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迟福林：扩大内需重在公共服务建设 4万亿投资要倾向民生

    [主持人]：您提出“扩大内需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我们想知道您是基于什么提出这个结论？

    [迟福林]：这是我最近两年一直在呼吁的事情，我在这里也可以讲几个例子。

    我到过西部农村去做调研。什么是使现代农民重新陷入贫困的首要因素，因病致贫、返贫能够占到新增贫困人口的70-80%。我们的教育，教育的不公平、不平等问题，在我们的收入分配中能占多大比例呢？能占到20-25%，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了。这几年中央财政对城市养老保险补贴至少有上千亿元人民币，可是到今天为止，农村的养老保险还是一分钱没有投，但我们今年准备推进这件事情。

    我讲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正如刚刚我所说的一句话，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资力度很大，在有些方面的制度建设上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进展。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我把它概括为由过去大家要解决吃饭的问题、穿衣的问题这样生存型的发展阶段，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在这个阶段，比如人的受教育程度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旅游问题，这些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发展型的消费开始成为一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了，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加大了，这个公共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基本公共服务，而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虽然有进展，但是和阶段性的这种要求相比还是显得不相适应，甚至是还严重的不相适应。

    可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适应阶段发展需求，尤其是公共需求转型的现实需要尽快地建立比较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才能够有利于扩大消费。

    比如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大家对未来的预期还看不清楚，子女的教育、医疗、养老不清楚的情况下，即使中低收入者有一点钱他们也不敢消费。预防性储蓄的倾向是难以改变的。更何况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

    因此，在这里我也要强调，要重在扩大内需，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这个制度建设第一就是我们要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城市和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有差距的，甚至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但是制度安排是不同的，这样一个不合理、不公平的安排是严重制约农村消费力的提升的。比如农民工进入城市十年、二十年，对城市现代化做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农民身份，他的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公共就业培训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这套制度应该尽快改变。

    第二就是我们有条件要建立一个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例如公共基本制度服务安排，比如现在的公共医疗，未来三年我们要用8500亿的投资力度来解决“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医疗”的目标，这就取决于公共医疗体制机制的建设。

    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与此同时，我们才能够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

    因此，最近这半年多我也在提出自己的这么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四万亿投资当中要明显地向民生方面进行倾斜。与此同时，还应该推出在改善民生、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上四万亿或六万亿的计划。由此才能够给大家一个良好的预期，由此才能真正地使大家能够放心地去消费。而且，也能够实际地拉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