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刘尚希：加快扩大内需的体制改革

刘尚希：加快扩大内需的体制改革

——中改院“危机与改革”形势分析会发言

财政部科研所    刘尚希

深化改革，应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在现阶段，应围绕扩大内需来做文章。扩大内需应是我们应坚持的一个战略方向，也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在全球经济短期内难以好转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如何，就取决于扩大内需的成效。

一方面，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明确，并正在实施，其效果也在逐步显现。但另一方面，扩大在内需的改革还不清晰。扩大内需，既需要相应的政策安排，也需要推进体制改革，同时并进才会受到良好效果。因为扩大内需涉及到许多体制性问题，仅仅依靠政策安排是有限的，而且也会使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扩大内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费，二是投资。就其难度、长远效果和兼容性来看，消费应是重点。扩大消费不如投资来得快，操作的难度也要大。因为扩大消费需要经过“分配——消费”的一系列中间环节，主动权在居民，而不是政府。而且这些中间环节都与体制、社会评价有关，不是单靠政策就能解决的。所以扩大消费是最难的。但是，消费属于最终需求，投资是引致性需求，如果消费需求能上来，投资需求自然就会带动起来。现在民间投资不太活跃，主要还是国内消费需求有限。可以想办法通过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投资，但关键还在于消费。若消费不能持续扩大，国民消费率不能持续提高，民间投资的扩大就没有动力。从长远效果看，消费应摆在首位。而且，消费也是改善民生、积累人力资本的物质载体，离开了消费，民生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空谈。就此而言，扩大消费，可以将短期需求与长期后劲结合起来，可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切实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消费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或者说扩大消费，可以产生多重效应。

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战略举措。要保证内需扩大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一时性，惟一的办法是通过体制改革，形成扩大内需的良好制度基础。

扩大消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居民的私人消费，二是政府的公共消费。从前者来看，这与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其核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近十多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是不断下降的，这是导致居民私人消费相对萎缩的直接原因。进一步分析，这是劳资关系导致的结果。表面上看，工资高低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与政府无直接关联。但实际上，与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劳动者权益长期来得不到保护有内在的联系。劳动者是被雇佣者，在企业工会组织普遍缺乏，无法形成集体谈判能力的条件下，工资是否提高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企业老板手中，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力。另外，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尤其是对农民工，由于户籍身份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仅仅在近两三年才开始有所改善。作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已经达到2.6亿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他们的劳动报酬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而难以提高，相应地，其消费水平也就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从整体看，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提高，而工资占比不断下降，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居民私人消费的整体水平难以提高。

政府的公共消费与公共服务的改革是直接相连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对居民私人消费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如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缺失，扩大了居民未来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当期消费，这也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二是降低了居民获取收入的能力。这是与就业能力相联系的。当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就业培训和指导等公共服务不足时，就业能力低下直接导致了居民获取收入的能力难以提高。这从广大的农民身上可以得到最直观的验证。农民就业能力不足，是农民增收难的直接原因。显然，这与公共服务改革的严重滞后是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