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刘尚希：为什么只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才提出扩大内需？

——中改院“扩大内需：体制与政策”形势分析会发言
（2009年6月28日）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扩大内需，我觉得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至少在当前还没有真正解决好，尽管从表面上看，现在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是：第一，究竟为什么要扩大内需？第二，怎么扩大内需？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扩大内需？

骤然看起来这已经解决了，不再是一个问题。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从深层次解决。从历史上看，扩大内需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十年前就已经就提出来了。1997年出现东南亚金融危机，外需受到冲击，1998年政府明确提出扩大内需，并上升为一种战略。可是，后来却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过了一阵子以后，外需再次起来了，扩大内需还要不要坚持呢？内需还重要不重要呢？显然，这都与我们对内需到底怎么来认识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扩大内需的决策就会左右摇摆。

如果外部环境好转，外需起来了，扩大内需很可能就会被放弃。1998年到现在十个年头，要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可能我们再也想不起要扩大内需。为什么总是在危机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内需的重要呢？如果没有这次危机，我们不会再次提出扩大内需。由此看来，扩大内需的问题并没有从认识上真正解决。

要深化对内需的认识，我觉得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内需和外需是不是一码事？性质是不是一样的？我认为性质是不同的。扩大内需可以实现共享式的增长，而扩大外需却做不到。

二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是什么？现在我们一方面讲扩大内需，同时也在强调稳定外需。在这里，我们要搞清楚外需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扩大外需就是扩大顺差。外需是什么？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说就是顺差。只要有顺差，才可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如果进出口的差额等于零，外需等于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等于零。如果是逆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是负的。所以，真正的外需是顺差，如果说我们在强调扩大外需，实际上就是要强调扩大顺差。过分强调扩大出口，就会形成顺差。人为地形成的顺差会导致什么结果？那就是抑制内需。我们把出口理解为就是外需，这是不对的。净出口是一个差额，形成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力。追求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进一步扩大我们的顺差。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了，现在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再追求这个顺差来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模糊的。出口不是外需，这是两个东西。若是过分地强调出口，最终的结果就是顺差进一步扩大，顺差扩大的结果，也就意味着内需进一步萎缩。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至今也没解决好。

迟福林院长：外贸大幅度滑坡，还是顺差。

是的，这表明内需下降得更快，进口肯定就下滑更快，结果还是顺差。

扩大内需，到底是当成一个经济增长的手段来看待还是当成一个目的来看待，我们更倾向于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得到结论是不同的。如果更倾向于从手段角度来看扩大内需，仅仅是个经济增长动力，外需起来，内需也无所谓了，反正都能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多地从目的角度来看，内需，关键是消费，消费是什么？就是目的，就是生产的目的，我们发展为了什么？最终是为消费。消费为了什么？就是人的发展。马克思讲的劳动力的生产、扩大再生产，就是要靠消费。消费本来是生产的目的，我们现在把它完全当成了一个的手段来看待。这与我们用短期经济分析方法来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分析经济发展，是密切联系的。

第二个问题，如何扩大内需？

我刚才说了，对于长期性问题，不能用短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短期来看，当前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但是，从长期看，其背后的支撑力量在哪儿呢？

我们现在是靠政府力量扩大了眼前投资，也想办法扩大一些消费，但是背后没有支撑力量，那是持续不了的。

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我觉得，应当分阶段来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一个阶段是应急。这个应急阶段，我认为已经过去。这好比病来了，很急，这个时候要应急，用各种手段稳住病情。这个阶段的重点自然是放在眼前的投资、消费上面。当然，在这些应急手段中，消费的应急效果不如投资明显。所以，重点放在投资上面，我觉得无可厚非。我们当前的政策也属于应急政策，其应急效应显著，但长期效果如何，要打一个问号。应急阶段现在已经过去，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进入第二个阶段：经济调理的阶段。治理危机，好比治病，一旦病情稳定下来了，重要的事情就是调理身体，包括加强营养，改变生活方式，让身体自身的力量战胜疾病，最终恢复健康。一个劲儿地靠吃药，急救手段经常化，是恢复不了健康的，只能适得其反。经济的调理就是要渐渐恢复市场的“元气”，复苏市场的力量。对政府而言，就是为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是创业、就业的良好环境，而不是隔三差五出新招。现阶段，不需要出台新的应急政策，而是需要调理经济的政策。

