贸就业人员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市场影响,相应的社会风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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