进入调理的阶段以后，我觉得重点要解决投资、消费背后的支撑力量。投资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民间投资。我发现，今年一季度的民间投资增长并不慢，全国增长是27.3%，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增长更快，分别增长41.8%和34.8%，而东部的增长稍微慢一点。除了北京、广东民间投资是负增长，浙江、上海、西藏的民间投资增长比较慢以外，其他的省份民间投资增长很快。这个民间投资是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国有、外商及港澳台控股企业投资之外。从行业来看，一二三产业的民间投资增长分别达到81%、36%和17%，在二次产业中，除了家具、纺织、炼焦等少数行业的民间投资增长较慢之外，其他行业增长相当快。现在看起来，在政府投资的影响下，民间投资增长的速度其实从一季度数据来看是不慢的。但是，民间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持续，我认为最终还是要靠消费。民间投资是什么东西？就是扩大再生产，而生产要靠什么呢？要靠消费，所以最终还要落到消费上来。归纳一下，在当前这种投资格局下，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是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的支撑力量就是消费。

那么，消费的支撑力量又是什么呢？有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增长，二是收入分配结构，三是消费预期。在既定的收入增长格局下，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预期。而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预期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主要与人力资本结构、公共消费密切相关。

人力资本结构与社会成员的能力分布结构是对应的。文化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创业能力以及健康水平构成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涵，在不考虑物质资本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低收入群体，往往都是人力资本少的群体，农民是最为典型的一个群体。在社会人力资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收入分配结构是难以改变的。

而消费预期与公共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制度等公共消费是分担居民私人消费风险的重要方式，公共消费不足，则意味着居民私人消费风险增大，私人消费就会下降，整个国民消费率就会降低。

显然，收入分配结构、消费预期的改变，离不开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能力起点公平，分担基本消费的风险。这具体体现在政府的人力资本积累、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政策和体制。这些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从长期意义上决定了国民的消费状态，包括消费率、消费的平等性和消费的安全性并反过来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其中，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具有关键性作用。对于收入分配结构，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城乡差距比较大，其实质是能力的差距，也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距。农民增收难，难就难在缺少人力资本，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低下。这是根本问题。现在政府给农民各种各样的补贴，有利于扩大农村消费，但能否长期靠政府补贴来扩大农民消费呢？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得要靠增强农民的能力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就业对农民来讲，我觉得不是缺乏就业岗位，而是缺乏就业能力；对大学生来说，就业难也是缺乏就业能力的另一种表现，说明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适合于当前的就业要求。现在，有劳动技能的农民工找工作很好找，而且收入也高。缺乏就业能力，我觉得这是根本问题。什么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人要不行，啥也不行。

所以，我觉得在进入经济调理阶段以后，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就变得异常重要，相关的体制改革是给投资、消费提供支撑力量的关键。

最后归结到一点，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到底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风险权衡。当前的形势判断是一种短期分析，解决不了长期问题。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权衡风险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与政府财政风险的权衡。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政府财政风险化解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公共风险，使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这就有一个权衡问题，政府财政承担风险能力有多大？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政府承担财政风险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再进行深入的分析。今年财政压力极大，估计预算赤字难以打住，今年扩大，明年怎么办？按照惯性，明年可能更大。

再一个就是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的权衡。我们现在化解了短期风险，会不会造成长期风险的积聚和积累呢？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深入考虑，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还得看以后。我觉得有可能。根源在于我们忽略了能力建设，尤其是农民能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积累。我们发展的指导思想已经转变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但是还没有内化到政策和体制中去，没有内化到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去，我们见到的还是物，人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人的能力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绝不是科学发展。人的能力问题，尤其是农民能力的问题，我认为将会制约整个中国前进的步伐，会导致我们国家发展的不可持续，因为中国农民是大多数，他们的能力不足，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农民收入增加不了，农民这个占人口多数的消费起不来，我们整个居民消费也上不来。2007年居民消费率35.6%，低于1978年的48.8%，居民私人消费率下降了13百分点。而其中农村居民的消费率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仅仅9.1%。农村居民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只有25.6%，城市居民占74.4%。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只有城市居民消费的三分之一，由此不难看出，消费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农民。但如果农民能力不提高，收入难以增加，消费力怎么提高？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经济调理阶段，应当有一个清晰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规划，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利用当前这么一个机会，大力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强农民能力建设。而且，这既是解决工业化中高素质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也给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农民的能力不提高、素质不提高，仅仅搬到城里去住，那不叫城市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